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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病中日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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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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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其人
在周璇神经错乱、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一唐棣。
唐棣是这样一个人，据他自述：“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和‘育才’中学……’”
从唐棣以上自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搞美术的教师，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据他自己说，是在1951年8月上旬，电影《和平鸽》的导演顾而已在其寓所介绍他和周璇认识，并是顾而己请他作为电影《和平鸽》的业余美工，给周璇画一幅电影《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
我们姑且认定唐棣以上所述，全部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就在唐棣认识并在为周璇画广告宣传画时，恰恰在这个时候，电影《和平鸽》拍摄到了后期，八、九月间也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时期，这从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日记和发往香港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趁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姓同居着（直到1954年才分居）。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因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
法院认定唐棣对周璇实施的行为是诱奸，参照《婚姻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还是属于从轻处罚的。从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很重视周璇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们要保护周璇的声誉，保护周璇的身心健康。
而唐棣的这种罪恶行为，无疑是对病中的周璇雪上加霜，加剧了她的精神崩溃，使得周璇后来一次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终生难以治愈。
再说，法院认定唐棣的诈骗罪，也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除了唐棣自己供认的从周璇那里得到两根小金条和旧币1200百万元以外，据知情人说，周璇寓所里的浮产，也正是被唐棣罗掘一空。
为此，当时的剧影协会只得临时成立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来阻止唐棣的诈骗行为。至于，这个“小组”是否合法，以及最后是如何处置周璇财产的，等等，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法庭上，唐棣辩称，他的上述行为是经周璇同意的。从法律上讲，即使周璇同意，对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唐棣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强奸和诈骗行为。
判决了唐棣以后，周璇的精神病仍不见好转。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帮助、挽救周璇，但已经很难奏效。
这时，他们才知道周璇怀孕了。文化局和剧影协会根据精神病院医生的建议，完全是出于配合周璇治疗的目的考虑，出面将唐棣从监狱暂时保释出来。
在周璇生下她第二个儿子后不久，唐棣又被司法部门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
一年后，人民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外的影响，再次释放唐棣，并正告他，不准再去纠缠周璇。可是这个唐棣，还是执迷不悟，带着在他诱奸下、周璇生下的儿子，四出奔走，以周璇的名义，要钱要物，寻衅滋生，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周璇的声誉。
他甚至潜入精神病院，骚扰在静养中的周璇，给周璇心头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致使周璇的精神创伤长期难以痊愈。
1956年9月，唐棣又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冯XX。进一步暴露了此人的流氓本性决非偶然。这种行为放在“严打”时期，够枪毙的。
因此，当周璇1957年9月，不幸病逝后。唐棣旋即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刑事犯罪案发，又一次被政府逮捕。这次司法部门不客气了，数罪并罚，加上历史问题，依法重判了唐棣有期徒刑12年。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至今都没有撤消。
周璇的一生中，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较适合她的比较理想的男性伴侣，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剧。
在严华、朱怀德和唐棣这三个男人中，根据周璇的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前两个和周璇交往了八、九年的男人，在他们与周璇交往的初期，还是给她带来过一些甜蜜和快乐的日子（周璇在51年9月28日的日记里，还称其为怀德，便是一个铁证）。只是到了后期，这两个男人都表现得不很不像样，令她失望。当然，周璇也有自己的弱点。
而那个唐棣，明知1951年新中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他又是一个需要坦白登记的对象，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经历的人在当时都像惊弓之鸟陷于极度恐惶之中，他明明应该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居然还要去诱惑神志不清的周璇，这岂不是拖人落水、岂不是在害人吗？
他仅仅和周璇接触了有限的几天，却从一开始就给周璇带来灾祸（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周璇身后，他仍到处兴风作浪，让周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他是周璇的一生中的最大的灾难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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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凯司令”喝咖啡。又让医生、护士陪她乘小车逛街兜风、到淮海路上高档的美容厅“红玫瑰”去烫发等等。可谓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可以不带丝毫偏见地说，周璇患病期间，新中国灿烂、温暖的阳光始终沐浴着她。
最近某地出版的一部有关周璇的书中提出，当时上海文艺界个别人（点到了黄宗英、黄晨、吴茵、白杨、张立德、吕复等人的姓名）有意阻挠周璇的次子与周璇接触等等之类的问题。有必要指出，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当时的政府部门采取的合理和必要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周璇的声誉和避免她精神上再次受到唐棣的伤害。政府的措施是针对唐棣的，而且周璇本人并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这个次子。
1957年5、6月间，当周璇的病有了一些起色、即将康复的时候，政府和关心周璇的各界人士，都很高兴。
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对周璇的一举一动都作了报道，比如，周璇与记者对话，周璇在医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周璇在南京路上的饭店里吃饭，周璇到白杨、赵丹、黄晨、陈歌辛家作客。
当时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在黄晨家里，周璇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浅笑。看来她真是已恢复了健康。不久前新烫的头发非常整齐平贴，丰满的面颊发出蔷薇色的光泽。她的服装也很雅致整洁，白底黑色小方格的上装，衬着白底浅蓝格子的衬衫，浅灰舍味呢裤子，白袜，黑皮鞋。……她竟是那样平静、安祥，在钢琴伴奏下唱了起来。在一曲终了之后，她与为她伴奏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手，轻轻地说：‘谢谢！’。”
在陈歌辛的家里，周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钢琴，她坐到钢琴边，轻松地弹奏了一首戈赛克的《加伏特舞曲》。陈歌辛听了喜形于色，决定为周璇作一首曲子《枯木逢春》。
报上还刊登了周璇坐在沙发上看上影画报的照片，电台也把周璇的一系列活动作为重要的文艺讯息播发了消息，并且播放了周璇演唱的《四季歌》。
海内外喜爱周璇的听众和观众也纷纷来信来电，寄来钱款、各种礼物和药品，表达对周璇的万般关切。在医院里，她还接待了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来访的朋友。有一次泰国皇家歌舞团来上海访问演出，她应邀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她还到后台与泰国皇室成员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报上又及时刊登了周璇致广大观众的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上影画报》也刊载了周璇致《上影画报》读者的一封信：“我已经快好了，我很快就要在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谢谢观众们对我的关怀，再见吧，祝你们健康。”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在赵丹、黄宗英的家里等处，拍摄了有关周璇康复后的系列活动，有周璇和她的儿子周民在一起的镜头，有周璇弹钢琴、唱歌，和文艺界的老朋友们欢乐相聚的场面。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长副部长的夏衍即给她发了慰问电报。
周璇也给夏衍回了信，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接到您5月25日给我的电报非常感激，我现在情况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继续为电影事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已经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了。
由此看来，1957年夏天，周璇的心头充满了阳光和鲜花。她也渐渐开始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了。当时的记者这样写道：“我们（和周璇）手挽着手，步出疗养院，欣赏郊区春色。在小木桥上，俯视潺潺溪水，又眺望远处的花房，无限美好的生活，在期待着她。”事情也完全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正像她儿子周民反复强调的：党和人民政府对她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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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情况急转直下。1957年7月19日，即将完全康复离开虹桥精神病疗养院的周璇，突发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
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院苏复院长奉命，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通报了周璇生前病情和替她治疗的过程。
苏院长说，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处于高热、昏迷状态的周璇“护送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急救。当夜由上影公司林琳副经理和黄晨同志陪到天亮。次日，得到上海卫生局的帮助，邀请了传染病的专家和著名的中西医师、针灸医师进行会诊，当时周璇热度高达43度，需要降温，上影公司从生产用冰中每天抽出100一120斤冰供她使用。经过各科医师和专家悉心治疗20多天，脱离了危险期。”
可是，没过几天，苏复院长在情况通报会上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高热、抽筋，医院进行了一切治疗和抢救措施，无法挽救，终于在（1957年9月）22日晚上病逝于医院。”
周璇终于离开了人世，她抛下了她的儿子走了。
遗憾的是周璇没能实现她生前对记者戏说过的遗愿“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里”。当然，周璇也没能实现再度下南洋巡回演唱、去赚钱的想法或者去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当时的上海市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委会组成了周璇治丧委员会。这个治丧委员会的阵容庞大，几乎囊括了中国当时影坛上所有的权威人士和她的生前友好，名单如下：“蔡楚生，于伶，袁文殊，蔡贲，林琳，瞿白音，张骏祥，应云卫，沈浮，陈鲤庭，贺绿汀，黄佐临，何兆章，郑君里，白杨，金焰，赵丹，王人美，舒绣文，魏鹤龄，刘琼，黄宗英，宣景琳，王丹凤，黄晨，黎锦晖，黄绍芬，李伯龙等。”
可惜生前友好中没有石挥，论与周璇的关系和交情，应该有这位天才演员的。可是没有。因为，那是在1957年夏秋之交的那个非常时期，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悬在石挥的头上。他突然失踪了。
据传，石挥是搭乘了一艘去宁波的轮船，当船驰出吴淞口时，他纵身跳入滔滔的东海里，他和周璇是前后脚离开人世的。
当年10月出刊的《上影画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周璇公祭会的场面及周璇的十几幅剧照。公祭会上，沈浮主祭，郑君里报告周璇的生平。周璇的生前友好黎锦晖和应卫云为她扶灵。黄宗英也宣读了悼词《璇子，安息吧》。
黄宗英的悼词全文如下：
“亲爱的璇子姐姐，你尝尽了旧社会给予一个女演员的痛苦，你还没来得及在新社会里和我们一起愉快地从事艺术创造，你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璇，我只想再和你谈一件事，我怕你放心不下你的民儿，他未出世就被父亲所弃，才入学又遭母丧，在你患病的这几年中，你不能清醒地知道他的生活。他才十几个月，你就已病得失去了抚育他的能力，当时我们剧影协会妇委会就把他送到剧影托儿所，后来他又在上影和市府机关幼儿园里，在阿姨们辛勤照顾下，度过了幸福的学前期。今年暑假他考进了小学，像你不久前看见过的那样，他长得健康、活泼、求知欲强、爱画图、喜欢唱歌，当然也很顽皮。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六年了，我和赵丹都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今后人们会因他失去了母亲，而对他倍加爱护。在这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就连孤儿也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他将被我们的社会培养教育为一个好孩子，成长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璇子，安息吧！”
落款是：你的妹妹、民儿的养母、宗英。
周璇的儿子周民，在赵丹和黄宗英家长大。他和赵丹、黄宗英的感情很深，尤其和他的几个弟妹赵桔、赵左和赵劲，相处如同亲兄弟、亲兄妹。
值得告慰母亲周璇在天之灵的是，周民长大后，像她母亲一样成了一个艺术家、成为了一个田园诗人，他有母亲遗传的许多性格特点，既浪漫又特别现实，还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他的代表作却是刊登在《上海文学》上的散文《一访、二访、三访菱湖镇》。
周璇的公祭会是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召开的。遗体火化后，被安葬在万国公墓，文化革命中她的墓穴被清除。后来，她的衣冠冢被安葬到上海市郊的福寿园。
有意思的是，2003年4月2日，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见证一段殡葬历史》的文章。文章记载了一段与周璇相关的史实：
“记者日前从市龙华殡仪馆了解到，这创下令人咋舌的一车一棺，原来是70年以前的旧物，它们是由上海万国殡仪馆的创始人、美国人施高特从美国带到中国的。据介绍这一车一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第一个西式殡仪馆——万国殡仪馆的诞生之时。当时万国殡仪馆主要处理在上海的外国人和政要、商界要人的殡仪，为了有与之相应的高档殡仪设施，创建者施高特从美国分两次带来了一辆‘克里斯’专用接尸车和两口西式铜棺。克里思轿车运送到中国后，很快投入使用。解放前后，它曾多次用于知名人士的遗体接送，鲁迅先生出殡入殓，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殡殓和入葬，著名影星周璇到万国公墓入葬，都是由该车接送。”
就是说，当年周璇是步鲁迅之后、荣耀地躺在鲁迅曾躺过的“克里斯”高级专用接尸车里被送往天国的。这种规格和待遇，在她之后，轮到的是空军司令刘亚楼。
对于这种破格的礼遇，我们想，假如能够的话、生性幽默的周璇，一定会从高档的克里斯轿车的铜棺里站起来，对参加隆重葬礼的人们说：“我在这里，向你（们）立正敬礼！”
这篇报道还用了一个副标题称：那辆克里斯专用接尸车如今“价值飙升一万倍”。“据悉，权威机构……评估，克里斯轿车……价值246万元左右。”
曾运载周璇的“克里斯”轿车的价值，居然能飙升一万倍，那么，我们的一代影后、“金嗓子”周璇的价值又何止这些呢？！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再版了周璇主唱和主演的歌碟和影碟难以计数。
周璇，是无价的，也是永恒的，她是民族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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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几十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有关周璇的书已不下几十种。其中，绝大部分或胡编乱造或捕风捉影或香艳无聊或别有用心或低级趣味或猎奇寻秘，总之，无一部有关周璇的信史。
当着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周璇日记》破壁而出、公示于读者的时候，笔者在查阅了周璇全部电影表演作品和和演唱曲目、以及她的书信、日记和散见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杂志的新闻、访谈等等之后，决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入手来重写这样一部新的周璇传，以还周璇的本来面目。
这部《揭开周璇之谜》是从两个方面落笔来为周璇立传的：
一、是以周璇的演艺生涯为线索，尽力把周璇在歌唱和电影表演上的全部成就挖掘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加以适当的评注。因为，对周璇而言，她的人生价值，就在于她的艺术成就。肯定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住了传主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于世的全部价值。
就像巴金说过，作家要用作品说话。那么，一个表演艺术家，就要用她的表演成就来显示她的存在。
二、一部像样的传记，要给人以一种命运感。莎士比亚说：性格即命运。那么，着眼于周璇的性格特征，来叙写我们笔下这个人物的命运的遭遇，便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了。
因此，贯穿这部传记的另一条线索，即是周璇个性的形成、发展以至于最后决定了她的的命运和最终的归宿。
我们这部传记，撇开了以往有关周璇的全部定论和所谓一致公认的说法，颠覆了所有强加在周璇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把周璇生前写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作为唯一较可信的依据，而绝不采信有关当事人的任何带有成见的片面之说，来阐述、分析和推测出一种比较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结论。
在《揭开周璇之谜》里，基本上扫清了笼罩在周璇头上半个多世纪的迷雾，至少澄清了有关周旋的四大谜团：例如，周璇的出生之谜，再也不要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尼姑所生、张家李家苏家的女儿，就尊重周璇自己的说法吧。例如，周璇的巨额财产之谜，这是历史问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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