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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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曹亚范而言，他在第一军第二师担任师长时部下为一千余人，担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部队数量不详，但日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提到1939年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部下有官兵一千三百余，第一方面（军）应与之相若。抗联第一路军下属的方面军似乎内部是当作“师”来处理的，因此，陈翰章最后一战时日军称他为“陈师长”，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谈到组建方面军的时候也说是编成“新的师”。从军事角度来说，曹亚范指挥的部队相当于关内八路军一个主力骑兵团，但如果从其控制的游击区范围而言，又大大超出一个八路军独立师的范围。所以，若是粗略来算，他的级别应该是在八路军独立师师长（比如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开国上将）和骑兵团团长（比如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康健民，开国少将）之间。

曹亚范作战颇为骁勇，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仍冒险率部杀入营救，2月18日最后的两名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牺牲后，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日军《杨靖宇讨伐壮烈实记》（满铁杂志《协和》记者宫本旅人作）收录“阵中日记”却记录2月21日在濛江城北大沙河与大批抗联部队发生激战，双方战斗达一个小时，接着2月22日，在濛江大牛沟再次与抗联部队激战，日军出动了飞机才取得优势。杨靖宇在23日，也就是第二天牺牲于濛江西南三道崴子，双方的直线距离只有七公里！

这支敢于突入日军重围中神出鬼没抢救杨靖宇的部队，据判断就是曹亚范所部。

在杨靖宇牺牲后，曹亚范仍然指挥所部顽强苦斗，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继续在靠近日伪统治心脏的南满地区显示着抗联的存在。因此，曹亚范的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4月，魏拯民在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信件中，开列的第一路军现存干部中，曹亚范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朴德范、韩仁和与徐哲。而在7月魏拯民写给中共代表康生（魏拯民不知道康生已被撤换）的信件中，描述了曹亚范的牺牲，称“曹亚范同志为队内叛徒所杀害，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目前只有一部干部率少数队员继续抗日救国的光荣事业，此时若再有一步之误有全部瓦解的危险”。

对于曹亚范的牺牲，曾经有过战斗牺牲和被叛徒杀害两种说法，目前基本肯定曹是在1940年4月于濛江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

从目前新发现的资料看，无论是在魏拯民的信件中，还是日军的记录中都显示曹亚范确实死于内部人员的暗杀，这间接证实了曹亚范的死因。

根据《满洲国警察小史》（加藤丰隆著）第三部记载，日军是在金川、濛江交界处的九九九高地发现曹亚范遗骸并在附近留影的，称曹应该是死于1940年4月4日。虽然日军没有记录发现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影中的日军已经换上了夏装，日军讨伐部队是在六月更换夏季军服的，因此曹亚范殉难的地点应该是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由于日军有在这一带多次与原曹亚范余部交战，先后使抗联损失约百名官兵的记录，因此，曹亚范的牺牲经过和地点，很可能是被俘的抗联人员向其提供的。

虽然曹亚范牺牲地照片上没有标明这具体是哪支日军部队，但从作战地域来看，发现曹亚范营地的这支日军，是日本关东军独立第八守备大队绪方讨伐队所部。紧挨着这张照片，是日军世田小队在讨伐作战中的照片，而世田小队正是属于绪方讨伐队的，这可算是一个佐证。

该大队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入伍兵一律从新兵检查的甲等甲级中挑选，新兵训练打靶距离450米），在1939年9月3日开始按照野副昌德中将指挥的“三省联合大讨伐”部署，作为讨伐机动主力之一投入作战。这是一场针对杨靖宇第一路军的空前大讨伐，其兵力、物资调集十分惊人。实际上，该部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结束讨伐返回营地，已经到了1940年12月。

面对日军空前的进攻，抗联部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5个月，直到1940年11月，已经弹尽粮绝的陈翰章，依靠最后一点弹药，还重创了紧跟追击的日军东宁警察讨伐队，击毙东宁县警察队副队长村上千代三郎，令苦苦追击的日军为之一滞。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是野副昌德手中重要的机动兵力，但也在这次讨伐作战中屡遭抗联痛击，损失惨重。

独立第八守备大队辖有四个中队和直属队，本来计划以中队为单位编成四个讨伐队，但刚一出动，1939年9月24日第二中队就在寒葱岭为魏拯民、陈翰章等伏击，几乎全歼（仅二十余人逃出。抗联第五军也有部分部队参加战斗，牺牲一名姓任的团长），中队长松岛幸吉大尉阵亡，第四中队也遭到重创。由于第二中队基本干部损失殆尽，重建困难，所以实际该大队只编成三个讨伐队，发现曹亚范营地的是以第一中队（原驻蛟河，中队长绪方大尉）和“满洲四五一部队”为基干组成的绪方讨伐队。

这个绪方讨伐队，也遭遇了抗联顽强的抵抗，在这次扫荡作战中曾遭受过一次沉重打击。

绪方讨伐队遭到的打击是在他们翻越哈尔巴岭朝沙河掌方向“讨伐”的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其部队共计三个步兵小队加一个指挥班、一个辎重队。其行军队列以世田第一小队为先锋，走在本队前约一百米处，随后为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构成的本队，再向后为行李辎重队和第三小队。整个队列共有日军120名，辎重队则并非日军，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也有当地少量苦力，共计一百余人，每人携带30公斤辎重。

9月29日，经过两周的“讨伐”，该部行军到达四道沟地区，此处山势如同马背，十分险峻，日军在仅仅50厘米宽的道路上只能排成一列纵队行军，尽管中队长绪方理中尉很有战斗经验，尽量把战斗部队保持随时应战的队形，但是行李队不可避免地被拉成了长长的队列，而且行动迟缓，根据《独立第八大队队战史》记录，由于行李队行动迟缓，该讨伐队的行军队列竟然被拉到了四公里长。为了避免落后的行李队遭到攻击，绪方中尉特别命令桥本荣次郎少尉（战死后特进一级）指挥的第三小队充任“行李监视部队”，负责保护辎重。行进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行李队正走在最难行进的山路段上，突然遭到抗联游击队从侧翼的猛烈攻击。

日军推测，这支发动袭击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总兵力在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两侧凶猛地切入日军队列，双方几乎立即陷入混战。负责掩护行李辎重队的桥本荣次郎少尉犯了个大错误，他把自己的三十几名部下分散开来随行李队行军，现在前后距离达千米之远，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只能“三三五五”地组成战斗小组和抗联部队苦斗。只有50米的视界让猬集在路面上的日军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这样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分散的日军逐一被击毙，等绪方中尉率主力回头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战斗早已结束。行李监视小队被全歼，桥本少尉胸部被数发子弹打成了蜂窝状，他们护送的辎重都被抗日联军夺去。

抗日联军没有为难无武装的辎重队员，保留了他们的性命。但当绪方中队长不得不靠空投获得补给走出丛林的时候，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肯定大大增加了关东军飞行队的负担。绪方讨伐队有一周的时间无法投入战斗。不过，绪方讨伐队的日军自述此后搜寻抗联部队的时候多了一种方法——他们会寻找抗联战士吃完后丢弃的日本罐头盒，这显然是“从我军掠夺去的”。

这一仗，酷似一个袖珍的平型关，至今不知道是哪支抗联部队打的。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杨靖宇、魏拯民、曹亚范和陈翰章，他们就是这样和日军顽强搏斗的。

绪方讨伐队的损失展示了抗联在日军的重围中，怎样机智勇敢地和敌军周旋。这些英勇的战绩，由于抗联第一路军仅有极少官兵幸存下来而无法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只有从敌人的记录中才能了解了。另一个例子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开列的他身边遗物中，竟有“电话机一部”。抗联显然不可能使用电话进行通信，这部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军最终解开了它的秘密——原来，陈翰章将军的幕僚会用这部电话寻机搭上日军的电话线，来窃听日伪军的通信，利用获得的情报经常给日军以神出鬼没的打击。

在1939年9月，抗联第一路军的兵力不过数千，面对八万日伪军经过精密设计，不惜代价近乎疯狂的围剿讨伐，在仅有几个县的回旋空间中，顽强抵抗了15个月。这样的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是中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的追求和信心。

这一点，也在发现曹亚范将军殉难地照片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新的证实。

曹亚范的遇难，应该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悲剧。他是在夜晚宿营时，被部下的机枪班长全某暗杀的，他的警卫员杨有康同时遇难。说他是被叛徒所杀，其实有些勉强，因为暗杀他的几名杀手，后来依然从事抗日活动，并相继死于和日伪军的战斗。他们暗杀曹亚范的原因，可以从金日成的回忆录中找到痕迹。金日成提到，在日本特务金东汉（后被抗联十一军击毙）等制造的“民生团”事件发生时，曹正好担任东满特委书记，这次运动给很多同志造成了伤害。当时很多抗联官兵和地方干部被打成“民生团”，师长朱镇等被逼成叛徒，有人被枪毙时还在高喊“共产党万岁”，是一场类似苏区AB团，抗战时湖西肃反的极“左”悲剧。曹亚范在这起事件中立场比较客观，但他作为政治军官的身份，是他遇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为很多幸存下来的抗联战友所认可。

所以，看到这张他遇难地的照片时，心中不免会有一份叹息。

但是，照片上的那棵大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按照日军的记录，曹亚范的遗骸就在这棵大树附近发现，而大树上书写的是抗联的标语。

根据史义军先生提供的信息，曹亚范牺牲的地方，是龙泉镇西瓮圈密营，是抗联的秘密营地之一。此处扼金川、濛江、敦化三县之交，曹亚范率部退到这里，是已经无力再战，还是要徐图再起呢？这块写在大树上的宣传标语，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手笔吧。

这位抗日将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呢？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可以做到很多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经过采用IT技术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树干上的字迹终于如同从水下一样浮了出来。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抗联在日军照片深处隐藏的历史信息，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用了70年的时间。

可以看到的是，在树干上共有四行竖排的字迹，左右两行由于树干弧度的原因无法看清，但中间的两行依稀可辨。

正中间的一行字是：

推翻傀儡满洲伪国

而侧面的一行字则是：

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

我想，一切都已经清楚。

这就是曹亚范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关心的事业，这就是在白山黑水不屈抵抗的中国人的灵魂。

大树，在70年后为他们作证。

十八、“千军万马中纵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将军王明贵

这是两名日军士兵的合影，在一名士兵的下方还注有“柳江义见”四字，令人注目的是照片侧面有一行铅笔标注，细细辨认，是“王明贵匪讨伐阵亡”字样。还可依稀看出“克山駅（即日语车站之意）”。在照片背面还有一些标注，说明照片是由右侧的日本士兵日比野纯（即相册的主人，原驻扎在东北的侵华日军成员）采用自拍功能拍摄，他与左侧的日本士兵柳江义见同属日军某部队第一中队。此外，还有柳江义见家“遗属”的地址，看来柳江应该是日本岐阜县人，推测其在克山和“王明贵匪”的作战中阵亡。

由于日本老兵日比野的所属部队不明，本来还想对这张照片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在一名日本友人家中看到一册当年“满蒙开拓团”成员的回忆文集《啊，满洲》（满洲回顾集刊行会，1965年），意外在其中发现多篇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文章，于是忍不住动笔了。毕竟，敌人的评价，无论“狞猛”还是“千军万马中纵横”，对于一名中国将军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敬畏。

王明贵，1955年开国少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一看这相貌就不是个善茬啊。

在我国公开文献中搜寻关于王明贵将军的描述，大多注重这名猛将在东北剿匪战场的战绩，似乎没有完全反映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风采——在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的日军和移民中，王明贵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梦。在1938年黑龙江省境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到极大挫折，残存部队大多在此后撤入苏联境内的时候，王明贵率领的部队却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的白山黑水之间，虽然他的部队也会出境休整，但不久之后肯定又是一次刁钻凶猛的袭击。王明贵用兵善于长途奔袭，而且战术意图隐蔽，令日伪军防不胜防，时时显示着抗联的存在。

这个噩梦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啊，满洲》中记载有日本人在战败后见到活着的王明贵时那种复杂的心态。

照片中阵亡的日本兵柳江义见，很可能是在1940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攻占克山县城时被击毙的。克山县是日伪在平原地区重要据点之一，有“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之说。当时王明贵率三支队在松嫩平原活动，借日苏诺门坎事件发生后，北满日军主力大部西调的机会，与冯仲云、边凤祥等合三支队，九支队之力一举将其攻克（王明贵是此战的总指挥）。拿下县城后，城西驻扎的日军守备队乘汽车赶来疯狂反扑，遭在苏联更换了新式武器的三支队痛击，伤亡惨重而败退。柳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阵亡的。

关于攻打克山的具体时间没有查到，但大体应在1940年9月下旬，而柳江和日比野的合影拍摄于“九月三十日”，使我怀疑抗联攻打克山的日期其实要晚一点，或者，这是两名日本兵前一年的照片。

我方记载此战俘虏一百多名伪军，缴获四门迫击炮、一千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三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参军。

连克山这样平原上的县城都说攻克就攻克了，在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对“王明贵匪”没法不怕。加藤丰隆的《满洲警察小史》中提到，竟有被打毛了的日本人把“斯大林，毛泽东，杨（王）明贵”并列，这虽然听来哭笑不得，但想来也合理，与远在莫斯科、延安的斯大林、毛泽东相比，不断在其身边出现的王明贵显然是更直接的威胁。

但攻占克山只是王明贵的战绩之一，日军和日本侨民对“王明贵匪”到底是怎样的看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他们写下的回忆，无疑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记载王明贵部队作战的日方资料并非《啊，满洲》一部。比如加藤丰隆的《满洲国警察小史》第273页就记载了王明贵所部三支队乘黑龙江结冰插入伪满黑河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西省“煽动住民，组建地下网络，不断进行游击”。伪满黑河省省长（兼警务厅长）长野为此下令“全力讨伐”，并且针对王明贵的部队搞出了一个《讨匪作战指挥官五要条》，包括“第一，讨伐队无论如何疲劳，均必须坚决不踌躇地投入作战；第二，在处置失措的情况下，仍必须不放弃地继续攻击……”

尽管如此，日军在作战中仍然不断遭受损失，《满洲国警察小史》在同一页便记载了1941年1月31日，日军锹田讨伐队在和王明贵交战中吃了大亏。

其实，这一仗我方也有记载，而萨知道这一仗的契机还有一点特别。

曾听朋友讲起一次对王明贵将军的采访。据说那位记者跟王司令员聊了半天，忽然觉得老爷子瞅自己的眼神儿有点儿不对。

看老爷子的照片，我想大家也能想明白这位眉毛一拧斜着眼瞪你那是什么感觉——王明贵几次负重伤愣活到九十五，那是阎王爷都头疼的煞气啊。

这眼神儿当年吓毛了日本人，记者虽然是中国人估计也得一哆嗦。再三探问之下，老爷子终于翻着眼皮说实话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要采访我，是要寒碜我嘛。

记者说咱哪儿敢寒碜王司令呢，咱就是问抗联当年多艰苦，多顽强……

老爷子说了，你干吗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

实话告诉你——

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

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

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仗，谁愿意给你当兵？我能扩军吗？

还有，你干吗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

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十六仗，除了这一仗，哪一仗让狗操的占过便宜？

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

记者傻眼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上头让他采访抗联，就俩主题：一个牺牲，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一个艰难，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不能跟上级对着干不是？

最后那次采访不了了之，好像连发稿都没发成。

按照萨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虽然艰苦卓绝，但这些刚强的中国人并不是整天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们的坚韧同样体现在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上。

在发现的一路军陈翰章将军日记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记录——1939年4月6日，陈翰章既听取返回的侯国忠副师长的汇报，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讨论和日军作战的问题，制订了发动奇袭以阻止日军向西方增援（似乎那边有友军在活动）的作战计划，下午还讲了两个小时“群众常识”的课，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本来疲劳已极，但是，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前后才能够就寝，自述“原因是他们放留声机放得太吵了”。

1939年，抗联的部队居然在听留声机，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这并不是孤证，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他们在撤退到苏联的时候，还曾在出境前埋了一台留声机，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再去找，却没有找到。这台留声机还颇有来历，是著名的“十三省”中的“三省”、六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君从缴获敌人物资中发现的“破烂”。

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始终带着一只口琴。

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一条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没有对生活子孙的热爱，焉有誓死决绝的刚毅？

那段采访的片段，很容易让人对王司令的形象产生误解，其实连日本人都知道，王明贵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多年在苏联的生活，又让他精通俄语。这熟悉三国语言的优势，就是王司令员不想当兵了，进外交部跟陈毅元帅搭伙去也会是一把好手。

只有在战场上，王明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云龙”。他唯一那次不大光彩的仗，也打得可圈可点。这一战三支队被打散，王明贵带着身边的人员且战且退，打到黑龙江边只剩二十几骑，却陷入了敌军伏击，带队伏击王明贵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锹田讨伐队。

然而，被日军称为“袋中之鼠”的王明贵却乘锹田分兵试图合围之际，果断率部直扑敌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机动中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逃不了。激战中七八倍于王明贵部的锹田讨伐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包括讨伐队队长锹田德次郎（警正，相当于日军中队长）、副队长井泽寿一（警佐）、伪警察队长刘霖（警尉）在内的三名指挥官一个也没能跑掉，全部被击毙在战场上。

王明贵率部过江而去。

那一仗，中国将军王明贵让日本人明白了什么叫“十三检点回马枪”。

那一仗，王明贵身边的24骑，战死13骑，撤回苏联境内基地的仅余11人，半数带伤。壮哉！

可以看到当时抗联部队已经换穿苏式军装并佩带苏军军衔。他们同时拥有三个番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多重的番号反映着这支部队在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上独特的地位。

王明贵当时担任该旅教导第三营营长。

这段经历还引出后来一段“王明贵被周总理批评”的趣事。有人这样描写这段事情——“那一年，周总理陪同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来访问，王明贵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敬礼，报告，欢迎，一切组织的井然有序，完毕，上去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