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箯幫瑜送词重摛φ呔A出す……”＇意思是：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

三、“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一时“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

然而，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中国军人呢？

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中国军人身着便衣（因在士官学校入学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不顾日本宪兵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掷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中国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决不容情。

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中国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他认为有辱国格，多次抗议后，方才改为“中国学生住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但无法抵挡学员们血脉贲张的爱国热情。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袖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

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遭到严词拒绝。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志不忘。全文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期他日国有所救在总退学的当中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吉堂志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中国士官生们的心声。

东京是国际大都市，慑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中国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退学的中国学员共有72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中国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中国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中国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17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10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2300人，仍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

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也刊登了另外一些人在海外的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九一八”，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中国人怒吼的声音。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14年神圣抗战的开始。

外篇（一）：在日本陆军省前昂起头的小个子中国军官是谁

写过《“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老萨看着《满蒙事变大写真帖》杂志里面那张中国士官生举行抗议的图片，总觉得有点儿异样。

画面上，一边是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官员，另一边是表情严肃的中国士官生们。可以看到士官生们有人手里提着佩刀，显然是准备“掷还”给日本人的。

这种佩刀老萨也收了一口，有着镂空的护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颇为优美，但并不开刃，属于一种仪仗刀，没有杀伤力。难怪那个日本官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让我觉得异样的，是画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却怒目直视日本官员的中国士官生，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气宇轩昂，看来便不似笼中之辈。他的这张面孔，总让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

搜索记忆之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不像？

用PS把他转个身，和那名士官生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看，像不像？

同样弯弯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颧骨，样样都酷似。特别是耳朵的轮廓也几乎一样——对比耳朵的轮廓常常是公安机关确认犯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呢。

无论从长相还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小个子中国军官，便是此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郭汝瑰，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黄埔军校五期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成为陈诚亲信。抗战时期，参加淞沪战役，并规划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屡立战功。因据说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期间，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部分人士称为“最大的共谍”。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学习，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萨初时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

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萨留意。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突击队，后任突击队第六营上校营长，在邵阳一带和日军进行游击战。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来看，“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其上标识：“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孙华三于十九日冒险摄峰公志”。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

东北的警察中，组织抗日的不在少数，有的虽然不如黄显声将军那样坚定，但最后以死殉国的结局仍然值得记忆——比如，这位原桓仁公安局长徐文海，曾经在抗战中一度叛降日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举旗抗日，在战败后被日军从飞机上丢下摔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极大的破坏，日军沿铁路线进攻，收缴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缴械投降。但由于黄显声预先在部分警察队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时间被日军缴械的东北警察多携武器投入抗日斗争。东北的14年抗战中，许多抗日领袖都出身于警察。例如，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均举起义旗，在东北各地奋勇抗战。抗战的东北警察部队指挥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邓铁梅。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组成八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五、苦战南岭

应该说，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反应并不慢，他们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苦战的味道。

尽管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最后时刻奋起抵抗，但由于当时大势已去，这种抵抗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九一八”事变中，第一次让日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战斗，发生在9月19日。在日军试图攻占被称作“南大营”的长春南岭兵营时，守军英勇迎战，和日军苦斗十个小时，让骄横的关东军在黑土地上付出了“第一滴血”的代价。

这一仗，日军不但付出了约两百名人员伤亡，而且参战的两个大队大队长均被击伤，一名佐官阵亡。

南岭，位于长春以南1。5公里。1907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处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时期，这座大营的占地规模约为30万平方米，其火炮可直接覆盖关东军控制的铁路，堪称东北防务的军事要地。张作霖曾多次派人来此视察。19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舟二十五旅所属任玉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