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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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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我就想听听老大爷的声音呀。”
“我的声音?”
“对呀!你怎么不问问鞠子的事儿呀?”
义男吃惊地直眨眼睛。他一下子想起神崎警部带他去做与罪犯的模拟对话的时候,在警察署见到的那个叫武上的中年警官说的话。
武上曾对义男说:“下次,罪犯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只要听他和你说什么就行了,千万不要问他有关你外孙女的事儿。只要你不问,他就一定得说。他想要你问,可你偏偏不问,那他只能自己说,这样就和他准备的对话不一样,说不定他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漏嘴的。”
想到这,义男慎重地说道:“鞠子的事儿我一直担心着呢。”
“是吗?那你怎么一句也不问呀?”
“我问有什么用,你会告诉我吗?”义男反问道。
“是警察教你的吧?混蛋!警察尽是些傻瓜!”
“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
“你的脑袋瓜儿挺好使的嘛。”
“老头儿,你是想惹我生气是不是?”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对不起了。”
“对不起?”
“你刚才说什么脑袋瓜儿好使什么的,明摆着小看人是不是?”
“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说到这儿,只听对方的机械的声音飞快地说道:“你就别解释了!你这个老东西!”
义男仍旧用缓慢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不起。”
“你想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
“你越来越放肆了,老头儿。”
木田一直在旁边看着义男,他不知道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见他紧张得两肩紧紧靠住身旁的柱子。
“老头儿,你在想什么我全知道,你就别再和我兜圈子了。你只要听我说就行了,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鞠子还活着,能让她跟我说说话吗?哪怕只说一句话也行。”义男忍不住请求着。
对方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不行。”
“鞠子没在你旁边吗?”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又吼道。
对方又咳嗽起来,听声音咳嗽得还挺厉害的,义男心想。
“老头儿,喀喀……你了不起呀,喀喀……”
这时,义男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急忙朝桌子周围看了看,看到紧靠桌子后面放着的大桶里有一个称豆子用的小台秤。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把台秤顶在头上,把电线拉到尽可能的长度,走出了店门。
木田吃惊地看着他。按照义男的示意,他帮他把电话机从桌子上拿下来,把电话线也从墙上摘了下来,这样义男就可以带着电话走到豆腐店的冷藏柜的旁边了。
小台秤是塑料制的,形状像个小桶。这个东西顶在义男快要秃顶的脑袋上,引得过往的行人忍不住发笑。
“老大爷,你生气了吧?”
“我不想生气,我只有一个请求,你只要让我知道鞠子还活着就行了。”
机械的怒骂声传进义男的耳朵里:“鞠子在我手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懂吗?”
义男镇静地慢慢说道:“我是鞠子的亲人,鞠子的事儿我怎么不能管。”
“我说不能管就是不能管。你只能按我说的做,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老糊涂了吧!”
路上经过的人看到顶着塑料桶打电话的义男,都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议论着:
“真可怜,有毛病了吧?”
“老大爷,您没事儿吧?”
义男又听到机械的嘲笑声。
“你是呆得不耐烦了吧。老头儿。”
电话断了。义男看着手里的话筒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他朝木田转过身去。
“挂了?”木田问。
“您这是干嘛?”木田抱着电话机走近义男,指着义男头上的塑料桶又问道,“是那个家伙叫你这么做的?”
“不是。”
屋里的铃声响了,义男把电话听筒交给木田急忙进客厅去了。是和隔壁直通的对讲机在响。
“有马先生,您在吗?”是隔壁的刑警在呼他。
“是我,都录下来了吗?”
“我们正在周围搜查,您就呆在店里别动。那家伙可能就在附近。”
放下对讲机,义男对木田说:“我也这么想。”
“你在说什么?”木田问。
“我是说,那家伙就在附近。我觉得他是一边看着店里一边打电话的。他用的是手机,是可以办得到的。”
“可不是嘛。”木田点点头,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问道,“所以你才顶着那个秤出去的?”
“是啊。我想那家伙看见我这样子一定会笑的。”
“结果怎么样?”
“他说他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就使劲儿咳嗽。听声音他的咳嗽不像是装出来的。”义男接着说,“他咳嗽了好几次,看样子是真感冒了,出来一受风就咳嗽。所以我觉得那家伙就是站在街边上打的电话。”
木田听了义男的话,不由得转头向街上看去,目光中带着恐惧和愤怒。这时,义男悄悄用手擦了擦眼睛。
鞠子已经死了——义男心里想。
现在看来,鞠子活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虽然刑警们曾说过有可能抓到罪犯时鞠子还活着。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义男确信鞠子已经死了。
很显然,那家伙今天要想捉弄义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听到鞠子的声音。如果让他听到“外公救我”这样的声音,对义男该是多么大的刺激。可是,那家伙没有这么做。
鞠子已经死了。肯定是被罪犯扔到什么地方了。义男呆呆地想着。
就在罪犯又一次给有马义男打电话时,被警察署列为第一嫌疑人的田川一义就在附近。那么,在罪犯与有马义男通话的时候,田川一义在干什么呢?
田川一义此时正在离家很近的一家理发店里,负责监视的“田川组”刑警正在那家理发店的门口附近的一辆汽车里监视着他。田川进了理发店之后,不一会儿一名刑警装做问路的人也进了那家店。
店里只有一名中年老板,两张理发椅。刑警和老板说话的时候,老板正忙着为另一位客人理发,田川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翻着杂志。
自从田川被列为监视对象以后,他的行动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刑侦人员的视线。通过理发店的大玻璃窗可以看见店老板热情地应酬着,而田川的表情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似乎根本不想说话。从这一点也许可以证明他的“怕见人”的病态。
实际上,田川在家里闭门不出的时候居多。偶尔外出也只是到马路对面的小店买本杂志什么的,或者去北边隔一条街的录像带出租店去。田川的衣食住全靠母亲打理,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准备找工作的样子。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工作,生活看起来很拮据。刑警在监视之初就见煤气公司的人去催过她缴费。
理发店的老板在麻利地为田川剪着发,坐在车里的两个刑警透过玻璃窗盯着他的举动。理发店的门前是一条双向车道,近处是一所小学的教学区,下午三点钟刚过,就陆陆续续有几个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从理发店的玻璃窗前经过。其中一个背着红书包穿一身白色服装的小姑娘,大概是因为同学说了什么玩笑话,大声笑了起来。只见本来闭着眼睛的田川立刻睁开眼,就像猫见了老鼠一样,视线紧跟着那个小女孩儿,直到那个小女孩儿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他的眼睛还朝着那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儿。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的刑警后来跟别人说,他感觉田川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行家。车里的刑警正琢磨着,田川既然可以自己出来理发,为什么要别人帮他去租出租车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这时,田川理完了发。老板把他的外衣递给他,只见田川边站起身,跟老板说了什么,老板向店里面指了指。田川走进里面去了。
“是去厕所了吧?”刑警心想。田川的身影在刑警的面前消失之前,车里的刑警已经向街上的另一名刑警发出了信号,让他注意店后面的出口。就在这个通话刚完成的瞬间,有马豆腐店旁边公寓里的“有马组”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罪犯正在打电话。
这难道是巧合?还是精心计算好的时间差?
“是电话!他没有使用店里的电话?”
田川组也向总部反馈了情况,等待着总部的命令。总部用对讲机通知他们,罪犯可能是用手机在通话。
“田川带着手机吗?”
“没发现。”
“又是和朋友借的吧?他可真有好朋友啊!”刑警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田川还没有出来,店老板在扫地。罪犯与有马义男的通话还在继续。
“要不要到店里去确认一下?”
总部命令待命,车里的刑警原地等待着。从对讲机里得知通话仍然在继续。
店老板扫完地进里面去了,从镜子里可以看见店里墙上时钟的秒针在移动。
罪犯一结束通话,对讲机里就传来询问:
“店老板在哪里?”
田川回到理发店的座椅上,呼吸很自然。店老板也回来了,从小手推车上取了洗发液在田川的头上糅着,刑警们才松了一口气。
理完发,田川顺原路回了家。田川组也跟了回去。
后来询问理发店老板时,老板说:
“刚才那位年轻的客人吗?是去了趟厕所吧。”
因为是只来过两三次的客人,给店老板的印象是挺清高的,几乎没听他说过话。
“很难说清楚对他的感觉。电话?他没有用店里的电话。去厕所时是不是打了手机,这我可没注意。”店老板边想边说。
“啊?咳嗽?你问那位客人是不是咳嗽过?我没听见。看上去不像是患了感冒的样子。那个人犯什么事儿?”店老板好奇地问。
刑警叮嘱老板不要对外人讲他们来过的事,说完就撤回总部了。
总部在接到田川组的报告之后,武上悦郎立即去了有马组,条崎也随着墨东警察署出动了。刑警们都穿着便装,条崎是一身衬衫外套夹克和牛仔裤的装束。
按条崎的说法儿:“这样,谁看见他都会以为他是豆腐店老板的雇工呢。”他的肩上还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着录音设备。录了音的磁带马上要送到刑侦科研处去。
豆腐店里只有木田一个人,有马义男被叫到旁边的公寓去了。武上看到老人一脸愁云,心里很为他担心。
把条崎派到刑侦科研处去了之后,为了绘图的需要,武上又把豆腐店的周围都拍了照。武上问老人有没有本街区的详细地图,义男把墙上挂着的街区商店位置的地图摘了下来。
“您的气色看上去不太好啊。”武上关心地说。
有马义男慢慢眨了眨眼,用手在自己脸上胡噜了一把,说道。
“鞠子是回不来了。” 义男声音很微弱,他没有说出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武上觉得义男的推测跟自己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眼下听见这话从老人口中说出来,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老人。
武上在想,有马义男比罪犯想得要远,他的头脑相当冷静,真是一位有胆识的老人。罪犯没有用他的外孙女作为捉弄他的工具,他就确信他的外孙女已经死了。这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有马义男呆呆地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这件事儿该怎么跟真智子说呀……”
古川鞠子的母亲如今还躺在医院里,听说状况仍然不太好。因为自己的部下在办案时有失误,武上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听到老人叹息,问道:
“她的情况怎么样?”
义男摇摇头,“伤倒是好多了……可就是不开口。”
义男看见桌子上放着的香烟,拿起一支,说了句:“说话时总想抽支烟。”随即掏出打火机把烟点着了。点烟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恢复意识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吗?”
“是啊。不但不说话,好像也听不见你对她说什么。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实际上,真智子目前处于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这种病症很难说,现在先把伤治好,然后再找精神科的医生看看。”
义男接着又说道:
“她有时夜里会突然大喊大叫,静下来之后又连着几个小时哭个不停,有时一哭就是一整夜。这样对身体很不利,所以有时候还要给她服镇静剂。”
武上对自己的部下工作上的失误向老人道歉,并告诉老人:“鸟居本人也在自我反省。”
义男摆摆手:“都过去了,别再提了。”
豆腐店门口又来了客人,义男朝那边瞥了一眼,木田正在店前忙乎着。
义男压低了声音问武上:“警察能抓到罪犯吗?”
对于老人这个直率的问题,武上没有立即回答。老人熄灭了香烟,皱了皱眉头,继续慢慢地说道:
“我知道,我不该插嘴警察的事情,你们已经非常尽力了。我是说,这样的罪犯一定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您认为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吗?”
“不正常?”义男低着头想了想,说道,“如果说他的精神有问题,我不这么看。”
武上默默地点了点头。
“精神不正常的人我也见过。”义男用手指了指木田站着的店门口,认真地说。
“有个年轻人,体格像职业摔跤手似的,一月份来过店里。拿着钱来买豆腐,可是到付钱的时候就是不愿给钱,当时有其他在场的顾客就说他,快交钱吧,他就直朝说他的人翻白眼儿。看他那么强壮怕他惹麻烦,我就跟他说这次就算了。结果,不知谁说了句没有钱就别来买豆腐,他听了就跺着脚大叫大嚷,闹腾了半天。到现在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这个地区的店主都知道他。”
“派出所的巡警也知道吧?”
“知道。他们不放心,还来店里看过。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
说到这儿,义男笑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一副很慈祥的表情。
“那个大个子,我在别的地方倒是见到过他,老远就冲你喊:‘你好啊,老大爷,你的豆腐真好吃,你的豆腐就是比超市买的好吃,下次我还去买你的豆腐。’”
武上听了也苦笑了一下。
“那个怪人还挺年轻的,也真是挺可怜的。”义男边想边说着,“要说那个人有点儿怪,那我知道。不过鞠子案子里的罪犯不是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您是不是也这么想啊?”
“的确是啊。”武上慢慢地回答。
“那个家伙做事儿有他自己的一套,用常人的想法儿去对待肯定不行,所以,我很担心。就算你们再费劲儿,可他的举动总是超出你们的想象,那样怎么能抓到他呢?”
义男冷静地向武上说着自己的想法,同时,他的脑子里还在设想着各种假定的结果。
“只要罪犯是人就一定能抓住他。”武上坚定地说。
听了武上的话,义男好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说道,“那个家伙不是感冒了吗?还咳嗽得挺厉害的。当然得是个人了。”
是啊,感冒了,还咳嗽。这就证实了武上前些天“罪犯肯定遇上什么事儿了”的推测。虽然调查总部还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武上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新出现的手机的问题。毫无疑问,罪犯还是个未知的人物。
很快又过了一周,这一周里案情毫无进展。田川一义仍然在调查总部的监视之下。武上又画了一幅新地图。刑侦科研处对录音磁带的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有马义男趁店里的空闲时间去医院看望真智子。媒体对于罪犯再次给有马家打电话的新闻热点的兴趣也大大降温了。就在这时,古川鞠子的尸体出现了。
东京都东中野区中央,在距地铁山手线和青梅街道的十字路口三个街区左右的北侧,有一个名叫坂崎搬家中心的公司。
说是“中心”,其实包括正式职工和做临时工的学生在内,公司里也只有五个人。今年四十五岁的老板坂崎,还兼任货车司机。这是一个相当小而全的公司。虽然正门的牌子上写的都是搬家的业务,但是,空闲的间隙还接受许多便民服务店的搬运的活儿。例如,家中的
粗大家具要更换位置,家具的拆装,房屋防水层的修整等一个人干不了的活,还有大型废弃物品要运走却搬不下楼梯时,诸如此类的活计,只要打一个电话,公司就会上门服务。因此,这家小公司在附近居民中的声誉还蛮高的。公司成立虽然只有六年,因为口碑好,生意的范围也越做越大。从去年开始,东京东部地区的委托活计也多了起来。电视台的信息节目也曾把他们列为有特色的公司做过介绍。
东京都二十三个区内的西部区域,例如中野区的周边,信宿区北部,练马区,丰岛区中,残留着许多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期中建起来的分户出售的独立住宅、低层住宅和联体式公寓等。因为泡沫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到处都有冷不防冒出来的停车场和条件不好的空地和空着房屋的醒目广告招租的租赁住宅混杂在一起,这些旧住宅现在仍然是这些街区的一道风景。紧挨着新宿副都心的超高层建筑群居住的,那些抬头就可以仰望新都厅高楼窗户的旧街区里的许多人家,人口的平均年龄甚至比这些高楼的楼层还要高。在这些被称之为“老街道”的街区里,有不少是老伴儿过世后一个人独自居住的老人,即使是那些忍受着诸多不便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这些街区也逐渐对他们失去吸引力,这里的常住人口也在大幅度下降。
正因为街区的古旧环境,便民服务店就更必不可少了。若是单身年轻人或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妻,更换家具之类的活儿自己一般都能应付得了。但是也有对新购买的组装家具束手无策的时候。更何况现在的家庭日益核心化,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了。在这些以高龄老人居多的古旧街区里,这种便民服务的需求就更不用说了。坂崎就是看中了这块市场,结果在公司成立后的短短几年里,不但营业额年年增加,客户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坂崎自己也为他的公司能成为社区不可缺少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10月11日,星期五,上午有一件搬家的活,老板坂崎早上五点就起床了。公司的房屋是每月十八万日元租金租来的一栋二十五年房龄的木造二层小楼,坂崎一家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二层。因为搬家用的两辆卡车停在离小楼步行大约五分钟的一个二层停车场里,所以,如果不看门口广告牌上手写的 “坂崎搬家中心 也承接小件物品搬运和挪动”的几行小字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是一家搬家公司。在小楼的门口,老板夫人精心种植的盆栽的花卉都盛开着,门旁边放着孩子们的自行车和三轮车。
这天,坂崎起床后,想看看报纸送来了没有,下楼打开大门的锁,出了楼门。他注意到在孩子们的自行车的车轮之间扔着一个纸袋。不像是百货商店里用的那种色彩鲜艳的纸袋,而是牛皮纸做的大约50厘米左右的方型纸袋。扎口的地方用一张胶条封着。
坂崎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呀?走近看了看,要说是垃圾的话,口袋还挺干净的,胶条也挺新的。是不是谁丢的东西呀?
坂崎试着拎了拎,还挺沉的,他皱起了眉头。胶条粘得太紧撕不下来,只撕开了一个小口,他从纸袋的小口往里看,只看见一些土块儿,好像还是湿的,夹杂着一些枯草什么的。
怎么回事儿,坂崎挺不高兴地想,是谁把垃圾扔到这儿来了。他心想,在这个街区里把空罐头瓶之类的东西或是不到收集日就把要扔的垃圾扔到别人家的门口,这样不懂事的人还很少有。
坂崎生气地唠叨着,把纸袋往边上挪了挪,正好放在外墙与邻居院落之间的50厘米左右的空隙处了。他想离下次收集不可燃垃圾的日子还得好几天呢,没办法,就先放在这儿吧。
回到屋里,夫人已经在厨房里烧开水了。坂崎把纸袋的事儿告诉了她,她也觉得是个挺讨厌的事儿,说一会儿有空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能扔还是早点儿扔了的好。
“也许是能栽花的土什么的,等我回来帮你收拾吧。”
“要真是那样倒好了。”
吃过早饭,公司职员都来上班了。今天的搬家工作是住在弥生町的一位单独居住的八十五岁老人预约的。住在八王子的长子夫妇,因为觉得老人一个人生活太危险,要她搬去和他们同住。坂崎的公司除了按要求搬运需要的东西之外,剩下的不少废品也需要由他的公司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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