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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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解放后曾受到批判，而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平伯先生的“红学”，当然是旧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地位上，对新文学运动以前的“红学”来说，则平伯先生的“红学”，还是新的。同样，《杂拌儿》之类的散文，也可以说并没有湮没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新的意义。《百花洲文库》之所以重印旧书，本来是为了保存些新文学文献，读者自然应当把它们放在文学史的地位上来看待。至于今天的青少年，从来没有见过五十年前的新文学作品，他们对于重印的旧书，也许会像我当年一样，有新的感觉。因为见惯的东西，都是旧的；初见的东西，总是新的。文学史上有“万古长新”的名著，大概正是对一代一代新的读者而言。这又是“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
　　《杂拌儿》原本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现在照原来重樱依平伯先生之意删去二篇，其他没有改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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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译诗集》序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入震旦大学读法文，在樊国栋神父的指导下，他读了雨果、拉马盯缪塞等法国诗人的诗。
　　中国古典诗和法国浪漫派诗对他都有影响，于是他一边创作诗，一边译诗。雨果的《良心》，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译诗。但这里印出来的译文，已是经过了多次修改，不是最初的文本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
　　日久闲居无事，就以译书为消遣。望舒译成了沙多布易昂的《阿达拉》和《核耐》，杜衡译成了法郎士的《黛丝》。这两部译稿，后来都由开明书店印行。在译长篇作品的过程中，有时觉得厌烦，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从事译诗。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奈思特·道生的诗歌，恰巧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新到了《近代丛书》本的《道生诗集》，望舒就去买来了一本，正值傅东华译出了道生的诗剧《参情梦》，这个译本，不能使人满意，望舒就倡议与杜衡合译。不到三个月，他们把道生的全部诗歌及诗剧都译出了。这部译稿，题名《道生诗歌全集》，由杜衡抄写，当时竟无法出版，一直保存在望舒箧中。望舒逝世后，归我保存，居然至今还在。望舒曾将他的译作在刊物上发表过二首。这回我编集他的译诗，想从稿本上增补几首，却发现稿本上每诗之下，没有分别注明译者，多数诗都无法分辨是望舒的译文还是杜衡的译文，因此，我只能拣我记得的望舒译文增补了三首。
　　望舒和杜衡译成道生诗集的时候，冯雪峰从北京来，也暂住在我的小楼上。雪峰很喜爱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看到他们热中于译诗，也鼓起兴致来译石川啄木。但他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苏联文艺理论和苏联诗歌。雪峰对道生诗集持批判态度，说望舒他们浪费时间。这部诗稿之所以终于不想拿出来求出版，和雪峰的意见也不无关系。
　　在雪峰的影响下，我们四人曾合作选译过一部《新俄诗逊，雪峰从日文译，望舒从法文译，我和杜衡从英文译。这部译稿，也没有出版，只有雪峰译的一部分，后来由望舒编集，题名《流冰》，在水沫书店印出。
　　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来看。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盯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到了法国之后，兴趣又先后转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现代诗人。
　　近两年来，我在搜集望舒的遗著，对他的译诗，也在随见随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要我编一本望舒译诗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尽一分绵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译诗，编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译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过一个单行本，题名《恶之花掇英》，现在亦收进去，作为第二卷。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逊。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逊，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逊的改名。
　　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望舒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及译诗，用了许多笔名。这些文字，我还无法收集。这样看来，大约还有几十首译诗可以增补，如果能够访得的话。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此中消息，对望舒创作诗的研究者，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据我的猜测，对于新诗要不要用韵的问题，望舒对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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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佣赣第德》题记　
　　本书作者伏尔泰（Voltaire），本名弗郎索亚·马利·亚路埃（Francois－MarieArouet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在许多方面，他都有不朽的著作。十八世纪的法国，正是封建君主政体盛极而衰的时候。封建贵族阶级正在趋于没落，愚昧的宗教狂热使人民对教会开始怀疑，反对旧传统、旧制度、旧哲学的学说蓬勃兴起，展开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启蒙运动。伏尔泰是这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伏尔泰的一生，坐过牢监，在英国和普鲁士流亡过，做过凡尔赛宫中的御前侍从，还是一个富有的大地主。他熟悉各个阶级的世态人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写下了几部著名的讽刺作品，《赣第德》（Candide）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
　　“赣第德”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字的意义是“老实人”。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莱布尼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实都是自然的安排，是完全协调的，因而是尽善尽美的。赣第德的老师潘葛洛斯是莱布尼兹的信徒，可是他的学生却对此怀疑，认为这一切都是维护旧政权、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的欺骗人民的谎话。伏尔泰通过他创造的故事，辛辣地讽刺并揭露了这些旧政权、旧制度的腐败和不合理。译者徐志摩把这个作品比之为中国的《镜花缘》，确有相似之处。
　　本书另有一个傅雷的译本，译文比较忠实。这个译本虽然译得比较自由，但流畅易读。现在根据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初印本重印，以资流传。原本有许多错字，均已改正。译文亦略加修饰，并由编者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作者名字原译作“凡尔太”，今亦改从统一译名。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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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佣黄金》题记　
　　一九二○年代，有一群浙江青年，由于种种不同的遭遇，流浪在北京。他们做小职员、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但同时他们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识。情况好一些的，便到北京大学去旁听，或参加工读互助团。情况差一些的，只能向图书馆或街头报刊中去猎取他们的精神粮食。他们是受到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的第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追随着鲁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较早一些作家的脚迹，开始写作新文学的散文、诗或小说。他们的作品在京沪报刊上发表，逐渐露出头角，使他们成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知名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我所熟悉的有冯雪峰、姚蓬子、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
　　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世界语学会绿光社，由姚蓬子的介绍认识了王鲁彦。
　　当时我对他的情况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语学者，曾陪同盲诗人爱罗先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本《花束》，这是他从世界语译出的一本极有趣味的民俗学小书。这以后，他为衣食而奔走，离开了上海，我才开始看到他的小说。到一九三二年，我办《现代》杂志，他常有作品寄给我，后来他编了一本小说集《屋顶下》，收在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一九三六年我离开上海去杭州养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一时星散，从此我和鲁彦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大概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我和鲁彦会晤闲谈的机会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在鲁迅的前导之下，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的小说都是以浙江农村或小城镇的世态人情为题材内容。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描写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怎样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所压榨，怎样为封建礼教所迫害。
　　鲁迅曾经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并且在许钦文和王鲁彦之间指出了他们俩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茅盾写过一篇《王鲁彦论》，指出鲁彦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有“教训主义”的倾向，似乎作品的艺术性就差了一点。这两位先辈作家的评论，说明了鲁彦对他所生活着的封建旧社会，怀着极深刻的愤懑，他不能像鲁迅、许钦文那样用冷隽的笔调来刻划这个旧社会，他不自觉地用了斥责、揭发的笔调来控诉这个旧社会，因而就显出了有教训意味。
　　鲁彦曾不止一次自谦他写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还不够深刻，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以为这的确是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衣食，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在同辈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因而也说明了，他的社会生活经验是最充实的。
　　鲁彦曾译过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懂得一些民俗学，大概多少受到爱罗先珂、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里，他详细地记录了浙东民间冥婚的礼仪，在《小小的心》里，他描写了闽南一带贩卖儿童的风气，可知他随时在注意民间的习俗，如果他的创作生命长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里一定会有丰富的民俗学资料，成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征。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一种社会史。鲁迅、许钦文、魏金枝、王鲁彦的小说，是浙东封建社会的史料。它们也可以扩大到苏、皖、赣、闽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人民风俗习惯，大致上是同样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看不到这个社会，也不熟悉这些民情风俗了。于是，解放以前，描写旧社会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年，都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史读物。
　　《黄金》是鲁彦第二个小说集，也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我们现在依据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初印本，改正错字，重排印行。鲁彦的著作，数十年不见于书市，现在的文学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学运动初期有一位为鲁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鲁彦。我现在把《黄金》编入《百花洲文库》，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同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亡友延续其作品的生命。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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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小品逊序　
　　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逊，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
　　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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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　
　　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友人孔令俊正闲着没事做，就想到编一部作家书信集，也是为“稻粱谋”的一个办法。他去找几个朋友一谈，大家都乐于帮助他成此好事，因为这种帮助很容易，只要把自己手头所有的作家书信借给他抄录就是。
　　令俊的书很快就编成，命名曰《现代作家书简》并且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给他写了序言。这样一来，谋求出版就不费事了。可是没想到抗日战争爆发，令俊这本书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时候，读书界的心情已经变了，文艺书的发行渠道也多阻塞了，于是这本书就好像没有引起注意，一直被冷搁着，直到解放以后，更没有人知道有这一本书。
　　闭关三十年之后，我们的文化门户终于随着经济一起敞开。于是我们陆续看到令俊这本书的台湾、香港翻印本，又看到台、港及外国人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中对此书的引用和评价。可以揣知，海外各个文化研究所中，都以此书为重要参考资料。由此种种信息，我们才知道令俊这本书，尽管在大陆已经冷落了几乎四十年，可是在外边却极受重视，它非但没有被岁月所消灭，反而随着岁月之消逝而更有效用。
　　《现代作家书简》的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种真切的、坦率的文学作品，是散文文学的一个类型。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内容，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又是一种可信的文学史料。这是鲁迅的序文中所指出的。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曾重新排印了这本书，上海书店也影印过，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缺，但还不知道在大陆的读者中间，这本书发挥过什么效用？
　　当年，令俊收集到许多作家书简，在编集的时候，还留下了不少暂时不便发表的资料。一九五二年间，他曾和我谈起，打算收集一九四○年代的作家书信，加上他在三十年代编余的资料，再编一本续集。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这本续集始终没有编成。
　　但那些资料却至今还在他的文件筐中。现在，他的长女海珠把那些书信整理清楚，并加入一些新得的资料，编成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二集》，以完成她父亲留下的工作。
　　不定名为“续集”而名为“二集”，这说明海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计划。她还打算收集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书信，编成三集、四集……作为新文学史料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以为海珠这一工作是极有贡献的。
　　海珠要我写一篇序文，义不容辞，我答应了。但是好久写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补充鲁迅的序文。现在我只能把她父亲当年开始编此书的情况谈谈。我认为，令俊当年选了一个不朽的编书题目。他那本书信集，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愈久，愈有用处。它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将与周亮工的三部《尺牍新钞》比美。海珠继承父亲的遗志，将努力于作家书信的编集工作，可谓“中郎有女”，也是值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