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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李自成新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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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冉魏政权自身内外政策的失当才是败亡的内因，我赞同杀胡屠胡，但是一切过程都需要有正确的内外政策相依托，更需要有完善的内政建设和战略储备做基础。）。在收复北平之后，明朝在军事战略上的政策，与宋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宋朝贯彻的是先易后难的方针，即先平定国内的割据势力，再挥师北进与契丹人一决雌雄。明朝却恰恰相反，首先对于盘踞在陕西的元朝李思齐势力和甘肃的王保保势力进行重点打击，既而对漠南地带元顺帝的嫡系部队进行扫荡式的攻击，在成功收复了陕甘并成建制消灭了蒙古军的王牌—王保保的主力精锐以后，明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威胁得到了暂时的解除，北元的军事力量也遭到了沉重打击，明朝方才抓住宝贵的时间挥师南下，一举消灭了盘踞四川的大夏政权，完成了对于汉民族传统控制区域的统一。两者在战略效果上的差别在于：宋朝先南后北，对于契丹人采取被动防御，对于南方政权采取主动进攻，看似明智，结果却是契丹人趁宋朝南伐的机会也迅速坐大，势力增强。另一方面，打惯了南方弱军的宋军在遇到强悍的契丹铁骑后，也出现了在战术上的不适应，导致了宋朝屡次北进的失败。隋朝统一南北，首先先发动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在解除后顾之忧后方才南下。后周世宗柴荣也是采取这一措施，却不幸在收复关南十七县后英年早逝。明朝显然采取了比宋朝更为明智的方式，从而既顺利完成了统一，也在对北元战争里掌握了主动权。
综观朱元璋时代对北元的一系列战争看，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是打的非常出色的，从陕甘到漠北，明朝打了一连串的胜仗。今天的史家对于朱元璋的看法颇为不屑，大抵是因为他的残暴以及特务专制，但是从民族的利益看，朱元璋不愧是再造汉民族的功勋人物。庞大蒙古帝国的崩溃，正是由明朝灭元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明朝成功的占领了蒙古人的上都，几次差点捉住蒙古人的皇帝，在草原地区的一系列会战里，精锐的蒙古骑兵不断被徐达李文忠们打得全军覆没。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朝打了这么多胜仗，却一直没有灭亡北元政权呢？原因很简单，首先一点，综观中国的历史，农业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征讨，很少有能彻底灭亡其族的，这不是一个军事的原因，而是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经济形态造成的原因，汉朝反击匈奴，准备时间长达60年，汉朝成功的控制了西域地区，却始终无法有效占领外蒙古的广大土地。同是游牧民族的鲜卑族骑兵也长期受苦于柔然人的骚扰。唐朝反击突厥，一战俘虏其可汗，可谓千古奇功，可是在唐太宗死后，突厥政权却时反时叛，在初唐到盛唐的漫长时间里不断骚扰唐朝边境，即使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开元时期，英明如李隆基也是对突厥采取积极防御政策，最终还是借回纥之手将其灭族。游牧民族的难征服性在于：其实力强大时，可以威胁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杀抢掠，而其实力弱小或者衰弱时，却也往往华整为零，转为小规模骚扰的游击战术，农业民族的大规模征讨，在对付游牧民族强悍政权和大兵团作战时往往可以收到显赫的战果，但是对付游牧民族的游击战争时却往往是拳头打跳蚤，有力气使不上。即使是满清征讨准葛尔蒙古，也是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凭借着灭族政策才解决问题，可是要知道准葛尔蒙古势力要比传统的蒙古帝国小的多，仅仅是蒙古高原的一个部落而已。其次一点：从明朝开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在经历了金元两朝后，游牧民族对于汉民族的了解不再是两眼一抹黑，相反他们充分的吸收了汉民族的思想优点，并与其民族的野蛮性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汉文化的逆向继承，使得后世的汉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难度大了许多。宋朝时候的两大强敌西夏和辽都是半农耕半游牧的国家政权，其军队早已不是单纯的游牧骑兵，更广泛的吸收了汉民族兵法的精髓和科技的精髓，后来的满清政权更是将民族野蛮性与汉民族的科技结合到了极点（无奈在统一中国后，满清野蛮保守的落后性又体现了出来，导致了百年国耻）。蒙古政权也同样如此，北元虽然建于蒙古高原，但无论是其大臣还是将军，都对汉民族政权和军队特点有着深刻的了解，王保保更是一个地道的汉人。他们更懂得用汉人的兵法去对付汉人，明朝二次北伐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拿满清灭亡了蒙古来嘲笑明朝的无能，实际上满清是拾了明朝的便宜，在明朝长达二百多年软硬兼施的打击下，明朝末年的蒙古已经四分五裂，却被满清捞了一个现成。
我们就来看看明朝初期对于蒙古的一系列战果吧，在收复甘肃以后到朱元璋去世，明朝一共发动了八次北征漠北的战役。明朝占领了辽东以及漠南的广大领土，捕鱼儿海大捷更可以称得上与唐太宗定襄大捷媲美的胜利，北元的皇室被来了个一窝端。另明朝在辽东至松花江的东北地区肃清了蒙古人的势力，仅俘虏就达24万人，在漠南地区，明朝不仅占领了内蒙古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多次粉碎了北元向水草肥美的漠南地区的反扑。明朝在内蒙古地区广泛的修铸了卫所，巩固了这一地区的统治。要知道，这一切与明朝同时进行的恢复经济的工作不相矛盾，与明初生产力的恢复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相矛盾，频繁的战争不仅没有拖垮明朝的经济，反而有效的保护了北方的生产环境。在二月河的《雍正王朝》里，盛世时期的满清面对青海小小的叛乱，居然打得国库捉襟见肘，对比朱元璋，那位人间万苦人最苦的雍正爷是不是要哭出声来呢？
在明朝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实力上，洪武时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明朝在极端困难的起点下完成了恢复中华河山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但是明朝最后的灭亡，却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那就是卫所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度，其根源在于土地所有制，明朝初期百业凋敝，国家不可能有充足的金钱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卫所制度所实现的军队自给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而明初军力的强大，与唐军的强大一样，根源正在于正确的军队建制上，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当卫所制度的基础—即土地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明军的腐化也就成了必然。这一点和唐朝有分外的相似，太宗时期的府兵制，使唐军成为了天下无敌的雄师，但是同样因为这个封建经济难以回避的矛盾，盛唐时期的唐政府不得不废除府兵制，而地方自主的募兵制度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明朝人不会不懂得以历史为鉴的道理，但明朝人却走向了另一个反面的极端，即用抬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和遏制武将的权力来避免地方叛乱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明朝中期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的情况下，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文官集团的掌权也使得对外开拓生存空间成为了奢求。明朝实际上是在为宣德期间不断放弃漠南领土买单，朱元璋打下的领土，在文官集团守内虚外的方针下被不断的放弃。实际上对于中原农业民族来说，要想彻底根除游牧民族南下的隐患，有两快土地是坚决不能丢的，一为河套平原，二为漠南草原。控制了河套平原，就等于控制了骑兵的基地，控制了漠南草原，就等于控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命线，汉唐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牢牢控制了这两块地方，才有了游牧民族的臣服和汉民族骑兵的强悍。朱元璋的战略是对于蒙古高原的蚕食，即以长城以北的卫所为基地，不断对蒙古草原进行进逼，但是对于后世的守成君主来说，不奢求大规模的出塞作战，只要能够守住，能够坚决的继续进行屯田，以及不断的向河套和漠南大规模的迁移中原无地的流民，那么明朝的历史或许将会用另外的方式改写了。至少土木堡之败和英宗被俘的耻辱是绝不会发生的。
说到土木堡之败，就牵涉到了明朝军队的另一个问题………即军队的生存基础问题，这一点是我将在第二章里阐述的。（第一章完）＇ 转自铁血社区 bbs。fsktxt。com/ ＇
二：明朝的战斗力和战略演变问题
明朝初期的战斗力自不必说，在第一部里，我已经详细的阐述过了，但是明朝末年战斗力的孱弱，特别是在明朝中期以后战斗力的孱弱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任何王朝都有一个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明朝也不例外，武功如汉唐之盛，到后来也难免腐化蜕变，在土木堡之战里，五十万明军被3万蒙古骑兵打得全军覆没，直到今天今人也无法理解这场战斗，要知道这场战争仅仅三十年前，永乐皇帝的几十万铁骑还曾将蒙古人打得无处藏身。
正统时期的明军战斗力显然不能说差，否则之后的于谦也根本没有保卫北京的本钱，但是北京保卫战的失败却无法掩盖明军的内部问题，即缺少统兵的帅才。不要认为于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就把于谦看做是如徐达一类的人物，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明朝防御思想的胜利和雄厚的资源储备，于谦的大多数功劳在于安定秩序和稳定人心，统兵打仗本身并非其所长，何况作为一个文臣，他的首要思想是守而非攻，明朝在北京保卫战里贯彻了他谨慎持重的思想，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明朝也因此丧失了主动出击的机会。北京保卫战是蒙古人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更引发了草原地区重新的战乱，明朝面临着重新打服蒙古的好机会，但是于谦却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也没有对蒙古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战争，有人当然会说当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想反问的是：什么才是最好的机会呢，难道重新面对一个统一强大的蒙古政权才是最好的机会？从后世看，明朝退守的后果恰恰是造成了蒙古草原地区的重新统一，俺答的骑兵在嘉靖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把明朝拖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中。
这恰恰表明了明朝在洪武以后，对于草原地区一系列弱智战略造成的恶果。朱元璋的战略在于蚕食，不断的用修筑卫所的方式推进控制区域，永乐的战略在于毕其功于一役，企图通过大规模的主力决战来换取草原百年的安宁。虽然同是进攻精神，但永乐显然在目光长远性上远不如其父。永乐裁撤掉了长城以北的众多卫所，虽然是处于削藩的目的，却放弃了大片的土地，把大宁等地送给蒙古人更是一大败笔，直接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尴尬局面。也为蒙古人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了条件，因为明朝放弃了对漠南的控制权，蒙古骑兵就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肆意行事，强大的明军被蒙古游骑牵着鼻子走，占有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的统治，几十万精锐大军一次又一次在蒙古草原上做着免费的旅游，却给了鞑靼瓦刺们休养生息的时间。永乐以后，宣德皇帝连主动出击的勇气也没有了，一心的文官治国，塞北的土地也就意味着永远收不回来了。
换句话说，正统皇帝被俘虏的悲惨命运，在永乐皇帝裁撤北方要塞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如果明朝长城以北的卫所在正统时期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可以通过移民实边的方式加以巩固，那么蒙古骑兵会轻易打到土木堡吗？当然以正统皇帝的弱智智商，就算他不在土木堡地区被俘虏，在张木堡或者李木堡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下场。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明军的将领问题。
捕鱼儿海大捷以后，朱元璋杀戮了大将蓝玉，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也就丧失了真正意义的统兵帅才，不是明朝无人，而是明朝的军事体制不允许这种人存在，在永乐时期，丘福算是出色的将领，但是独立领兵的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永乐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统兵打仗的本领没得说，这样为将者只需做到积极贯彻命令，作战勇敢就已经足够。但是永乐以后呢？正统皇帝没有永乐的本事，却偏偏要学永乐的胆气，最后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明一代，名将不可为少，但是名将的生存环境大都艰难无比，袁崇焕自不必说，孙承宗的下场还算好点，但这两人都是文官出身，碰巧也都有带兵的才能，明朝缺少真正有战略眼光的职业将领，如戚继光之大才，也只能靠向中央领导进贡壮阳药而求自保，如此制度，明朝怎能不衰。＇ 转自铁血社区 bbs。fsktxt。com/ ＇
关于文官带兵的一系列问题，许多文章都已经阐述过，在此就不做更多的罗嗦了，但是文官带兵只能算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文官带兵只限于大战来临之时，平日的练兵工作还是由武将去抓的。明朝对于新武器的吸收是积极的，西方火器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得到了改良，赵世侦改良火枪并以最快的速度装备了部队，这在满清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明朝在使用火器里表现出来的脆败却是匪夷所思的。几次与满清军的交手，明朝都是“火器齐发”，然后就立刻完蛋。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萨尔浒战役的情况，为什么据险死守，又拥有火器的优势，却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满清军打挎，不要拿什么火器战术来说事，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
看过了许多网络上对于明军的介绍以及明清战争的综述，也看过了百家讲坛上教授们洋洋洒洒的讲解报告，更读过明清战争的无数战史，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却让人分外的不解：一方面，在谈及明朝的军事力量的时候，无数的史家总对明朝时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泛配备火器装备的高科技实力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在明清战争里，装备严重低劣的八旗军却屡屡在野战里以极小的伤亡代价重创明军，这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要知道，在人类战争已经进入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的情况下，没有火器的军队要想在战争里取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面对美洲印第安蛮族，火器配备比例远不如明军的西班牙人可以用极少的人数来征服广袤的土地，面对鞑靼蛮族的铁骑，尚处于勃兴时期的俄罗斯军队也同样可以战而胜之，叶尔马克东征时期，俄军不过八百多人，火器配备比例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样的军队面对西伯利亚汗国的数万蒙古精骑，却可以屡次将其重创，上述的战例若传到明军将领的耳朵里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在叶尔马克东征之前的20年，即明朝嘉靖时期，同样配备相同比例火器的明军面对鞑靼人，不要说去主动进攻占领其土地，即使是依托长城苦守都分外的勉强。难道哥萨克人是神兵下凡？要知道在俄罗斯人东扩的过程里，每个哥萨克人要对付至少10到20个蒙古骑兵，论战斗的条件和环境，哥萨克也比明朝恶劣的多，论武器装备，哥萨克没有明朝那样如车营一般的移动式火器堡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搞不懂明朝人是怎么打仗的。
也看了一些对于明朝军队在战争细节上的赘述，比如明军通常是把火器列于阵前，结果无法抵挡满清骑兵的迅猛冲锋。许多人把明朝的失败归结到火器战术的错误上，不过笔者认为问题不能简单的这么看。虽然明朝实行的是文官带兵的制度，主帅的不知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久经战阵的中层军官们毕竟是懂得战争的，而且后来入主了中原的满清，在征讨准歌尔蒙古的一系列战争里，也同样采取了与明军相似的火器战术。在乌兰布通会战里，清朝就是采取了首先利用鸟枪队与火炮队轰炸，再采取骑兵步兵集团冲锋的战术，最终冲垮了葛尔丹的大军。要知道葛尔丹的军队已远非普通蒙古骑兵可比，他的军队是由沙俄训练并几乎用俄罗斯武器武装起来的，是一支兼有热兵器火力和蒙古骑兵传统凶悍特征的精锐之师，实力自然远强于明朝时期的传统对手鞑靼和瓦刺们。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征讨葛尔丹的军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陕西地区的汉人绿旗兵，配备有明军传统的战车营，而火器战车也成为了扭转战场局势的关键因素。可见明朝的火器战术不能说是一无是处，相反是完全可以取得战场胜利的。但是同样的装备，同样的战术，为什么在明军本身身上就不能奏效呢？
还有另一场被史家诋毁多年的战争…………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史家们总是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蔚山之败和碧麟馆之败，却忽略了如下几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是碧麟馆战役，按照清朝人的记录，这一战显然是明军战败了，冒敌轻进，遭遇日军埋伏，最终突围撤退。这一战也成为当时明朝内阁腐儒们攻击李如松的口实。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日本方面对这场战役双方伤亡的记录：明军战死一千八百人，伤一千多人，五千先头部队几乎被打残了不假，但是日军呢？日军死伤共记有五千多人。也就是说，日本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和数倍于敌人伤亡的代价，才换取了消灭明军两千人的战果。要知道这时的日军，论战斗力不弱于蒙古蛮族，论装备，甚至在火枪方面明军也不及。碧麟馆之战是一场围困战，日军苦战一天一夜，虽然暂时阻止了明军的进攻势头，但是并没有消灭被围困的明军，在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后反而最终被明军突围而走。日军在那场战役里动用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火器，比如日本火绳枪和仿造葡萄牙人的大铁炮，并且动用了几乎他们能调动的所有骑兵。对比萨尔浒之战里明军面对全冷兵器八旗骑兵的迅速崩溃，这样的情形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是辽东兵，为什么在不到二十年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呢。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战斗力凶悍的日军在朝鲜战争后期，极力避免和明军进行野战，相反是苦苦的依托堡垒和火枪优势打起了防御战，这并非是因为军队数量的原因，在朝鲜战争的大多数战役里，日军动用部队的数量都要比明军多，朝鲜战争时期日军的情形，恰似后来明清战争里明军的情形，即“依坚城，凭火器”。难道我们就由此说日军的战斗力远弱于满清八旗？我们再来看看皇太极征朝鲜的情景，满清的优势部队遭到朝鲜的顽强阻击，并未能占领朝鲜全境，最终只是签定了一个体面的条约了事。而日军攻打朝鲜，则是以迅雷之势把朝鲜打到了鸭绿江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抗倭援朝时期的日军，是至少不弱于满清八旗的。我们也不禁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面对虎狼之师的日本，明朝可以打出一系列漂亮仗，面对满洲八旗却又如此不堪一击了呢？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对戚继光的战术思想有一个评价，即戚继光防御蒙古的战术思想，在未来的战争里“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的事情”。黄教授大智大慧，但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事实上，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正是戚继光军事思想的一个检验，戚继光所倡导的“步骑战车协同作战”的思想在朝鲜战争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应用。且不说明朝参战的部队，有许多是戚继光训练出来的老班底，即使是辽东军和四川军，也多执行了车骑步配合的战法。碧麟馆之战里，在遭到围困且地势处于劣势的情形下，明军正是凭借迅速结阵的车营成功阻止了日军的冲锋，在使敌人付出重大伤亡后安然突围。而在整个朝鲜战争的野战过程里，明军赢得了几乎所有野战的胜利，明军遭受的挫折多为攻坚战。另一个被史家诟病的武器………战车。并非如一些短视的历史学家所说：在战场上没有发挥任何实战作用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战车之所以作为一个单独营的建制保留下来，正因为它在历次战争里所建立的功勋，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军事家，戚继光对于战车的重视不可能是纸上谈兵，在朝鲜的一系列会战和后来袁崇焕的宁锦大捷里，战车都成为野战里不二的利器。另一个被史家忽略的车战是俞大猷指挥的安银堡战役，此战里明军依靠战车百辆，步骑三千打败鞑靼数万精锐骑兵。此战其实颇有近代战争意思的，明军用车阵施放火器，阻击敌人骑兵的冲锋，既而步兵出击，骑兵两翼迂回包抄，最终大败敌人。而类似的战术在后来戚继光抗击鞑靼和李成梁攻击土蛮时，明军也不止一次使用过并且取得了胜利。而这样的战斗情形也和同时期欧洲对于游牧蛮族的一系列征服战争分外相似，也就是说，以明朝当时的军事装备和战术思想，歼灭比己多几倍的蛮族骑兵，从战术角度讲是完全可以实现，并且是曾经实现了的。
事实上，在土木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打的不算差，相反还可圈可点，于谦对明军的卫所进行整顿，重新圈定了屯田的土地，并且改良了装备，这足够使明军重新振作一段时间，正德时期的杨一清也可谓名将，但是这些人只能算做守成之将，而非帅才。今人对唐朝时期的名将王忠嗣赞不绝口，因为他防御吐蕃几十年，从不轻启战端，使得边境安然。但是王将军时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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