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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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苏

【，】

写给不做亡国奴的人们

1945年7月，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官兵在周保中旅长的指挥下，先盟军一月突然对我国辽吉黑三省57个战略要地发动空降作战，建立桥头堡和电台，唤醒地下组织，成为光复这片黑土地的先驱。战斗是残酷的，教导旅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王一知中尉（女）在日记中记述这些与日军苦斗了14年的中国战士们，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打得极为英勇——“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我们牺牲了一半以上的人员。”

但是，他们终于打回来了。那些凯旋的老战士疯狂地亲吻这块土地，这是他们的祖国，这是他们的家。

13名烈士长眠在黑龙江对岸弗雅斯克营地的绿草丛中。他们在敌军的重兵压迫下宁死不降，过江休整，却再也没能回去。他们在归国之战的准备中牺牲，并被埋葬在了这里。黑色的碑文仿佛一只忧伤而不甘的眼睛，眺望着并不遥远的祖国，让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赵尚志将军在牺牲前的呐喊——“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这就是那场民族抵抗战争中东北军民的缩影。

萌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是从一年前开始的。那天，接到一个日本旧书商的电话。因为我经常从他那里购买旧图书，所以他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旧书，常先和我联系。这一次，他告诉我有人愿意出让一部其先人留下的照片集，问我有没有兴趣。

根据描述，这部照片集的主人原是一名日本二战时期的下级军官，名叫“铃木”。此人1937年被征召从军，到达中国东北，故此，拍摄了很多当时当地的照片。此人死后，其照片集被作为遗物送回日本。其遗族将这部集子捐赠给一个老兵会组织。现在，这个老兵会因为人员死亡殆尽，仅有第二代成员不能维持已经解散，这部照片集遂为书商所收集。他问我是不是去他店里看一看。

因为刚刚做了一次考察回来，十分疲倦，我有些犹豫。那位书商大概感到了，于是提醒我这部集子中有很多当时战斗的照片，知道我对军事历史感兴趣。他认为这可能是我想要的东西。

战斗？1937年，东北应该已经沦陷了六年，那里的日军在和谁战斗？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东北抗日联军啊！

因为条件太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史，极少有照片佐证，假如这部照片集与他们相关，其历史价值难以估量。我告诉他自己会立即前去。

我迫不及待要看，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于是，上茶，谈天，然后，才是看货。

从扉页来看，这是日军军官铃木在“满洲国”的个人留影，题名为《在满纪念》。粗粗看来，其内容颇为丰富，例如，有日军的慰安所和满洲慰安妇（即强迫中国女性担任的慰安妇）。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又一张与战斗有关的照片。

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说你开个价吧。

这位书商和我算是老打交道了，人品不错，他开了一个如此的价格——第一，要买必须全本，不能分着买；第二，小号照片——（我看在2寸以上）一张100日元，中号照片一张200日元，大号照片一张500日元，相册本身和铃木的照片说明白送。

这个价钱公道吗？他拿着计算器问我。

公道？我心中觉得他的价钱，确实很公道了。要知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照片，底片也大概早就毁掉了，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1938年的老照片，100日元，也就是8元人民币一张，这实在不能算贵。不过，我还是没法接受这个价钱。因为这本相册的照片太多了，共计八百余张，里面很多与抗联无关，是在华日军的生活照、和苏军的对峙、当地风景人物等，如果都是小号的，要八万日元，里面还有中号和大号的，书商算下来，共计要十万六千多日元。这样，就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

萨是工薪族，花八千多元买一本相册，还是要讲讲价钱的。我们谈了，价格降到十万日元，书商再不肯降，说再降就没有利润了。我说你收这个相册一定花的钱没有这样多。书商笑笑，还是不同意降价。因为天太晚了，我决定次日傍晚再去谈，开的价钱是六万日元，相当于五千人民币，我的心理价位，再高一两万，也可以接受。

不过，第二天上午，在公司里的我却总有点儿神不守舍。总觉得那些照片在呼唤，特别是下面这张我看到的照片：

我可以想象，在百倍敌军的重围中，这名抗联战士边打边退，直到在这片松林中被敌弹击中，他卧倒，用手枪继续抵抗，又接连被命中，终于牺牲。但直到战死，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日军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名日兵用脚踢开他的枪，把抗联战士的面孔翻过来，证明他确已死亡（他的腿依然保持着军人射击的姿态，却面孔后仰，右手甩在一边，故我如此推测）。这时，携带着相机的铃木走过来，拍了这张照片。

1938年，东北沦陷已经七年了，他们是怎样战斗过来的？他们可知道在南面，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不知道这些照片背后承载了多少历史。这一天都让我不安。如果这部影集被别人买去，我会怎样后悔呢？算了，今晚再去，哪怕他不肯让价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希望，不要太晚。

就这样，我一面心神不宁地做着工作，一面在我的博客里提了这件事。

不料，仅仅几个小时，将近两百条网友的留言就像雪片一样跟在了我的博客后面。

大多数是东北的同胞，也有来自云南、山东，还有西北的，都是和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

几乎所有的跟帖，都是一个声音——

把它带回家吧！

你知道，抗联的照片只留下了17张，多少战死在白山黑水的烈士，包括军长师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员，都没有照片留下。把它们带回来吧，让那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英雄回来吧——哪怕是在敌人的照片中。

钱，不用你付，你只要给个账户。

你去把它拿回来，只要在网上发一句话——“它是我们的了”，我们在线上等待……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被我的同胞深深地震动了。

那一天，我提前下了班，没有再谈价钱，直接买下了这本相册。那名日本书商诧异地听我说了原委，沉默片刻，给了我一个相当好的折扣。

然后，在最近的网吧，我立刻发出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铃木的《在满纪念》到手了。

也就在此时我发现，这一天是中秋节。

日本没有中秋节，我已经基本忘掉了中秋节的感觉。但我也不甚在意，前几天，上海文广电视台拍摄中秋专辑，找了我做嘉宾。问到我对中秋节的感受，我的回答是：

中秋只在我心中，而不是在日历牌上，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天作为中秋节，日期并不重要。

今天，世界越来越小，小到48小时以内，你可以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赶回家；我们的家却越来越大，大到我们的家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中秋是哪一天并不重要。从书商那里出来，我只觉得这一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感谢卖书人的宽厚。感谢家人的理解。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感谢冥冥之中抗联的英烈们让这本带着我们的历史的孤本照片集，无巧不巧地落入我们自己人的手中。821张照片，它，已经是我们的了。

粗粗翻阅一下，包含的照片主要反映了1938年前后日军在汤河、依兰、桦川、萝北、林口等地的作战活动，拍摄者铃木还曾被调到宝清和公主岭集训，专门研究对抗联的作战。在此期间，他又随其他部队“实习”，在长白山和抗联部队进行了战斗。

铃木的驻地在杨荣围子，是日军在黑龙江省东部和抗联作战的一个前进据点。已经在标注中发现了“赵尚志”的名字，这部照片集，有可能对研究抗联和东北抗日战争史提供新的参考。

于是，这个中秋就不再平常了。从网吧出来，抬头看到一轮明月在云中穿行，有无限感慨。天虽然黑，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一个要写一本书的念头。

全国的抗战，我们打了八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遇迟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

这14年中，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有绿林武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

东北，是我国抗战史中，自然环境最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拼杀最惨烈的战场，连抗联两任总司令都战死沙场，所以，我国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显得破碎不全，特别是一些口述回忆，往往得不到史料的证实。

然而，当时的日方军警却保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例如，新近发现的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在东北的作战记录，仅延边地区与抗联交战的资料就达四千多页。而日军普通官兵也往往在战斗中留下照片。这些照片多半带有日军宣传武力、炫耀战功等意味，但是，排除掉这些信息，我们先人当年在黑土地上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身姿就会呼之欲出。

甚至，在有些照片和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敌人对我方抵抗战士的敬佩之意。

例如，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新闻中，提到日军讨伐队员面对杨将军的遗体忍不住发出“男儿之泣”。而顽固的武士道徒，在最后时刻劝降杨将军不遂的日酋岸谷隆一郎也在采访中感叹：“设若自己身处和他同样的位置，必要做出与他同样的选择。”

何不从当时敌人的镜头，来诠叙我们当年的抗战呢？

于是，在将近一年的劳作之后，就有了这本书。

这不是一本全面诠叙东北抗战的书，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并不包括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未被提及或重点描述。这本书的意图是通过一个个中国抵抗者、一个个抗击的战场在敌方资料中映射出的片段，如同多棱镜一样，立体地反映出那段艰苦而不屈的历史。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抗战，整整14年，暂时离去的战士始终眺望着这片土地，如受伤的虎，舔着伤口等待着打回来的日子，没有离去的抵抗者前仆后继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杨靖宇、赵尚志，两位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先后战死沙场。但中国人的战斗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这支部队共约两百人，五年，合起来正好是一千年的抵抗。

他们出山后大多选择了解甲归田，没有人成为高级干部，所以他们的业绩不被人们记得。然而，他们却用这十四年的抵抗宣布，中国的东北在那次战争中从来没有全境沦陷。

萨苏

2012年3月

东北十四年抗战情况概略说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

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最初，东北的民众寄希望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官方能够承担起守土有责的责任。但东北军却采取了全面的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则一味依赖国际调停，结果尽管东北军官兵不乏奋起抵抗者，仍难以避免东北各要点在短时间内沦陷。此后，不甘屈服的东北民众在关内抵抗力量的支持下，以自发的形式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战。由于被日军割断了和关内的联系，同时义勇军内部也缺乏统一指挥，矛盾重重，最终义勇军大部在1933年解体，其残部和东北抗日联军合作，有的一直抵抗到上世纪40年代。至此东北各地基本已经陷入日军和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控制。

此时，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东北各地号召民众，英勇抗敌。日军将“满洲”视为其生命线派出重兵据守，残酷镇压我国抵抗军民。1940年，损失惨重的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退入苏联，但仍留部分部队在东北境内作战，并建立地下组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民众自发的抵抗也从未停歇，而入关的东北军也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5年，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盟军突入国境，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14年的抵抗，始告胜利结束。

引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开始了全面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在长春，南岭的炮兵让日军损失了第一个佐官。

在辽南，中日两军的装甲列车在锦州外围遭遇，激烈的炮战之后，日军被迫败退。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抗议日军侵占东北，她们身后有一张饱含深情的横幅，上面写着：“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在黑龙江，马占山奉命代理省主席，与苏炳文等东北军将领共同阻击日军于江桥和呼海。

在吉林，李杜一夜之间驰援300里，突入哈尔滨，人称“飞将军”。

根据日军记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在东三省沦陷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主力守土有责，却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导下轻弃故土，从此走上了流落异乡的路程。但仍有部分东北军官兵和日军进行了无畏的拼杀。

地陷，讲的就是这些以东北军旧部为主体的中国正规军，或主动，或被动在沦陷中奋起抵抗的内容。

一、东北军正规军抵抗概略

与一般认为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同，实际上，在日军侵占东北过程中，东北军各部并不乏奋起抵抗者，他们和日军的战斗几乎持续了一年之久，特别是黑龙江省政府，曾一直在东北境内存在到1933年。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境内的国民政府正规军为张学良所部“东北边防军”，主力在辽宁，约有兵力二十万，他们在猝不及防丢失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后退守锦州，和日军曾在锦州前线的白旗堡等地展开激烈战斗，并一度击退日军进攻。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东北军最终确定不抵抗方针，辽宁各部正规军在1932年初退入关内。日军并经过激战占领山海关，控制了入关的锁钥。吉林守军兵力约五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于南岭等地曾积极抵抗日军入侵，但由于守将熙洽投敌，部队分裂，以省政府警卫团长冯占海（张作相外甥）为首的抵抗力量退到哈尔滨附近，与依兰守将李杜等合兵抗战，哈尔滨失守后退向吉东，逐次抵抗日军的东进攻击。

黑龙江省有兵力约两万，人员最少，装备最差，但因为马占山誓师抗战，指挥省防军在江桥至省会齐齐哈尔之间与日军迭次苦战，所以黑省抗战声势最大，与敌重大杀伤并一度守住嫩江防线。但日军增兵再次进攻后，齐齐哈尔终于失守。此后，马占山带省政府退往海伦，呼伦贝尔守将苏炳文则退往扎兰屯。此时，日军已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中，马占山一度表示与日军合作，但很快重新起事。

虽然东北军不乏勇于抗战的官兵，但因为指导思想混乱，缺乏关内支援，也有很多大员如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等选择投靠日军，成为日军攻占东北各地的得力帮凶。至1932年底苏炳文在呼伦贝尔战败退入苏联，东北全境东北军正规军的抵抗已经告一段落，马占山等虽然仍在坚持抗战，但已经脱离东北军指挥系统，而呈现义勇军化的状况。

二、枪响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也是日军攻占沈阳战斗中的首要目标。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把“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战斗视为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历史照片，恰好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大营的设施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毁，这也与日军记载为拿下北大营特别从日本国内运来240毫米重炮的记录吻合。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然而，在日军不断紧逼之下，午夜过后，终有一部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起抗击，曾与日军展开激战。战后，关东军在北大营原址修建了纪念战斗中被击毙日本军人的“忠魂塔”，并创作了《北大营之歌》纪念这次战斗。

回顾当时情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并炸开围墙开始攻入东北军营地。第七旅直接指挥官王以哲旅长当时并不在营中，因为此前奉严命力避与日方冲突，坐镇指挥的参谋长赵镇藩和三个团长在遭到日军攻击后急电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总部请求指示，边防军总部在请示北平张学良后，下令第七旅不准抵抗，武器入库，“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仁”，“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

这个看似荒唐的命令，其实暴露了两大问题：第一，直到“九一八”，东北军毫无日军进攻沈阳时的应对预案。其上层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无视日军吞并东北的决心和准备，只是一味回避和日军的作战，在战略指导上有着重大失误。第二，东北军的一切决定，都依赖于张学良。这是军阀部队的一大特点。然而，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沈阳的情况显然难有直接准确的认识，因此把日军的全面进攻依然判断为小规模的冲突，酿成大错。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决定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旦被扣押，东北军很快全面解体的命运。

对于北大营的官兵来说，这一命令是致命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北大营官兵平时颇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抵抗的决心。但这条不抵抗的命令，让不了解全盘情况的官兵们深感困惑——如果反击日军，自己牺牲事小，说不定还会误了国家的全盘大计，以一腔热血换一个“爱国贼”的结果。

而日军开始冲入北大营，不抵抗的官兵并未获得安全，而是纷纷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

只有六二〇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六二〇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后冲出北大营。

根据记载，北大营真正进行了抵抗的，只有王铁汉六二〇团和赵镇藩指挥的旅部分官兵。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腰を没する水壕に落ち，弾丸に斃るる戦友を踏み越え進むつわものは堅固を誇る敵城の十重を囲む鉄壁に，苦戦惨憺修羅の極。敵の撃ち出す弾丸に痛手負う者続出す……”＇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