施蛰存作品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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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民的分类史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文化”与“文学”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
　　但是总的意念呢？
　　为人民服务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以讲作“代替”。
　　大学生：代替人民服务？是谁？
　　教授：冒名顶替的壮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穷汉，考场里的枪手，多着呢！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为字也可以讲作“做”，就是白话文的“作为”。
　　大学生：作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
　　教授：你读错了，要加逗点。“为人民，服务！”这是说，你作为人民，就应该服务。
　　大学生：这话是谁说的？
　　教授：官。
　　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是《论语·颜渊》的一章，我从二十岁读到今天，还是不懂。
　　子贡问如何行政。孔老师说：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国防线上有足够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这个官儿了。博得人民信任，当然国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两个条件。
　　可是，子贡却问：如果有必要减去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三件中，应该首先减去哪一件？
　　这样，可见子贡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治国条件的。那么，这个“之”字如何讲法？这个“矣”字又如何讲法。
　　奇妙的是孔老师的回答：“可以先裁军。”
　　子贡又追问，留下的两个中，有必要时，可以先减去哪一个？
　　老师说：“可以让人民没有饭吃。”接下去解释道：“没有饭吃，大不了饿死。死有什么要紧？从古以来，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紧，没有人民的信任，就无法立国了。”
　　老百姓都饿死了，国土都被敌人占领了，还有一个人民的信任可以维持政权，怪不怪？
　　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这个名词，我以为应当废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建国，把沙皇俄罗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学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内，全部俄罗斯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死文学、反动文学。
　　托尔斯泰的文学，也只有一面镜子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怀柔政策，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于是，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文学遗产。
　　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才成为遗产。当他生存的时候，是财产，不是遗产。
　　既然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确定以后，取得了这份遗产，遗产就消失了，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起分。
　　可知遗产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俄罗斯文学如果到今天，还是遗产，这份遗产似乎永远存在银行里，由律师或公证人保管着，没有继承人。
　　为什么还要学习并纪念普希金？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郑重地到上海来给普希金铜像献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
　　所以我以为，文学遗产这个名词该废除了。中国文学史永远活着，永远在前进，没有死亡过。
　　又一份遗产
　　前几天，对“文学遗产”挑剔了一下。今天展开报纸，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学也是一份遗产——文化遗产。
　　几百个新、老、中、外儒学家，开了一个大会，讨论这一份文化遗产。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孔门的子孙着实不少，如果讨论的是如何分配这份遗产，估计每人分到的不过一丝一毫，吃一碗阳春面都不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数，就儒、释、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遗产被“四人帮”继承了去，浪费完了。现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遗产。和尚道士，还在清理财产阶段。
　　这一份儒家的遗产，经过十年批臭，已经没有人想要。在国产文化缺货的情况下，国际文化贸易商人引进了成批的外国文化，货源充足，市场繁荣，成为盛极一时的畅销商品。
　　于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顺眼，主张提倡国货，要用国产品白猫洗涤国民的精神。可是，资产阶级文化虽然不守四项原则，却实实在在是“拿过来”了。虽然没有过户，却也承认它是外商投资，而不是遗产。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虽然是“珍贵的中国文化”，还只是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人忙着纪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诞辰，为这份遗产大登广告，还吹嘘这份遗产可以用来向国外投资，帮助开发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送到资本主义大国去生产文化杀虫剂。
　　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它还只是一份遗产。
　　国粹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华裔外籍学者寄来的。他（或她）买到了我编的两本《词学》集刊，来信恭维一番，说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国粹之功”。
　　这封信来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间还有“国粹派”。
　　这回虽然在外国发现，安知大陆上已经没有？
　　遗产派，国粹派，正好是一对敌我矛盾。
　　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不是遗产派，就是国粹派。
　　要做“第三种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却是宣扬“中庸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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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年　
　　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他有不少著作留传下来，著名的政论文、演说稿、书信、杂文，不下几百篇。可惜中文译本只有梁实秋译的一本《西塞罗文录》，还是三十年代的事。最近听说又有了新译本，内容还是梁实秋译的那几篇，我还没有见到，不知译笔会不会比梁实秋好些。《西塞罗文录》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我当年读了很感兴趣。不过，西塞罗只活到六十八岁，就被人暗杀。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我国今天的法律上规定，男子六十岁退休，女子五十五岁退休，这样说来，六十岁才开始进入老年，他还没有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呢。
　　老年，老人，这个老字，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概念有过几次变动。有一个现象，大可注意。汉代以前，一个人，过了七十岁才算是老了。孔夫子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下面就不说下去了。另外，他还说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在孔子的时候，七十岁以后，才算进入了老年。
　　所以汉代的字典《说文》注释这个“老”字，明确地说：“七十曰老。”可是，这个标准，到了后世，似乎只有做官的人可以保持不变。“七十而致仕”，从周朝到清朝，没有改变过，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到七十岁退休。老百姓呢，老得早了。皇侃注《论语》说“五十以上为老”。《文献通考·户口考》说：“晋以六十六岁以上为老，隋以六十为老，唐以五十五岁为老，宋以六十为老。”这样看来，在人民中间，老的概念，曾经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游移不定过。汉朝以后，只有做官的人有特权比老百姓迟老十年。
　　不管六十也好，七十也好，反正我已经毫无问题地老了。中年、青年、少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观念，都遗弃了我，我也遗弃了它们。我和中、青、少年之间，显然存在了不同广阔的代沟，我已主动又被动地进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王国。我的一切观念，如果不赶紧自己交代，现在和将来的中青少年是不会理解的。于是，我也来谈论老年。
　　说起老年，就想到晚年。根据传统的修辞用法，晚年不一定是老年，老年也并不年年都是晚年。太阳即将落山，夜幕尚未降临，这时候叫做晚。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尽，还没有死，这年龄叫做晚年。晚年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固定年数或年期。一个在五十岁上逝世的人，他的四十八九岁就是晚年。四十四五岁，就不能说是他的晚年。我第一次退休，是在一九七五年，“工宣队”送我回家，祝颂我晚年愉快。我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健康祝颂老年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诅咒他快死埃在我辈老人的词汇里，“晚年”这个语词仅仅在讲到一个已故世的人的最后几年才用到，从来没有当面对生存的人用的。
　　记远不记近，这是老人十拗之一。我在青少年时，和老辈讲话，他们对十年、二十年前的事，会说得清清楚楚，对十天八天以前的事，却想不起来。我当时也想不通，以为这是老年人的古怪。现在我自己明白了。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许多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年纪越小，这种深刻的印象也越多。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五六岁时，住在苏州，父亲带我到虎丘去看迎神赛会。一尊巨大的“老爷”（神像）由许多人抬着走过，那老爷的眼睛会闪动，十分威严。我非常害怕。这是第一次看见，印象最深，永远记得。以后还看过几十次迎神赛会，都不很记得了。到了老年，每天的生活，差不多平淡无奇。昨天和前天一样，前天和大前天一样，没有特异的情况，因而也没有深刻的印象。所谓记远不记近，也并不是说，凡年代久远的事或人都记得，凡最近的事或人都不记得。只是过去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多；老来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少。这就是老人记远不记近的理由。说穿了，也并不古怪。
　　老人饶舌，说话滔滔不绝。他愈说愈高兴，听的人愈听愈厌烦。这情况也确是有的。
　　不过，这并不是一切老人的通玻有些老人恰恰相反。他们沉默寡言，似乎很不愿意开口。这等老人，我们留着耽一会儿再谈。且说饶舌的老人，也有好几种。一种老人是长久孤独地耽在家里，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也没有机会说话。忽然来了一个客人，老朋友，老同事，多年不见的亲戚，双方都有许多可说的话。于是，老人的话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这种情况的老人饶舌，客人不会厌烦，因为客人知道，是他自己引逗出来的。在老人这方面，其实也不能说他饶舌。也许他已有好久不说话，今天只是并在一起总说罢了。
　　如果来了一个普通礼节性拜访的客人，原来只打算向老人问候一下，坐一会儿就走。
　　可是，他想不到给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使他没有站起来告辞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总是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客人绝没有引逗他，他会自己搭过去。
　　有些客人，可能已经听他讲过好几遍了。可是，老人自己不记得，客人也不便说破，只好恭听下去。这种老人，确是饶舌得可厌。不过，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理解他，容忍他，静静地听他讲，千万不要打断他。老人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是他的孤独的退休生活的兴奋刘。让他自我陶醉一下吧。
　　至于那些沉默寡言的老人，也有几等。一等是体力已经非常衰弱的老人。他的肺功能已经不能说话。偶然应对一句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对于这一等老人，做客人的最好尽快告退，不要伤害他所余无几的体力。另外一等沉默寡言的老人，大多是胸有城府的哲人。有些是世故人情阅历得多了，他知道“言多必失”。既已退出社会，犯不着再冒风险，于是他守口如瓶，一言不发。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或则笑笑。如果你要追问他，硬要他表态，他总是简单地回说：“不知道”，“不清楚”，“我没意见”。这是一种非常谨小慎微的老人。另外还有一种悲观厌世的老人，他们是犬儒主义者。你去访问他，他招待你，客气得很，显得很殷勤。但是，他只听你讲，绝不搭话。而且对你讲的话，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你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你也不知道他听清了没有。有时他忽然对你微笑，你也无法理解，这是他感到兴趣呢，还是讽刺？
　　我宁可面对一个饶舌的老人，不愿意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老人怀旧，这和记远不记近不同。怀旧是对无论什么事物，老人都以为从前的好。
　　物价是从前廉平，饮食起居是从前考究、舒服，人情是从前厚道，社会是从前安定，生活是从前富裕……所谓“从前”，都没有一定的年期，十年前是从前，二十年前也是从前。六七十岁老人所怀念的从前，总在二三十年之前。八九十岁的老人，怀念的常是四五十年之前。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每一个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是他的黄金时代。
　　饮食服饰的享受，世故人情的经验，亲戚朋友的交际，事业知识的发展，乃至财富产业的累积，成败升沉的阅历，都在这三十年中。这三十年间的社会和生活，是属于他的，他知道得很清楚。过了五十岁，一步一步走入老境，社会渐渐地远离了他，生活境界渐渐地简单、缩校他失去了活力，不会增加新的知识。于是，他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
　　因为他无法享受现在的好。碰到一些固执的老人，他还要拒绝享受现在的好。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还有些不服老的老人，他们还能精神焕发地跟上时代，不甘落伍。扬扬自得地和大伙儿一起跳老年迪斯科。也有人带着老伴坐咖啡店，听音乐，挤在年轻人中间卖弄他们的鸡皮鹤发。这一等老人，大约不会怀旧，不会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不过，我想想，还是要劝他们回去，坐在沙发上，喝一杯清茶，追怀从前的好。老人怀旧是正常的，趋新是变态。
　　有人提醒我，老人还有一个特征：嘴馋。不错，老人确实嘴馋，常常想吃。我自己就是这样。不过，青年人不会发现，老人想吃的是什么？我自己很明白，老人的嘴馋和青少年不一样。老人嘴馋，并不是食欲亢进，而是多少和怀旧有关系。老人并不想吃他没有吃过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不在他的知识和记忆里。老人尽管嘴馋，想吃，可是，把他想吃的东西办到，他也不会狼吞虎咽，只吃了一点点就满足了。从怀旧的感情出发，我常常想吃年轻时以为好吃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现在还可以吃到，我也总以为从前吃的比现在的好。例如，一九三八年暑假，我在越南河内，吃到很好的香蕉、椰子、芒果。
　　五十年了，似乎余味犹在。上海虽然也可以吃到香蕉，偶尔也可以吃到椰子，但我总是想吃河内的。至于芒果，上海已多年不见，见了也不会嘴馋。黄鱼、带鱼，向来是中等人家餐桌上的日常菜，从来不上筵席；现在呢，一盘松子黄鱼，比从前一大碗鱼翅还贵，带鱼的市场价格反而比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