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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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辞，杜变化在意与格。
　　这两个论点，也注意到杜甫与李白在创作方法上的不同，杜甫重“意”，李白使“气”。可知王世贞着实研究过一番杜甫的诗论，不是从直觉得出的结论。但是，他说：“杜变化在意与格，”这里的“格”字，我以为应改为“律”字，因为格还是属于意的。
　　杜甫的诗论，并不是他一家的独见。《文镜秘府论》有《论文意》一篇，专论诗文造意之法，有云：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探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前一条就是杜甫所要求的要有“新语”，后一条完全与杜甫的“飞动”说符合，可知杜甫的这些诗论，都代表了盛唐时流行的观点，没有《文镜秘府论》，就难于取证了。
　　一九八○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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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三寸尚能雄”　
　　上星期写了一篇《喜读三叶集》，重温一本旧书，昨天在黄裳书架上发现一本港版新书《三草》，可谓有草叶因缘。去年曾有人抄示过聂绀弩同志的一些名句，以为是友朋中抄传出来的，却不知已印出专集，真惭愧我的孤陋寡闻。
　　向黄裳把书借回，灯下展读终卷，在又惊又喜之余，涌起了许多思绪。我不记得有没有会过聂绀弩同志，仿佛会过一面，也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至于聂绀弩同志的文章，三四十年代曾读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把他的文艺评论文章和旧诗联系起来。《三草》中有和雪峰诗二首，乃知冯雪峰也写过旧诗。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八年春，雪峰在我家小楼上住过半年，我们天天谈文艺，就是不谈旧诗。我当时爱读李商隐，一部《玉溪生诗集》常在书桌上，雪峰翻也不翻，有时还斜瞥一眼，给一个“无聊”的评语。于是我读我的李商隐，他翻译他的石川啄木。岂知四十年后，雪峰也做起旧诗来了。近几年来，还看到过茅盾、冯至、沈从文、臧克家等人的旧诗。我想，难道一顶南冠，十年浩劫，竟把许多新文学家改造成旧体诗人了吗？这是什么缘故？我的解答是：旧体诗还有生命力，还有魅力。读罢《三草》，又觉得它还有发展的前途。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一别三十年，我对聂绀弩同志简直应当折腰致敬了。于是我写了本文，十分有理由地为他“吹捧”。
　　中国旧体诗词，唐宋以后，几乎可以说已定了型，没有发展。直到梁启超、黄公度，才有意来一个“诗界革命”，但也只限于使用许多新名词、新事物。在平仄对偶的条件之下，这些新名词、新事物也还受到限制，不能随意尽量使用。王半塘作《八声甘州》词，用了一个“乌里雅苏台”，一时词人为之叫绝，可是也始终只此一句，没有能发展下去。《人境庐诗草》盛行过一时，有许多人摹仿，也终于还是酒阑人散。
　　聂绀弩同志的诗，在运用现代新名词、新事物，或俗字琐事这方面，还是追上了梁启超、黄公度的脚迹，不过他用得比梁、黄更活，更浑成，如“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以及最为人传诵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都是不刺目，不碍口的妙句。不过这条路子，也并不是梁启超、黄公度开创的，诗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杨诚斋，词如辛稼轩、陈维崧都早已作过尝试。陈宗石称其兄维崧的《迦陵词》把“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甚至俚语巷谈，一经熔化，居然典雅，有意到笔随，春风物化之妙”。这段评语正可以移用于《三草》。因此，我以为这还不是聂绀弩诗格的第一个特点。
　　我说，聂绀弩旧体诗的更大的特点是它的谐趣，一种诙谐的趣味。这是传统中国诗里最少见的，日本俳句里却有不少。一个人对待反映各种时代现实的世态人情，持过于严肃认真的态度，或无动于衷的态度，都不会有谐趣。只有极为关心，而又处之泰然的人，才可能有谐趣。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谐趣也不同于西洋的幽默，幽默要有一点讽刺。《北荒草》第一首《搓草绳》诗句云：“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挑水》的“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脱坯》诗的“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拾穗》诗云：“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
　　《马逸》二联云：“无谔无嘉无话喊，越追越远越心灰；苍茫暮色迷奔影，斑白老夫叹逝骓。”《受表扬》云：“梁灏老登龙虎榜，孔丘难化溺沮身。”全首诗则有《寄高旅》、《萧军枉过》、《悠然六十》等，都是极饶谐趣的诗篇。使人读了禁不住一笑，佩服其设想之妙。
　　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聂绀弩同志的谐趣，背后隐藏着另一钟情绪：沉郁。例如“文章信口雌黄易”这一联底下却来了“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读到这一联，你还能笑吗？此外如“坐老江湖波涌跃，起看天地色玄黄。”“最是风云龙虎日，不胜天地古今情。”《雪峰六十》诗云：“天下寓言能几手，酒边微语亦孤忠。”
　　又《挽雪峰》诗颈联云“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恸辈行情。”而颔联却是“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赠答草》序诗云：“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
　　《锄草》云：“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寄高旅》云：“老夫耄矣人谁信，微子去之迹近哀。”《真宅》诗云：“乾坤定后无棋局，酒肉香中一佛徒。”《三草》集中有许多诗不是上联有谐趣，下联见沉郁，就是一句有谐趣，一句见沉郁。这个创作方法，聂绀弩同志自己说明了：“江山闲气因诗见，今古才人带酒怀；便是斯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俳谐。”（《即事赠雷父》）正是以谐趣寓不易说之情，所以这谐趣成为一种破涕之笑，创造了诗的高格。
　　从正统旧诗的标准来衡量，《三草》中也有许多耐读的佳句，如“天下人民无冻馁，吾侪手足任胼胝。”“草木深山谁赏美，栋梁中国岂嫌多。”“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非才碌碌邀奇赏，国士惺惺肯远来。”“青春此世如乌有，迟暮于人亦等零。”
　　“西风瘦马追前梦，明月梅花忆故寒。”这些联语也都是感情极为沉郁的。
　　《三草》是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出色的旧体诗，体虽旧，诗却很新。所以我说旧体诗似乎还有发展的前途。不过要再出现这样一个诗人，却并不容易。我写完了我的读后感，奉题一诗为证：荒漠归来赋恼公，管城三寸尚能雄。
　　灵均愁瘁何人识，曼倩诙谐取自容；
　　大地山河棋一局，弥天风雪酒千钟。
　　撑肠芒角难消得，付与攒眉苦笑中。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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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他的生平不甚可知。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盐铁判官。刘长卿有《哭张员外继》诗，自注云：“公及夫人相次没于洪州。”大约就在大历末年。他的朋友，除刘长卿以外，有皇甫冉、窦叔向、章八元、顾况，都是诗人。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元年至大历暮年诗人二十六家的诗一百三十二首，其中有张继诗三首。高仲武评云：“员外累代词伯，积习弓裘。其于为文，不自雕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从评语看来，可知他家世代是诗人，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他是谁的子孙。他的诗见于《全唐诗》者，只有四十余首，其中还混入了别人的诗。但宋人叶梦得曾说：“张继诗三十余篇，余家有之。”（《石林诗话》）可知他的诗，在南宋时已仅存三十余首了。
　　在唐代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汇》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接武”一级中。如果这首《枫桥夜泊》诗没有流存下来，可能今天我们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这首诗首先被选入《中兴间气集》，题目是《夜泊松江》。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为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诵于众口了。
　　从现存的张继诗中，可知他到过严州，有《题严陵钓台》诗。到过会稽，有《会稽郡楼雪霁》、《会稽秋晚》诗。也到过苏州，有《游灵岩》、《阊门即事》和这首《枫桥夜泊》诗。大约诗人在吴越漫游时，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某一个码头边歇夜。
　　吴江的下游就称松江，故至今合称吴松江。流过上海的这一段，现在称为苏州河。
　　“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一句说明了季候。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
　　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下弦。旅客在船中睡眠，这不是愉快舒服的睡眠，而是有羁旅之愁的睡眠。这一夜的睡眠又无人作伴，只有江上的枫树和夜渔的火光和旅人相对。这一句本来并不难解，只是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对愁眠，就是伴愁眠之意。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直到现代，还有人引此说来讲此诗，大是谬误。接下去，诗人说在这样光景之下，旅客已经不容易入睡了，何况又听到苏州城外寒山寺里的钟声，镗镗地传来。这首诗是一般的赋写景物的诗，没有比兴的意义，读者也无可深入研究。
　　可是到了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又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这样，问题总算解决了，欧阳修被群众认为少见多怪。
　　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一处名胜古迹。
　　在北宋时就有好事的慈善家捐资修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有一段记录云：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
　　孙承祜尝于此建塔，迎长老僧庆来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面山临水，可以游息。
　　旧或误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
　　据此可知寒山寺在宋代为普明禅院。凡是称“禅院”的，人民习惯上都还是称之为寺。那么它应当是普明寺。但是叶梦得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石林诗话》）这里又出现了枫桥寺的名称。大概寒山寺、枫桥寺都是俗名，而普明寺是正名。不过，由于张继此诗的影响太大，自唐代至今，一般人都只知道寒山寺。
　　枫桥，在北宋时已误为封桥。王郇公是王珪，北宋仁宗时宰相。元丰六年封郇国公。
　　他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因此就纠正了封字之误。由此可知他写的诗题是“枫桥夜泊”而不是“夜泊松江”。关于这首诗和诗题，我们不免还有怀疑。如果张继的船就停泊在寒山寺外枫桥下，那么他听到的半夜钟声，一定就从岸上寺中发出，为什么他的诗句说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而且这钟声是“到”客船呢？我以为《中兴间气集》选此诗，题为《夜泊松江》，这是张继的原题。他的船并不是停泊在寒山寺下，或说枫桥下。而是离开寒山寺及枫桥还相当远的松江上。这样，第三、四句诗才符合情况。《枫桥夜泊》这个诗题，看来是宋代人改的。《全唐诗》在此诗下注云：“一作夜泊枫江。”可能这一段吴江又称枫江。后人不知，改为枫桥。由“夜泊枫江”而成为“枫桥夜泊”。
　　王珪写刻的《枫桥夜泊》诗碑，没有拓本传到今天，不知有无文字异同。南宋时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其中提到这首诗，第二句却是“江村渔火对愁眠”。到明代，王珪所写的那块碑大概已经遗失，因此由苏州书家文徵明再写一通，亦刻于石。这块碑，到了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曲园）又写刻了一块诗碑。俞曲园这块碑正面写张继诗，后附跋语三行，文曰：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筱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
　　碑阴还刻有附记八行，文曰：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
　　明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
　　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这是俞曲园写诗时对原诗文字发生了疑问，就写了这一段诗话。光绪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六年），筱石中丞是江苏巡抚陈夔龙。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刻在碑侧。正书五行，文曰：张懿孙此诗，传世颇有异同。题中枫桥，旧误作封桥。《吴郡图经续记》已据王郇公所书订正。诗中渔火，或误作渔父，雍正辑《全唐诗》所据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则亦不以父为定本也。《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可依据。曲园太史作诗以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光绪丙午，余移抚三吴，偶过此寺，叹其荒废，小为修治，因刻张诗，并刻曲园诗，以质世之读此诗者。贵阳陈夔龙。
　　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历代传抄，文字谬误，产生了这许多纠葛。俞曲园虽然说“千金一字是江村”，可是他自己却仍然写“江枫”，于是他的写本，正如陈筱石所说，从此成为定本。寒山寺因张继的诗而成为苏州著名的古迹，俞曲园的书法又为当世所重，而且俞曲园就在当年十二月逝世，这块诗碑极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必去寒山寺观光，顺便买一张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回去作纪念。但是流传的拓本，只有碑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并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
　　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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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秉仁的《提要》　
　　十二月十七日《新民晚报》第二版《文学窗》，发表了贾植芳同志谈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其中提到天主教神父善秉仁编的《中国文艺批评》把五四新文学划分为“可以公开读”、“不宜公开读”、“只能参考读”和“绝对不要读”四大类。贾植芳同志以为，要看“作品是否合乎天主教义”，用这个标准来为文学作品分类，这是一种“疏误”。
　　其实，并不是疏误，而正是这本书的任务。善秉仁是徐家汇天主堂的法国神父。他用法文写的《中国文艺批评》，我没有见过。但他用英文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我倒还有一本。
　　这本书并不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它是为天主教文化教育政策服务的。
　　这本书中，每一篇提要后都注明在四大类中属于哪一类。书出版后，发给全中国的天主教所办学校及文化单位，以后各图书馆购置文学书，必须参考这本《提要》。各中学图书馆，只许购藏第一类“可以公开读”的书给学生阅读。这些书被称为“洁净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善秉仁神父。但事实上这本书不是他写的。这本书是许多天主教徒分别担任写稿，而由苏雪林为挂名总编辑的。苏雪林是武汉大学教授，以《棘心》一书成为著名的女作家，又以《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成为著名的李义山研究者。抗日战争一开始，她立即捐献价值八千元的金饰物为劳军之需。一时声名大噪，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但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于她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她也不会欢迎。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住在文化广场旁边暨南大学教师宿舍。暑假中，有一天，苏雪林忽然来看我，说是抗战八年，没有会见，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