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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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站�不开枪不开炮，我军打枪，他们也不太还击，汽车拼命朝前开。戴鸿宾军长一看，觉得事情奇怪，眼看快到上街基了，戴鸿宾军长明白了：日军是去上街基占领炮台的，要是他们占领了上街基炮台，和肇兴的敌人两面夹攻，那时我们就将处于极端不利境地，于是，戴军长拉开了雷鸣般的嗓门大声下着命令：“快占领炮台！前面的部队占领上街基炮台！”

同时，他又命令身边的战士向敌人的汽车猛烈射击，最好是把汽车轮子打爆。这时，跑在最前面的是六军二十八团郭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他们听到命令，飞也似的跑向上街基东南炮台，这位机枪射手，奋不顾身，跑向炮台的第二层，刚刚架上机枪的时候，日军的汽车刚停下，日本军官板坂少佐在车上横握战刀，叽哩呱啦，挥军督战。日军冻僵了手脚，刚欲跳下车，机枪子弹像一阵暴雨扫射过来，板坂少佐当场毙命，车上的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才刚刚结婚，也抛下他的蜜月新娘和板坂少佐一同归天，其余的日本兵车上车下横七竖八倒成一片，呜呼哀哉，其中只有一个命“大”，他下车太猛，皮带在丰后边，身子还未着地，就活像一个吊着的油瓶被不要命的汽车拖回肇兴去了……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上街基村东附近立一石碑，无耻地称“板坂少佐”等侵略者为“十八勇士战殁之地”。此碑文“文革”期间已佚，尚在残碣只有原碑的四分之一了。［小说网·。。］

根据这个石碑的记载可知，军衔为大尉的板坂是被追晋为了少佐。

这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的作者王海珍，当时是六军迫击炮连二班班长、乔占江则是六军司令部通讯员。

文中其实还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其一，消灭板坂等18个日军的我军确实是骑兵部队，和日军记载的“骑马匪”一致：

（凌晨）一点来钟，戴鸿宾军长与蔡近葵师长首先率五百人的马队出发了。马队在夜幕中，只能凭着雪光摸索前进。由于道路不熟，雪大辨路困难，马队只能缓慢前进……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肇兴。

马队到了肇兴西南门外，戴军长下令，每班留一个人打好马桩子，看好马，其余准备战斗。

其二，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其原因令人扼腕长叹：

攻城战斗初战告捷，残敌龟缩到了萝北县公署。

戴鸿宾军长“马上命令攻击伪县公署，并命令向县公署院内开炮。谁知炮弹返潮，四十发迫击炮弹，打了三十八发都不响”。于是，“县公署的敌人凭着碉堡、岗楼顽抗”，随后日军开始增援，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

38发若是都响了，一口气砸到伪县公署上，这次战斗的战果会增加多少啊……

其三，戴鸿宾军长以这样的方法，才得到了苏军这样的“支援”：

余下的两发迫击炮弹，一发扔向了增援的日军，“这一炮真没想到打响了，只听‘咣’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这是关键的一炮啊！日军被炸得晕头转向，不知虚实，连忙龟缩回去了”。

另一发……“戴军长一看，天已大亮，望望北面，江面很窄，就命令将最后这一发炮弹向江北苏联打去，很幸运，这一发炮弹又打响了，巨大的响声，把积雪炸飞了起来。戴军长为什么命令将这一发炮弹向苏方打？其目的是：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六军已执行北满省委会议决定；二是让苏联误认为是日军打的，惹起苏方不满，放炮打日本鬼子。果然，不大一会儿，苏联就向肇兴方向打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暂时行动”（不过可以看出，苏军的炮击，显然也只是警示炮击）。

上街基消灭板坂后，我军的战斗和撤退过程中，“苏联炮兵不断向日军炮击，震慑日军，迫使日军不敢冒险妄动，给了我军很大支援。”

翻开尘封的史料，有多少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人心潮澎湃或扼腕长叹。

这次战斗的发生地是萝北县上街基，这个地名不为人熟知。于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地名“上街基”。

萝北县城的“上街基”，应是根据一片“街基地”的方位而取的一个地名。东北有不少地方“街基”为地名，距萝北不是很远的富锦县城也有“上街基”的地名，其原名为“南街基”，民国元年改称上街基。

那么什么是“街基地”呢？这个词语的理解，首先可以比照一下“宅基地”。

《抚顺市志》的记载：

1936年，伪满抚顺县的土地摊款分三种税率：街基地、园辅地（注：应是园圃地）、农村土地。

通过这种分类，也就可以明白“街基”大体上是什么概念了。

《黑龙江土地资源》有具体的记载：

街基地出现在清末，是各地在丈放荒地过程中“留适中之地，水陆冲要处所，划出地段，以为设置基础，是为街基”……“除划留官道及官署基地以外各视地方之街僻，分别等次，酌定价目，招户承领”，征收押租（街基价）与年租，并通过清丈发给印照，以凭管业。

这段文言文若是不好理解，也可看明清史专家刘秀生的介绍：

晚清东北解除封禁令以后，地方官员在交通要道，军队驻防区和居民稠密地区建立以工商业为主的规范化聚落，名为“放街基”，即规划出街区的方圆四至及街道布局图，以丈尺为单位招商购买建屋。一般以长宽三点三里为准．面积呈九九之数，中央以街为主干，街两侧为工商铺户，街四周为巷（居民区）。街形成以店铺为主、集市为辅的商业区。晚清至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区，以后逐渐形成街镇，初放的街基大多成为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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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敌军围困千万重——一张抗联相关老照片的注解

在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典型的穿帮镜头。其中之一就是近现代战争影片之中，蜂拥冲锋的场面，这种场面看起来气势雄壮，但却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在热兵器为主的近现代战场上，以密集队形冲向敌方，其行为近乎自杀。因此，真正的冲锋队形，通常都是队形稀疏而且非常重视冲击过程中的隐蔽性，并不容易让人感到冲锋的迫力。老山之战，越军因为急于求成，曾发动中古式的密集阵形集团冲锋，结果在中国守将张友侠所部及炮兵凶猛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六个团败在了一个团的手下。叶剑英元帅看过战场录像惊叹：“淮海大战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在作战中用密集队形冲向敌军据点，是一种荒唐的打法。

然而，在我的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军，队形比电影中还要密集。他们中有的人状甚悠闲，甚至连步枪也不拿，摆成的警戒队形多少显得漫不经心。

这并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战斗，这支日军已经完成了一个环形的包围，团团将一座抗联的密营围在正中。但对着这张照片，却没法让人产生荒唐的感觉。

它诠叙的是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真实的战斗生活。

上页照片拍摄于1938年冬季，当时，照片的主人，日军驻宝清杨荣围子的一名军官铃木，正随同讨伐队在宝清县境内进行“第二次秋冬大讨伐”。根据铃木的记载，就在当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日军刚刚结束了跨越宝清、桦川等地，针对活动于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的“第一次秋冬大讨伐”。这次讨伐并未能彻底打垮抗联在这一地区的抵抗，他们顽强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继续在山岭丛林中与敌战斗。日军虽然在宝清桦川交接地带破坏了抗联的多处据点，但未能给抗联以致命打击。于是，自11月15日至12月11日，日军在伪满洲国军的协力下再次打动了第二次秋冬大讨伐，这一次，铃木的部队依然作为永野讨伐队的一部分参加了战斗。

根据铃木的记录，第二次讨伐对抗联部队是致命的。由于普降大雪，抗联残军的行动失去了隐蔽性，而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的伤员得不到救治，粮食得不到补充，特别是抵抗日军第一次讨伐的战斗中，抗联≮我们备用网址：。。≯部队的装备弹药消耗很大，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困，战斗力锐减，因此承受了重大的损失。

从中方的资料可以考证出，1938年秋冬，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力量也正处在一个低谷的时期——这一年早些时候，他们的领袖，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被苏联扣留，此时，当地抗联主力又出击实施第二次西征，留守部队兵力不足，是难以和日军讨伐部队对抗的重要原因。经查，抗联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就是这一时期在宝清县张家窑与敌作战中牺牲的。

铃木这张照片发现于其《在满纪念》照片集，拍摄于这次讨伐后期，他们的所属部队（永野讨伐队）讨伐一开始就在“三道河子”与抗日联军发生战斗，随即和友邻部队以拉网形式进山，穷追不舍。中间抗日联军被围人员显然已经意识到被包围，几次试图突围。因日军讨伐战线绵长，兵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均在和日军激烈战斗后失败。到11月下旬，抗联部队已被打散，退却入宝清、依兰、富锦、桦川等处山区。

尽管没有标明日期，但铃木所拍摄的照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这期间，抗日联军部队的抵抗明显减弱，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枪膛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子弹，他们甚至不能举火，因为天上有日军的飞机，烟会引来敌人。日军在山中踏雪追击，搜寻残存的抗日联军成员。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抗日联军留下的密营，日军发现抗联的密营，必将其捣毁，以破坏抗联的后勤储备和可能的后方。

大约是料到日军必然以密营为攻击目标，在大多数抗联的密营中，都已经没有了人迹。但是，在大雪中无衣无食的抗联战士，有的时候万般无奈中仍然试图返回自己曾经的营地寻找食物，维持生存。

这一次，铃木他们就是在军犬的协助下，找到了这座密营。

从此前几次发现密营的记录看，日军在包围密营后通常都是占领四面制高点，搜索和喊话，然后步步进逼，如果有抵抗，就组织火力攻击，如果没有抵抗，就一直逼到密营周围进行检查。

可以看到，这已经不再是战斗，因为日军摆开的队形如同追猎，甚至有两名日军还手持着绳网，明显是为了活捉抗联人员。他们的态度显然不觉得这样的战斗有多么危险。

日军显示的不是愚蠢，而是骄横和绝对的优势。

前几次，日军都是扑空。

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铃木记录，在这座密营中，有两名抗联人员。

但是，并没有战斗。

铃木写道，两人，一男一女，已经冻饿而死在这座空无一物的密营之中。

那时候，为了诱使抗联人员动摇，日军推出了条件优厚的投降政策，只要出山缴枪，就不杀。为了更好地诱降，日军至少是表面上遵守了这一政策，即便是曾经击毙日军大佐的谢文东，也轻轻松松地放出去做了矿上的把头，还用飞机带他到东京观光。

即便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样顽强的部队，也不乏人员被俘或投敌，但，有人就是选择了牺牲。

我重看这张照片。

外面，是敌人围困万千重；腹里，是空空如也；枪膛中，已经没有了子弹。

在黑龙江的寒冬里，两名抗联战士，最后的时刻，他们会想什么。

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最后能献给这个苦难国家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1940年2月23日，六天六夜粒米未进、拖垮了跟踪讨伐的几百名敌人后，打剩最后一人的杨靖宇在伪通化省濛江县三道崴子林中壮烈战死。死后，日军将其遗体解剖，进行化验的公医诊疗所医生洪宝源回忆：“胃里面竟然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呢。”

杨靖宇的牺牲，是因为被他遇到的四个村民所出卖。当时，他们还劝过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杨靖宇将军的名字，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两名牺牲在宝清密营里的战士，在死去72年之后，用一张敌人的照片，向我们传达了他们最后的消息。

没有功勋，也许，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人知晓。

只有敌人围困万千重。

十四、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一刻的话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由于汉奸出卖，在和日军野副讨伐队连续55次交火后，于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

为此，1946年经政府决定，濛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关于杨靖宇战死的经过，曾有“战死”和“自尽”两个不同的版本。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杨靖宇是在孤身和日伪军对射20分钟后，被抗联叛徒张奚若用机枪击中后牺牲的。根据日伪档案，特别是加藤丰隆《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现在我国历史学家对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已经十分详尽。

然而，杨靖宇殉国之前，最后的遗言是什么，至今未见准确记载。

在《杨靖宇牺牲前后的历史谜团》中，如是描述——“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躲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

《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则记录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判断无法劝降，于是下令攻击，战斗中杨靖宇牺牲。

而在电视连续剧《杨靖宇》中，日军指挥官曾劝降，要求杨靖宇放下武器，自己愿与杨靖宇结为兄弟。杨靖宇回答：“如果有人侵入你的家乡，杀你兄弟，淫你姐妹，还要与你约为兄弟，你会同意吗？”

虽然铿锵有力，但这毕竟是艺术创作。

还有人说杨靖宇临牺牲时喊的是：“当过抗联的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殉国前，到底说过些什么呢？

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第八十八旅）研究会的帮助下，萨终于在日本获得了一条线索——日军有一份记录，记下了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中的情景。在战斗中，双方的确有一段对话，与杨靖宇相互喊话的，便是日军讨伐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

日军甚至记录下了双方的对答，可惜是以日语的方式保留下来的。

一名受我托付寻找这份文件的日本友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找到，并在电话里约略叙述了杨靖宇与西谷喜代人最后的对话。由于这份文献做成于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其可靠性应该比较大。还有一些与杨靖宇牺牲相关的内容，如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死后曾抚尸痛哭等，应该也是此前我方资料中所不存在的。

我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一下，取回这份资料，并希望能在尽快将其翻译过来，让将军可能被隐藏了70年的最后遗言能够重见天日。希望不负使命。

2011年3月31日下午，当我从日本友人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大雨如注，这场雨从早晨开始下，断断续续，加上有风，让人不由得觉到寒冷。

3月下旬，大阪应该是开始回暖的季节了，这样冰冷的雨是很少见的。走到车前还有些距离，我把包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它被雨淋湿，因为里面有一份记录文字，是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殉国时在场的日军军官，所记录下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

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我很不愿意触动这段历史，仿佛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忙碌的国度，我想这种历史深处的悲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那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的中国人，苦战了八年以后，几乎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天，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连我们的总司令都拼杀到最后一人，战死沙场。

两年以后，另一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也战死不归，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挪威、希腊亡了国，他们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死在战场上。被日本征服的朝鲜，被废黜的王太子李垠不但没有殉了社稷，反而去给日本人当了旅团长，成了终生的亲日派。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打得这样惨烈，即使是被视为因为不抵抗失去的东三省。

杨靖宇将军的死，我认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又让每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回顾将军牺牲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李陵碑。

所以，我在翻开这份日文写成的将军殉国记录时，有一种要咬紧牙关的感受。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因为里面的信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这段记录虽然也许并没有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察看我国现存对于杨靖宇将军殉国经过的记录，并询之史义军等抗联历史研究专家，尚未见这段材料曾被披露。我不知道自己有幸先看到它，是否意味着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记录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方文件名为《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2号，原件存于（社）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我拿到的是一份复制件。这份文件的编纂者名叫富永义雄。

为了确定这段文字的准确性，老萨专门对富永义雄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富永义雄在1940年的身份为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的厅长即最后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隆一郎。岸谷的厅本部直辖警务、警备、特务、教养、保安五个科，以及专事对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讨伐作战本部，抗联叛徒程斌指挥的“程斌警察大队”和崔胄峰指挥的“崔贤警察大队”均为该讨伐作战本部所属，该本部下尚辖有该地区九县的九个警察大队、兵站部、卫生班、配车系等，总兵力两千八百余人，富永义雄时任本部直属警务科科长。（以上信息来自幕内满雄所著《满洲国警察外史》）

《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编成于伪满时代，是伪通化省对抗联作战的日本军警所作一份系列内部档案，记录当时“讨伐”的经过，并有参战日军警人员以手记形式记录了大量日伪警察队活动的情况。因日本战败时部分被毁，现仅存部分文档，散见于日本各处。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是一个倡导中日友好的民间组织，位于东京银座附近，也保存了这套档案的若干部分。

在这份文件中，收录了与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情况，从文字来看，富永不是当时的在场者，但是采访和收集了在场日军警所叙述的内容。由于这份文件本身属于日军内部使用的不公开文档，而且其内容与日方公开的资料的确有些差异，个人倾向于其具备一定史料价值。

应该说，富永义雄的这部文档，披露了日军和抗联作战的过程中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内容。

比如，他在描述伪通化省警察队组成时，提到了抗联最著名的叛徒程斌投敌时险些被日军枪毙。

程斌于1938年7月率115人叛国投敌。此后，日军将其所部编入讨伐队，程斌迅速从抗联叛将变成了日军疯狂的帮凶，在把杨靖宇将军逼入绝境的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叛徒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记录程斌等人到达通化后，“前述のように�崎撸�擊隊とこれに呼応した長島工作隊に逮捕或いは帰順した程斌以下一五零名の措置については「全員射殺して，晒し首にせよ」という意見も多く、これも当時としては通常の処分でもあった。”

翻译过来，意思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被黑崎游击队（注：敌本溪讨伐队黑崎中尉指挥的机动讨伐队）和与其配合行动的长岛工作队（注：敌通化宪兵队长西田中佐属下，由长岛玉次郎曹长指挥的特务部队）所逮捕，或向其归顺的有程斌以下一百五十人（注：与中方统计稍有出入，可能含有其他抗联叛徒）。关于对他们的处理，支持‘全部枪毙，悬首示众’意见的人很多，这也是当时经常采用的处理方法。”

但是，最终关东军参谋神崎和敌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召集相关的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警备股长鹈池等在通化市内的日本餐厅“菊水”吃饭，在餐桌上确定了将这批抗联叛徒全部归入警务厅使用的协议。富永在手记中记录当晚程斌等人住在通化南门外的师范学校，第二天在警务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接纳这些抗联叛徒，岸谷隆一郎并当场将自己的军刀赠送给程斌。

如果不是日方文献中有此记载，实难相信岸谷在运用程斌所部上下了这样大的本钱。但这支随后编成的“程斌警察大队”的确成为日军最凶恶的鹰犬之一。

这份手记中也记载程斌所部1939年春天被迫进入辉南县的兵营进行训练和休整，只是原因有些啼笑皆非，竟然是：“一つのエピソ�‘ドとして隊員間に性病が蔓延し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