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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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普景想了想，觉得此法可行，就同意了。如此看来，关系还是融洽的。八

二师驻地在中原某市，营房是原先苏联人为国民党军设计的，军官住宅高大宽敞，师长和政委共住一幢房子”但从中间隔开，每家一个独立小院，梁家居东，张家在西，各占地二百多平米，院子里还有菜地。

搬进新居之初，梁必达发现过于空旷，也过于清冷，便同张普景商量，把中间的那堵墙打开，就像后来样板戏里唱的那样，拆了墙就是一家了。

张普景一眼就看穿了梁必达的阴谋，因为安雪梅在军队医院当领导，忙得要死，又不会调剂生活，而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是个家庭妇女，相对轻闲、，而且做得一手好菜，梁必达便常常到张普景家“检查伙食”，嫌绕路敲门喊门不方便，所以要“两家并成一家”。

张普景说：“你少来这一套，要是感情深，墙不打开也是一家。你狗日的尽算计我，并成一家你交不交伙食费？我缠不过你，坚决不同意把墙打开。”

但是张普景坚决不同意没用。

这次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梁必达断无半途而废的习惯。

有一次张普景下部队几天，回来一看，中间的那道墙还是让工兵连给打通了，还造了个小圆门。张普景气不打一处来，他在这边骂，梁必达在那边笑，也不还口，可是，墙被打开的事实却是不好更改的了。

以后有了孩子，张普景才发现梁必达这狗日的果然阴险，有长远眼光。

那时候幼儿园还没有建起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又不敢请保姆。白天上班，梁必达便唆使孩子钻洞，“到西院去，汪阿姨会讲故事。”孩子们自然欢天喜地了。第一回，张普景就警觉起来了——这个头不能开，于是亲自把两个小东西往东院驱赶，但是赶到东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两口子都上班去了，只好又领回家，交给自己的老婆。

这以后就坏了，形成了惯例，每天上班，孩子准时钻洞过来，赶都赶不走，再说老婆也不让赶了，说这些小猫小狗的，带一个两个是带，带二个四个也是带——带出感情了，以致后来幼儿园建好之后，梁大耳朵和东方红放学回来，还是先到两院，跟成华阿姨撒足了娇，跟张普景的两个孩子张文韬和张原则一起撒足了野，在张家吃过了晚饭，这才磨磨蹭蹭地钻洞回家——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十二岁以前，不是特殊情况，梁尚武和东方红很少在自己的家星吃过晚饭，因为梁家的晚饭没有张家的晚饭香。

有一次开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会议，驻地市里来了几个记者，会前会后拍了许多照片。此后不久的一天，张普景到东院找梁必达有事，一进客厅，便看见偌大的一面墙上新悬挂上了许多镜框，上面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梁必达。倒是有一张是和张普景的合影，但张普景一看就火了。

在那张照片上，张普景显得无比矮小，脑袋跟梁必达的胸脯一个水平，正仰起头跟梁必达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而梁必达则显得人高马大，一只手握拳抵在下巴上，微笑着俯瞰张普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像是毛主席接见小八路。

其实，张普景虽然个头低了一点，也仅仅是相对梁必达而言，他的身高比梁必达差不到十公分，而这张照片居然高低悬殊如此之大，显然是拍摄角度问题。

张普景沉下脸说：“梁大牙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单把这张照片挂起来，还挂得这样醒目。这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吗？”

梁必达说：“扯淡，这是为了体现我们军政一把手紧密团结嘛。”

张普景说：“取下来，不取我给你砸了。”

梁必达说：“你敢？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你管的也太宽了。”

吵来吵去，梁必达坚持不取那张照片。张普景无奈，真砸当然也不合适，再说为了一张照片闹得不亦乐乎也像个师政委的气量，梁必达能玩这种小伎俩，他不能。但是又觉得窝囊，气鼓鼓地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照片，也想找一张自己高大而梁必达矮小的照片，却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理想的，只好骂狗日的梁大牙居心不良，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

第二十二章

一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达和窦玉泉、朱预道、陈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先是陈墨涵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K军司令部的参谋长，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这几个人临时性地成了梁必达的上级。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军军长升迁，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朱预道担任副军长。原军政委王兰田调到军区工作，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

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了年近半百，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历尽沧桑。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中人家死里逃生过来了，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K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就乱了，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乱得乌烟瘴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揪斗“走资派”……就在这红潮滚滚江山板荡之际，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江古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

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

江古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说：“上有军长政委，下有革命战士，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作不得主。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他们要是不积极，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力。”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运动他经历得多了，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上面往哪里指，就往哪里打方向。但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些人是快车手，转弯处不减速，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还有些人是慢车手，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拿不准就靠边，嫌误事你超车，你进步是你的造化，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

江古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说：“老窦你也太没原则了，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你还怕什么，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

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说：“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么？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二不里通外国，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凭什么造他的反？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不是明摆着要当司马昭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这个纰漏。”

江古碑见窦玉泉已经丧失了革命斗志，又去找“张克思”。

因为军里的政委是军区副政委兼任的，张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军里的政治工作，所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普景的态度倒是很明朗，说：“斗争梁必达我没意见，但是总得有依据吧？”

江古碑说：“现成的证据。我们在凹凸山的时候，搜集梁必达的劣迹材料，我还保存着。”说完，当真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

张普景戴上老花眼镜，认认真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些恐怕不行，组织上早已作过结论了嘛。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达，也经常跟他开展斗争。但是，越斗争还越发现，这个同志其实是很能干的。我现在都还能记得当年梁必达给组织的交代，第一，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纯属扯淡。他祖上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他本人参加革命前是有点薄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给人家当学徒挣的，是劳动所

得。第二，说他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是事实，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算不上投机。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八路军。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他是英勇杀敌屡建功勋，浑身七处负伤，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员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这材料，什么座山雕有八大金刚，梁必达有四大美女？子虚乌有嘛。说梁必达生活作风恶劣，从前在蓝桥埠搞腐化，抗战期间到斜河街逍遥楼狎妓，没有证据，再说这种事情也上不了，台面，现在还用这些脏事搞一个高级干部，显得低级趣味。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梁必达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是严肃的，全国解放了，部队进城了，许多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犯了错误，而梁必达一尘不染。从前是对东方闻音忠贞不渝，后来是对安雪梅相敬如宾……”

江古碑被张普景的这番话说愣了，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样地看着张普景，说：“这么说来，你也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

张普景不紧不慢地说：“我说过我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吗？可是也不能不讲道理地造啊。造反有理，我当然支持。关键是证据。”

江古碑极其不悦地说：“老张，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对于李文彬被俘，你是怎么看的？”

张普景为之一震，沉默了。江古碑的这个问题再一次刺痛了他内心那根隐秘的神经，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咬噬着他，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达问个明白，可是每次又都制止了自己的冲动。毕竟，李文彬最终当了叛徒，就算是梁必达当时处置不当，他张普景作为一个政工首长，也断没有为一个叛徒翻案的必要。

“梁必达这一手好毒辣啊，他搞掉了李文彬，也把我们这几个人搞得抬不起头。我一直认为，这是梁大牙蓄意制造的阴谋，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朱预道把李文彬的行踪通报给汉奸的。这就是对付梁必达最有力的武器。老张，我看我们可以从这个突破口下手。”

张普景仍然沉默不语，思忖许久才说：“江古碑同志，请你面对两个事实，一是说梁必达或者说朱预道故意把李文彬的行踪透露给汉奸，查无实据，死无对证。二是李文彬确实叛变了，证据如山。我劝你不要在这上面打主意了，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江古碑说：“只要你肯出面，你就是证据。李文彬那天离开分区的时候有预感，他向你透露过。”

张普景愕然，说：“是吗，我怎么记不得了？就算他向我透露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古碑呐呐地说：“我推测的。”

张普景断然说：“没有的事。既然他有预感，他为什么还离开部队到崔家集去搞女人？经不起推敲嘛。你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

江古碑一脸沮丧，气愤地说：“证据，证据，老张你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证据的亏。你怎么不开窍啊？梁必达对我们的排挤还少吗？只要你坚持说一句话，就说后来崔二辫子私下里向你坦白了，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事实真相是有人事先给了他大洋，让他演苦肉计，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反正崔二辫子已经死了。”

张普景说：“你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啊。如果崔二辫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我当时就应该戳穿，还等到现在？那我不是对梁必达的犯罪行为姑息养奸吗？不是姑息养奸也是麻木不仁啊。这是我张普景的作风吗？”

江古碑不屈不挠地说：“可以这样解释嘛，你当时是考虑为了团结，顾全抗日大局，才暂时没有戳穿事实真相的。还有，当初策动陈墨涵部队起义的时候，你这个政治委员都蒙在鼓里，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新仇旧恨啊，我是至死不忘。”

张普景淡淡一笑说：“老江你这个思路看来确实有问题了。瓦解敌军，策动起义，是绝密的。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一个纪律，单线布置单线执行，你是老党员了，我想这个情况你不会不知道。我事后是有想法，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则。”

江古碑说：“至少，在凹凸山，梁必达私自带人带枪给汉奸维持会长祝寿助威，还侵吞了战利品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这是事实吧？”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不能老翻历史的老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有缺点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

江古碑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高谈阔论了，造梁必达的反，是上面定的调子，怎么反，我来安排，你应该配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文尔雅，也不能那么教条。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革命需要。”

张普景冷笑一声说：“我再说一遍，革命需要也不能瞎胡闹。我不能按你的路走。斗争梁必达可以，但是不能丧失人格。”

江古碑说：“你确实是书呆子，你在这里讲人格，一旦放虎归山，人家要你人头落地。”

张普景正色道：“宁可人头落地，我也不能胡来。江古碑我警告你，你的行为已经构成反军乱军了，如果我发现你在K军再次出现，我就命令部队把你抓起来，交给梁必达同志。”

江古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张普景你这个革命的叛徒，你等着，有你负不了责任的那一天。”

尽管在张普景和窦玉泉的面前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江古碑仍然不放弃努力，他可不在乎张普景的警告，积攒了几十年的仇恨使这个“受排挤和受压迫”的人不顾一切了。在梁必达的手下，他委实是委屈了，在凹凸山装孙子装了几年，几年都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想当年，开黑枪的念头都有。如今，时势造英雄，他再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了。他梁必达刚愎自用，匪气十足，就不信没有人比他江古碑更仇恨梁必达。

江古碑最终把统战的视线落到了陈墨涵的身上。他同陈墨涵不熟悉，说话自然就不像同张普景和窦玉泉那么直截了当，旁敲侧击拐了很多弯子才绕到主题上。

江古碑同陈墨涵“探讨”的是朝鲜战争中台山枧战斗的“有关情况”。

陈墨涵坦然地说：“这个问题，我同梁必达同志交换过意见。当时，我也认为梁必达用兵不当，甚至居心叵测。梁必达坚持认为他当时坚持所得堪方向按兵不动是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因为所得堪地形条件确实易攻难守。尽管台山枧这边打得空前惨烈，焉知敌人就没有其它企图？作为控制一个重要方向的首长，他必须通盘考虑，如果动用了所得堪的兵力和炮火，即使所得堪当面当时确实没有敌人的进攻部队，但他们是机械化出动，就是

从台山枧方向分出一个团去杀回马枪，所得堪也是岌岌可危。所得堪一马平川，势不可当，如果被突破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后来我又调研了那场战斗的史料，还看了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份战例分析，战略研究家都认为，在那场战斗中，中国的二师能够在一个方向遭受灭顶之灾而另一个方向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度冷静，不为假象所困惑，从而保证了所得堪万无一失，足可见该师指挥员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意志。你看，专

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在沙盘上把那块地形都嚼烂了，越是分析，越是后怕。当时是…一片嗷嗷叫的请战声啊，连朱预道都要求分兵增援台山枧了。如果当时梁必达不冷静，听了我们这些人的呼声，转移了防御再点，也许，那就太可怕了……江主任，朝鲜战争你没有参加，我看你还是不提的好。”

见过K军上层的三个人，江古碑就有些信心不足了。但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文攻是不行了，那么，就发动群众吧，让群众站出来武卫。不仅要打倒梁必达，一切保皇派，一切与梁必达同流合污的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

造反派给梁必达列举的罪行有三十余条，其中历史的问题有迫害同志，认贼作父，侵吞八路军战士伙食费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以抗日锄奸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现实的问题有破坏“文化大革命”，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恶毒攻击某某某，等等。揪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K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碑还在D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K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

朱预道因为到北京开会，避开了这场斗争。梁必达临走之前，分别给张普景和陈墨涵等人打了电话，要他们躲起来，避开造反派的风头。

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

陈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墨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批判大会设在D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碑并没有亲自_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