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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作品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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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杂录》云：“筝只有宫、商、羽、角四调，临时移柱，以应二十八调。”可知移柱是为了配合各种宫调，是弹筝的特技。王建《宫词》云“玉箫改调筝移柱。”晏叔原词云：“却倚鹍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姜白石也有“玉友金焦，玉人金缕，缓移筝柱。”筝有十三弦，一弦有三柱，共三十九柱，斜列如三行飞雁，故又称筝雁。
贺方回词云：“秦弦络络呈纤手，宝雁斜飞三十九。”洪景伯词云：“风鬟飞乱，寒入秦筝雁。”赵虚斋词云：“何人金屋，巧啭歌莺，慢调筝雁。”晁次膺词云：“旧曲重寻，移遍秦筝雁。”这里更是明白说出“移筝雁”了，可以证实姜白石的词句肯定是“小乔妙移筝雁”，而“移筝”是不通的。可是，夏臞禅校注姜白石此词，却肯定“移筝不误”。这已使我诧异，底下又引冯延已词“谁把钿筝移玉柱”来作证明，真是不可思议。冯延已明明说是“移柱”，夏老却用来证明“移柱”即“移筝”。
姜白石把五四结构的两句改为六三结构，自有他的音乐根据。读者只能依据文义断句，移的是筝雁（柱），而不是筝，那就不能为“雁啼秋水”这个成语所迷惑，而硬把一个“雁”字拉下来。
“啼秋水”是一个用得很巧的双关语。既以筝柱比之为雁，于是词人就以筝声比之为秋水上的雁啼声。元代词人吴元可词云：“弹筝旧家伴侣，记雁啼秋水，下指成音。”
但“秋水”又为历代诗人用以比拟妇女美目之词，故“啼秋水”亦可作“泪眼”解。张子野词“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草堂诗余》即引白居易诗“双眸剪秋水”来作注释。姜白石这一句即转到弹筝人的姿色。柳，指眉；云，指头发，故下句云：“更何必十分梳洗？”如果把“雁啼秋水”连结成一句，则上句成为不通的“移筝”，下句“柳怯云松”也无法理解了。
不过，周邦彦诸人所作，“水”字处是韵，故夏臞禅亦在“雁啼秋水”句下用句号。
现在，我既以“雁”字还给上句，则尽管“水”字仍是韵脚，却只能用逗号了。这是乐句与词句的参差，对歌唱没有影响。杨升庵《词品》中已说明这一现象，万树《词律》中也常有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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莼羹
今天收到《读书》第九期。看了一篇蒋竹荪的《一字之谜》，从梁实秋的一篇文章说起，谈到了《世说新语》中那一句“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问题，于是，这个从宋朝人开始提出的疑问，又展开了一番讨论。
梁实秋据唐人赵璘所著《因话录》中一条，以为“未下”乃“末下”之误。“千里”和“末下”都是地名，因而感到翻译中国古书之难。
蒋竹荪以为江苏溧阳有千里湖，可以为地名之说作证。但“末下”是地名，却不见载籍。因此，他以为“未下”不误。
赵璘以为莼羹不用盐豉调味，故肯定“未”字必为“末”字之误，然而他又说不出“千里”和“末下”这两个地方在哪里。
梁实秋又引了杜甫、梅圣俞、黄庭坚的诗，都说莼羹应用盐豉调味，因而愈加感到“难以索解”。
蒋竹荪又从《齐民要术》中找到许多资料，都可以证明做莼羹是应当用盐豉的。于是他对“未下盐豉”这一句作了新的解释：“其中隐含如下盐豉，将比羊酪更美之意。”
又说，“这是所谓文字简奥处。”
以上是这一番讨论的纲要。接下去谈谈我的意见。
陆机是东吴人，向来为中原人瞧不起。陆机到洛阳，洛阳人士都称之为“吴儿”、“伧父”。王武子拿羊奶来夸傲陆机，问他：“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莼羹，就是莼菜汤。盐豉，就是盐和酱油，江南的莼菜，盛产于松江的泖湖。古时泖湖极大，有长泖、圆泖、大泖，合称三泖。宋元以后，逐渐被围垦，湖面愈小，青浦的淀山湖，只是泖湖的一角。泖湖，古代称为茆湖。茆，就是莼菜的古名。由此可见莼菜是我们松江的特产名菜，可惜现在它没落了，产量极少。杭州西湖上菜馆供应的所谓“西湖莼菜”，都是萧山湘湖产品。
泖湖莼上酒席供应的都是春天采取的嫩叶，称为“春莼”。到了秋天，叶大而老，称为“秋莼”。明清以来，我们松江诗人赋咏的，都是春莼，而两浙诗人所赋咏的，往往用“秋莼”字样，朱竹垞诗集中就有好几首诗词提到“秋莼”。这或许是用张翰“秋风起而思莼鲈”的典故。但这个典故，不能证明江东以秋莼为美味。
莼菜汤是一种清香的汤，江南人家做此汤，从来不加盐豉。《齐民要术》和杜甫、梅圣俞诗中所说，都是北方人吃法，大约陆机在洛阳已知道北方人不会吃莼菜，不免有些笑他们外行。王武子以臊腻的羊奶来夸傲中原食物之美，陆机以清淡的莼羹来夸傲江东食物之美，顺便讥笑了北方人不会吃莼菜。所以他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他的意思是说：下了盐豉，就不能与羊奶比了。
现在还有一个“千里”，至今无法讲通。溧阳有千里湖，但没有听说过溧阳莼菜。
我怀疑这个“千”字，恐是误字。金山县有一个镇，名为“干巷”，正在泖湖边上（古代），可能在古代，名为“干里”。古地应用“里”字的，后世都改用“镇”、“巷”等字，说不定干巷就是干里，而干里是莼农集中之地，故曰“干里羹”。金山人至今还称泖湖一带地区为“泖里”，或写作“泖里”。有人编过一部《干巷志》，我没有见过，不知书中有无讲到地名的起源。
赵璘《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一九九一．十．二十三
［附录］
《莼羹》一文的补充章锡良
施蛰存先生于十月二十三日的《新民晚报》副刊上的《莼羹》中说：“赵璘《因话录》中没有这一条关于‘莼羹’的记载，大约梁实秋记错了。我记得这一条见于宋人笔记中，但一时也无从查起。”
施先生不愧为一位严肃的学问家，确是梁实秋先生记错了。经笔者查考，施先生所说见于宋人笔记中，是不错的。在宋代有一部与赵璘的书同名的《因话录》，作者曾三异（字无疑，号云巢），其中有一条云：“莼羹：‘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多以淡煮莼羹，未用盐与豉相调和，非也。盖‘末’字误书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处产此二物耳，其地今属平江郡。”这段文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郛三种》中的涵芬楼的百卷本。另一种的明刻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文字基本相同。唯最后一句不同：“其地今属江干。”
“江干”二字提供了一点信息，即施先生所说，“千里”也许为“干里”之误。在松江县机山东的天马山，又名干山。在金山县东南有干巷镇，一名干溪，旧名干将里，干山也好，干巷也好，均与干将的传说有关。所以《世说新语》中说的“千里莼羹”，极大可能是“干里莼羹”。
《说郛三种》中的明刻一百二十卷本的书名作《同话录》。但《中国丛书综录》在著录时，都写作《因话录》，可将赵璘与曾三异的书看作为异书同名。
一九九一．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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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禅意
昨天刚写好一篇《禅学》，对禅和子说了些不敬的话，顺便也提到宋人以禅喻诗，把诗弄得非常玄妙。不过文章目的不在谈诗，因而也没有多说。
今天整理书架，偶然找到一本《文史知识》，随手翻开，就看到一篇禅学者赏析王维诗的玄文，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例证。
文章累累三千字，把王维的一首二十字的五言绝句赏析得禅味甚浓，倒也亏他有此别才。现在我且先抄出开头两段，来赏析他的赏析：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王维著名的田园组诗《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笔树。辛夷坞，因坞中有辛夷花，故名“木末芙蓉花”，由《九歌·云中君》“搴芙蓉兮木末”句点化而来，木末，即树梢；芙蓉花，这里实指辛夷花，因芙蓉与辛夷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在裴迪的《辋川集》和诗中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两句可证。
这是第一段，赏析诗的文本。诗题是《辛夷坞》，王维的辋川别墅中的一景。诗是咏芙蓉花的。以芙蓉为名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水芙蓉，即荷花。一种是木芙蓉，木本植物，亦称地芙蓉。现在，水芙蓉仍称芙蓉花，用不到加一个木字，因为荷花，除了做诗以外，没有人称之为芙蓉了。“木末芙蓉花”，是点明所咏的是木芙蓉，句法虽然出于屈原《九歌》，却不是“点化”。
辛夷坞中，未必只有一种辛夷花。作者明明说是芙蓉花，赏析者硬说它“实指”辛夷花。为什么？理由是“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这个理由，这样赏析，能服人吗？
我如果做一首咏菊花的诗，能说“东篱黄蜀葵”吗？花色也相近，可以这样代称吗？
作者还引裴迪诗，“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用以证明“芙蓉”就是指“辛夷”的。这个证据，提得也非常牵强。我以为反而可以证明辛夷坞中也有木芙蓉花。再说，裴迪没有说明是木芙蓉，他这句诗也很可能是说辛夷花的颜色可以乱荷花。辛夷花是紫红色的，木芙蓉花的萼是深红色的，开出花来却是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荷花有红有白，要说颜色相近，倒是荷花可以和辛夷相乱。裴迪这一句“色与芙蓉乱”，我看是指荷花的。这也可以有诗为证，白居易咏辛夷诗云：“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
荷花大，辛夷花小，故只比作小荷花。王维《辋川集》中还有一首题作《临湖亭》的诗：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岂不可以证明辋川别业中也有荷花吗？
以下抄第二段，是赏析全诗总论：
这首诗浅近单纯，说的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然得很，平淡得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诗。诗以言志，诗人的志哪里去了？诗以言情，作者的情何处可寻？然而，这确实是一首好诗。你看，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开得何等烂漫！
辛夷花又在纷纷凋零，又是何等洒脱！既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无情有性，你能说，这仅仅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辛夷花么？
王维笔下的辛夷花，是他内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人格理想之花，然而又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花。
这一段赏析，用的是欲擒故纵、欲扬故抑的手法。因为这首诗中，看不到诗人的志或情，所以简直不敢相信它是诗。原来这位赏析家不知道诗有赋体。不言志，不抒情，就不是诗。王维的《辋川集》诗二十首，除去最初三四首外，全是赋体，既不言志，也不抒情，难道全不是诗？
底下，笔头一转，不是诗，确实是好诗了。你看，花开得多烂漫而没有生的喜悦；花落得多洒脱，而没有死的悲哀。现在，赏析出禅意来了。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说花就是说人。人是谁？作者王维。王维的生，确是十分烂漫。他能以书画音乐，服侍王公贵人，为歧王家宴席中的常客。他又是和尚尼姑的大护法。自命维摩诘居士，经常有天女散花，优婆问道。家财富裕，买下了宋之问的大庄园。安禄山造反，打进长安，他立即附逆，做了汉奸。乱平之后，别的汉奸都分别得罪，他却非但不坐牢，反而授了官，至于他的死，也确实非常洒脱。他临终时，还从容不迫地给兄弟亲友写了许多遗书。没有生的喜悦，何以活得如此烂漫？没有死的悲哀，何以装得如此洒脱？要知道，烂漫是喜悦的现象，洒脱是悲哀的面具。
如果说，以人喻花。那么，芙蓉花的“纷纷自开落”，既然是“自然得很”，你又何以知道它们没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难道禅学家已超过了弗洛伊德，能分析植物的心理了吗？我看，还是庄周老实，他倒还能说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现在，再抄一小段，是芙蓉花的颂词，也是王维的诔词：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点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线都已经泯灭了。
多么玄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人格理想之花”。不过，我以为，王维没有那么自然，倒是千千万万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可以当之无愧。而我们的禅学家硬要把一朵芙蓉花，当作辛夷花，插在王维的胸前。
最后，还要抄一段“禅意更浓”的赏析：辛夷坞也是这样一个境界，只不过禅意更浓，显得更为空灵。因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不离幻相”，所以他毕竟看到了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因为“道无不在”，所以他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辛夷花纷纷开落，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有”，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纷纷二字，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
读了这一段赏析，才知道一首二十字的绝句，具有如此法力，连“纷纷”二字，也能表现出如此玄妙的超然态度。自愧读诗六十年，竟没有能看到“无上的妙谛”。在禅学家面前，读诗简直比猜哑谜更难了。
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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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览漫记
《胡萝卜须》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记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一九三四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国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文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一种现代意味的拉勃吕耶风格，这是最佳风格。”
“风格，就是说：忘记了一切风格。”
“梅里美可能是将来流传最久远的作家。他比任何人更少使用描写、渲染，这种文笔中的陈套。未来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拉勃吕耶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以文笔简练著名。列那尔也主张文章以简净朴素为美。他不喜欢用各种修饰语，做长句子。从这里引用的四段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倾向。
我想，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有益。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给我一个美好的现实，我将按照它的样子来写作。”
“我是一个为现实所苦的现实主义者。”
这两段日记，却使我吃惊。作者分明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写美好的现实社会。
因为他所见到的社会，并不美好，所以他苦恼了。这个想法是独特的，从来没有一位文学批评家规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写美好的现实。不过，列那尔这一观念，倒有些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奏。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这部书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九○年六月，我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底才见到，也才知道。
全书共二册，上册正文四四六页，有三五二页是选印了我的二十五个短篇，占我全部短篇创作的二分之一。
还是四五年前的事，编者来找我，说要把我三十年代写的小说选入他编的一个什么集子，作为现代文学教材，征求我同意。我同意他在我的五个小说集中各选一二篇，总数不要超过十篇。过了好久，他拿了一个选目来给我看。我觉得选得很乱，篇数又很多，当时向他提了一些删定的意见。此后就没有消息。
现在才知道书名是《心理分析派小说集》，可是入选的我的二十五篇，几乎有三分之一不是心理分析小说，似乎编者对心理分析还不很明白。
编者的《前言》是一篇不易理解的玄文。他对心理分析小说既似赞赏，又似持批判态度。洋洋数千言，到底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编这本书。这两册书中的作品，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心理小说派的艺术手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完全都是非现实主义的。”
这是此书《前言》中的警句。不过很难理解，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外，文学上还有什么主义？
《收获》一九九二·一
《收获》双月刊是侧重刊载长短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承蒙编者不弃，已连续送了我三年。我已没有精力阅读长篇小说，每期收到，只能看一二个短篇。不过从去年以来，这个刊物上有了不少老年人以为可读的杂文，例如徐迟的自传，使我对这个刊物刮目相看了。
这是今年第一期，我首先看了王蒙发表的八封作家书简，其次看了高汾追忆廖沫沙的文章。看后也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慨。
“三家村”中人，我只认识一个吴晗。一九三七——一九四○年，我和吴晗在云南大学为同事，又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第一年，初到昆明，还没有社会关系，本省教师与外省教师之间还有隔阂，不多往来。我们住在王公馆宿舍里的外省教师，自成一个部落，生活闲静得很。有好几个月，每星期总有四五个晚上，大家都在我房间里打扑克，打桥牌。吴晗是一名高手，他的桥牌打得好，每逢我和他做伴，我屡次打错，常常挨他的骂。
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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