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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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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倾向带来的内部斗争影响，也削弱了抗联的战斗力。
但仍有一部分抗联部队在境内坚持，出境部队也不断突入国境实施袭扰和地下组织建设，到1945年抗联为东北光复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了很多成效。
1945年，经与苏军协调，抗联境外主力抢先突入东北，以重大牺牲为盟军开辟通道，提供情报并扰乱日军的后方，使东北的光复得以顺利进行，并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战后，这些部队大多归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
二、红色的第一滴血——赵尚志颠覆日军“凯旋列车”始末
1932年4月12日夜晚，一列满载的日军军列风驰电掣般行驶在通往哈尔滨的铁路线上。军列上不但装载了大量物资，而且乘坐有大量日军官兵。根据日方史料，这些日军官兵属于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推测其番号包括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炮兵第三中队、第二师团通讯队等。他们从4月2日开始，对延寿、方正等地的抗日武装发起进攻，4月4日击败冯占海等指挥的吉林自卫军部队，占领了方正城。日军将方正交给伪军据守，正在“凯旋”哈尔滨。晚10点，当列车通过哈尔滨郊区成高子站所属丁家桥涵洞上方处时，一声巨响，该车脱轨颠覆，机车后面的客车从六米高的路基上全部翻坠下去。一时浓烟四起，爆炸如雷，大批日军死伤。由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在成高子倾覆日军军列的作战取得胜利。
根据我方资料，实施这次行动的，正是时任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时年24岁的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的进步学生范廷桂。
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获得情报，方正县城沦陷，多门师团将于4月12日夜，乘客货混编军用专车通过成高子火车站。省委当即作出决定，派遣赵尚志和范廷桂设法倾覆这列日军军列。
赵尚志，1908年出生，汉族，辽宁朝阳人，抗日将领。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中共派他回东北负责学运工作。有趣的是，行伍出身的赵尚志，竟然一度在当时的满洲省委负责妇女工作。这次对成高子日军军列的袭击，是赵尚志转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4年2月起，赵尚志历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遭到内奸的袭击，壮烈牺牲。
范廷桂，原是后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的学生，在成高子列车倾覆案后不久被日军搜捕，不幸牺牲。
成高子，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郊，至今是哈埠与外界连接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1932年初，爱国将领李杜等率东北军四个旅坚守哈尔滨，与日军迭次血战，终因力量悬殊，后援不继，被迫向依兰方向撤退。2月1日，哈尔滨沦陷。此后，日军即以哈埠为其控制东三省北部的一大重要据点，不但驻有大量军队，而且经常从这里出发对中国抵抗武装发动讨伐。4月12日下午，赵尚志与范廷桂化装来到成高子车站附近观察地形，而后选定了离成高子车站五百米远的一段铁路。据萨实地考察，他们选择的地点十分科学。这里的道路视野开阔，但正处在列车下坡的地点，不易刹车，而且路基比较高，下面是涵洞，如果军列在此脱轨颠覆，很容易落入涵洞下方，其巨大的冲击力会给日军带来更大伤亡。赵尚志与范廷桂选择了破坏铁轨的方式，制造了这起列车倾覆事件。
4月14日，《盛京时报》以《日军由方正向哈凯旋中，列车颠覆死伤者多》为题做了报道，并惊呼“想不到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市郊会发生此事”。该报报道日军共计“死亡十一人，负伤九十三人”，事后日本关东军还在附近树立了浅妻大尉等11名死亡日军的纪念碑（已不存）。
此次行动成功之后，赵尚志的军事才能受到当时满洲省委的认可，并转而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从此开启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时代。
萨曾在北京遇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研究专家史义军先生。谈话中说起了成高子之战，萨忽然想起来，在日本曾经见到过一册1932年出版的照片集，名为《满洲事件写真集》，里面正有一张成高子列车被倾覆的照片。
经过与史义军先生共同考证，此照片的确是成高子袭击后日军所摄，照片中出轨的列车仍在熊熊燃烧。
有意思的是，这张照片上还有一段说明，标题是“军用列车爆破大惨事”。经仔细辨认，其内容为“四月十几日晚十时四十分，北满东支东线成高子隧道附近，从长春归来的我军用列车，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出轨后，最终造成五十四名当场死亡，九十三人获轻重伤，照片上即为列车被爆破后的情景”。根据这段说明，日军完成对方正、延寿的扫荡后，曾前往长春，此后才返回哈尔滨，这也就解释了从方正乘火车到哈尔滨，应该从北面进城，而实际上其军列却从南面的成高子经过这一奇怪之处，也反映了当时中方情报的准确。日方说明中并误将成高子的地名写为“城高子”，这也可能是我国后来研究此次战例不时误用的源头。
从此描述看，赵尚志这一次行动就使54名日军被击毙，而不是伪报纸上说的11名。要知道，日军打整个洛阳战役，与守军两个集团军激烈战斗前后将近二十日，自己宣称的损失不过阵亡55名，如果单从公布的数字看，赵尚志的这一次行动，几乎等同于两个集团军的战果了。看来，这又是一起日军典型的隐瞒战损的例子，只是不知道被瞒掉的四十余名日军是否进了靖国神社，还是日本军部连天照大神也一起骗。
2011年8月24日，在当地赵尚志纪念馆担任馆长的魏云生先生带萨和相关研究人员等前往成高子，踏勘了爆炸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经多名在场专家认定，照片拍摄位置准确，确实是在同一地点摄于日军列车倾覆后不久的时间。只是当年的木制涵洞，今天已经被水泥代替，而赵尚志等藏身的树林，也被建筑楼群覆盖。
然而，就在考察期间，萨再次收到一批从日本寄来的资料，并在其中发现了关于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的另一张照片（本章开始那张照片）。
这张照片来自于日本1933年出品的《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大写真全集》，描述的同样是成高子倾覆的日军列车，只是角度不同。从新发现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日军列车爆炸后燃烧的浓烟，出轨的列车车厢已被烧成框架状，车顶板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到一边。其拍摄位置较《满洲事件写真集》靠后，应在成高子据分析，这张照片拍摄于日军正在进行救火的过程中，而新照片侧面也有批注，日军在其中表明这次事故共造成“我军五十余人惨死”。
日方标注中并注明了为何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在于列车脱轨后，其装载的汽油发生爆炸燃烧。成高子颠覆事件发生后，日伪军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捕杀了范廷桂烈士，也曾截获我方计划爆破松花江铁路桥的炸药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此前在东北抗战活动中主要采取上层路线，从宣传、后勤等方面支持马占山等地方爱国将领的抗战，而几乎没有对日伪军直接的武装抗击（此前，中共满洲省委曾组织过一次对日军运兵车的爆破，但由于起爆装置失灵，未能成功），因此日军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组织如此“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他们始终固执地认为此事是当时混在中东铁路俄罗斯员工中的共产国际特工所为，并大肆逮捕俄罗斯铁路工人中的所谓“嫌疑犯”，严刑拷打逼供，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所谓孤证不立，看来，这一新发现的史料正好给第一张照片做了注解。赵尚志和日军的第一战，杀敌数量确实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还要多出数倍。
在日军大搜查中被捕的中国工人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写真》杂志1932年第8期，按照日本方面的资料，这三人手中所拿的，便是赵尚志等人当时破坏铁道的工具。他们的名字，从其胸前的签条来看，分别是王和、尹承才和李良予。根据我方史料，王和后死于狱中。
这次对日军列车的颠覆，最初赵尚志等策划用爆破的方式完成，由于此前发生过一次试图爆破日军铁路设施但起爆失灵的问题，最后改为拆卸道钉破坏铁轨的行动方案。此一变更仅在此后我方文件中得以体现，日军无从知晓。而这三名被捕者手中的工具与赵尚志的破坏工作十分吻合。因此，他们三人有很大可能是真的曾参与这次袭击，而不是日军滥捕的替罪羊。
与此同时，日方还刊登了两名苏俄嫌疑人的照片，均为中东铁路职工，分别是巴萨诺夫和丹斯凯维斯基。
在赵尚志的报告中，并未提及苏俄人员参加袭击。但是，能够如此准确地捕捉到日方军列的到达时间，使袭击取得最大成果，其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条铁路仍属苏联管理，而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关系密切，“九一八”事变前，周恩来、瞿秋白等出入国境，就是通过苏联控制的绥芬河秘密交通线，周恩来在绥芬河的住处，就是原中东铁路员工大楼。所以，认为赵尚志的袭击得到了苏联或者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职工中的谍报人员配合，并不是不合理的。也许，日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追捕这两名苏俄铁路职工。
由于整理上面资料，又注意到日军拍摄的另一张老照片，下方是日方用英文描述的与中国抵抗者交锋情况，内有这样一行关于成高子事件的注释——“……near Harbin on April 12th and some 50 soldiers lost their live……”（4月12日，发生在接近哈尔滨的地方，约有五十名士兵丧命。）
事后，我和史义军借此探讨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的生平。史先生认为，成高子事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第一战，从卢沟桥事变以后计算当属平型关，但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在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的这一行动比平型关之战还早了六年时间。从目前资料来看，尚无比此战更早的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抗战的记录。这或许可算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因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价值。
“我们不应该忘记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抵抗力量已经在白山黑水中苦斗了多年。”史先生开玩笑道，“赵尚志可不是因为和日本人有私仇才打鬼子的哦。”
英语中，把复仇的开始称作“第一滴血”，著名影星史泰龙还主演过同名的电影，深受欢迎。从这个角度说，成高子的爆炸声，或许就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滴血吧。
三、出身清华的抗联将领们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
然而，这一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
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洲在前往十一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洲不幸腹部中弹。负伤后，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探寻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无大碍。但在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张甲洲终于不幸牺牲。
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此人似乎更像个书生。
不错，张甲洲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
张甲洲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的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我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说法，张甲洲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
此人，上中学的时候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深为当时的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
但这个张甲洲第一个特点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明智”地不但取消了张甲洲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洲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
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洲出狱后，最终还是在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洲却似乎不怎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运工作甚重，张甲洲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
北大是那样好考的吗？对张甲洲来说如履平地，1929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大物理系就学。由此，北大认其为校友。不过，1930年，张甲洲“故态复萌”，在一次学运中被捕入狱。
经营救出狱后，组织上把学运重点放在了清华大学，工作重心转到文科学生头上。所以，张甲洲奉命改考清华大学。
考得上吗？
不就是清华吗？后来的红军军长（张甲洲曾任红三十六军军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政治系。
慢来，政治系可是文科，张甲洲原来是个理科生啊！
在“考霸”面前，是不分文理的，据说张甲洲其间还有多次代革命或非革命同志高考的经历，结果不分课目，无一不中。
张甲洲在清华期间，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一度代理市委书记。但他更多地时候还是活跃在第一线，与胡乔木搭档搞学运，成绩斐然，被人称为“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会考试的才子，却在“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初率领六名和他同样出身东北的大学生，在周恩来的直接委派下，携带两支手枪回到故乡巴彦，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是中共在“九一八”后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中发展成由4500名骑兵，四个团组成的红三十六军，先后攻占巴彦、东山两座县城。该军由张甲洲担任军长，赵尚志担任参谋长，于天放担任情报处长。
难以想象的是，这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在战斗中经常跃马扬刀，身先士卒，给敌我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张大个子”“张大坦克”的外号。从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上可以看到，张甲洲身材高大。人们回忆他当时的形象是“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骒马”。
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因为大学生很多（其中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刚刚起事的时候被称作“大学生队”。而由于当时伪满统治区从上到下对日本占领军都反感乃至痛恨，他们起义的时候，伪巴彦县长并没有积极镇压，但有个条件——张甲洲不能留，他在，必打！
原来，1930年张甲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暑假回家，曾策动当地百姓向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告状请愿，罢免了贪赃枉法、欺诈群众的原巴彦县县长。一个暑假就搞掉一个县长，伪巴彦县长打张甲洲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这个家伙惦记自己的乌纱帽。
可惜的是，红三十六军后来在王明康生极“左”路线的折腾下，失去了地方支持而最终失败。反对极“左”路线的张甲洲，赵尚志反而被“开除党籍”——实际上，由于张甲洲关系在华北，这种处分根本无法生效。张继续抗日工作，奉满洲省委的安排，秘密打入伪三江省教育厅，后升任伪富锦教育局长，其属下的富锦两级学校都成为抗联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输送地。他甚至在当地想方设法，协助抗联第十一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该厂拥有机床，甚至能够制造冲锋枪。后因形势变化，组织抽调他和同样在富锦进行地下活动的于天放前往抗联第十一军任职。在前往军部的途中，张甲洲在前面提到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但他带出来的一万发子弹、一百支枪、一部电台，却得以安然送达部队。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相契合，共产党曾从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的高级将领中，颇有许多文化层次甚高。张甲洲并不是抗联中唯一的清华学生。
张甲洲从北平北上抗日时，在哈尔滨等待他的是他的清华校友冯仲云，这位当时在东北商船学校担任教授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学长。
正是这位本来可能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学子，选择了一条铁血征途。因为“九一八”事变，冯仲云奉命前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最初，他的工作范围是城市和地下活动，但随着残酷的战斗中抗联军事将领大量伤亡，冯仲云也不得不进入军事指挥领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他负过重伤，曾多次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是在战场上不减清华学子的儒雅——他的部下记得冯仲云在战斗间歇，经常会吟唱一首歌，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全文如下：“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烬，墓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兄仲云，妹薛雯；十年前，同居太阳岛。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风凄凄，雪花霏霏；夜朦胧，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薛雯是他的妻子，当时女战士李敏曾问他是不是因为想念妻子才唱这首歌。冯仲云毫不隐讳地说：“是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冯仲云后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下文提到的于天放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
战后，劫后余生的两人重逢，而分离时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已经12岁了。中国少了一个数学家，却多了一个浴血沙场的儒将。
更传奇的大约是下面照片中这个一副学者样的年轻人。
他就是1932年跟随张甲洲一同返回东北投入抗战的七名学生中的一名——于天放。
于天放，黑龙江人，原名于九公，和张甲洲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洲不同的是，于天放倒没有先北大后清华地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所有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也可算是一个袖珍考霸也。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洲介绍入党，赴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他和张甲洲共同创建了红三十六军，并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后，又和张甲洲一起在富锦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洲一同调任抗联十一军，张甲洲牺牲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富锦、绥滨、七星砬子等地。该军军长祁致中被错杀后，第十一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
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个奇迹，但于天放更奇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到1941年，抗联主力由于受损太重，敌人压力过甚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后以小分队的方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抗联三路军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藏在山上，强调灵活地战斗或转移。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讨伐扫荡。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在东北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于天放才因为汉奸告密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了。
然而，于天放的传奇还没有完结。在他被敌人抓捕之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竟然在1945年7月经过精心筹划，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于天放越狱的过程，经过在战后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康曾对日本战犯中西正枝等的审问，而得到确切的证实，并证实被击毙的日本看守名叫石丸兼政。
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
张甲洲的妻子刘向文在他牺牲后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即便“文革”中因为被诬蔑为叛徒，土匪老婆被毒打致残，也不曾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有记者曾问她为什么没重新开始生活，她的回答是：“他太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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