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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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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苏这段经历对王明贵影响应该不小，对苏联正规部队环境的熟悉，使王明贵一度担任解放军最早的步兵学校副校长，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一度作了校长，王明贵应该也可以算是“儒将”了，但是，这位将军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没有那样温文尔雅，他们对他的评价竟然是——“狞猛”。
在今天的日语里，这是个通常用来形容史前怪兽的词儿啊。
在《啊，满洲》一书542到543页，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写有一篇《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北原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曾带营林署的采伐队到汤旺河负责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这些日伪林业官员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三千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
之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紧张，原因是“在诺敏河和汤旺河之间，是狞猛的‘匪贼’的巢窟，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外，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结果，在王明贵等抗联部队的不断袭击下，最终北里虽然十分努力，“血枯，肉削，几度昏倒”，但是任务“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产的木材，在还没能供军队使用上的时候，就战败了”。在哈尔滨国立饭店听到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号泣”起来。
其实，王明贵将军要是活着，听到这个日本人的话恐怕要大呼冤枉。
因为1942年抗联的作战方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赵尚志的牺牲和对最新敌情的了解，抗联逐渐意识到在日军将数十万关东军主力调集北满，又大搞开拓团和集团部落的情况下，重建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已经不现实。因此，抗联教导旅主力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入以小部队入境袭扰和谍报活动，特别是实施对苏满边境日军阵地配置情况、兵力部署等的侦察，加强地下组织，以便配合盟军未来对关东军的作战。
在这些小规模的入境作战中，王明贵、刘雁来、徐泽民等都十分活跃，但其具体行动至今尚无完整记述。汤旺河地区是王明贵将军早年战斗的地方，他率领小部队入境的时候，在这里建立秘密基地并活动不奇怪，但要对付的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日本人这个林业工作队，搂草打兔子地打几仗，干扰一下敌人的开发活动，顺便弄点儿给养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这种地步大概王明贵自己也没想到。
对王明贵部队这一阶段活动地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啊，满洲》第549页）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北里1938年开始在诺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少数兵力就牵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啊，满洲》的第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瀛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通凤）交通总站。起义部队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战败之后，中村贞成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
王明贵将军所在的抗联教导旅在盟国对日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之战中，共有三支部队参战：第一部，分成57个小组，以空降等方式携带电台于苏军之前率先攻入东北境内，作为突击队对敌后方发起大纵深袭扰（因为人员不足，连李敏这样的女战士都参加了这支部队）；第二部预先渗透入境，潜伏在日军阵地后方，在苏军对日军各要塞和部队布防情况进行侦察，攻击发起时实施炮兵引导，甚至直接渗透攻击日军要塞阵地；第三部担任向导和翻译，随苏军先头部队行动。王明贵将军在战斗打响时在海拉尔方面，攻占齐齐哈尔后，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
很感谢一位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提供了当时目击的情况——“1945年9月前后，抗联战士协助苏联红军痛歼日寇关东军后，进驻齐齐哈尔市，全副苏式装备，一看就是中国人，在苏联军队中十分显眼。他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举行了简单入城仪式，旋即开拔，向南进发，收复祖国失地。”
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这时候见到的王明贵将军。
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洪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啊，满洲》第888页）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即战后滞留中国，后经两国政府协调返回日本的原开拓团成员）古川修时，听他讲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
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六百件棉袄。
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两千户，六百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
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两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还忆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作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儿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六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仁将”。
无法证实之下老萨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
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
看来，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
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
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武道中有云：仁者无敌。
中村贞成写文章的时候，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十九、六颗头颅背后的鄂伦春伪军起义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萨的注意。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
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这张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的战士，还是义勇军【wＷw。ＷＲsＨu。cＯm】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
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回忆道：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伍孤军无援，死者甚众，无奈撤退并作‘讨匪行’。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十五中队（铁力干馏厂西南）至桃山一带的荒草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植、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军小队六十余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
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
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堪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真相。
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为主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兵变，照片上就是兵变后由于未能按照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遭日军杀害的牺牲者。
1940年，在铁力县桃山“套子里”（现桃山先锋村）驻扎着由鄂伦春人组成的伪满山林警察队“索利连”，他们由于遭到日伪的欺压而多有不满，同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和宣传，也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曾当过伪警长的史文德因为消极应对日方要求，桀骜不驯而被日本人开除，为生活计，他组织了几个人在凌云山东伐木放排。但木排又被韩家开拓团的日本人没收，史文德被逼上梁山，于是暗中联合索利连中的旧友，计划发动起义，投奔抗联朴吉松的队伍。
朴吉松，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当地被称作“朴高丽”，1918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汪清县永昌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青年团，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因年龄小，被敌人释放。出狱后，他参加了抗联队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及支队长等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朴吉松带领抗联战士袭击了铁力二屯伪自卫团。1939年11月，他同三十多名抗联战士在铁骊城北的密林中与二百多名日本讨伐队相遇，经过几天周旋，将敌人引进了深山老林，敌人除一部分逃窜外，大部分被歼灭在密林中。在铁力当地极有威望，后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长。史文德等发动起义的时候，他的部队正在铁力南方活动。1943年1月4日，朴吉松率部队袭击了庆城伪警察署，在返回密营途中，与庆城日本讨伐队遭遇，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身负重伤，被敌人抓获。当年8月12日，他在北安伪满监狱中被杀害，年仅25岁。
3月28日，史文德招集索利连苏风山、赵明山、张海山、汤希山、许秉新、施广富、闫××等几个枪法极好的“炮手”，以捆木排为由住在其当所长的好友刘玉璞的南关门咀子警防所里，趁其不备抢走了所里枪支，上山去寻找抗联队伍。伪警察企图拦阻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哨兵当场被击毙。
因事先联系安排不周，他们未能及时与抗联接上头，而索利连其他的官兵也受到日伪军控制，大部未能跟进。起义的十几名鄂伦春官兵只好在史文德率领下在凌云山附近活动。
在这张照片发现之前，汤希山、许秉新和施广富的名字都不能在我方档案中找到正确记载。而他们以后的行动，也几乎没有记录。
但是，从日方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罪状”。我们才知道，这支试图投奔抗联的武装，竟然在短短一个月中，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抢夺了伪政府的粮食和马匹，还曾经解救被抓的劳工。
史文德夺枪投抗联之事很快被铁力警务科知道，日本特务股长中西正枝暴跳如雷但鉴于此前与抗联的战斗教训，又不敢轻易上山讨伐。
此时，铁力县的铁杆汉奸李秉恒、陈国英献上一条毒计，他们骗来了索利连的队长陈山关进监狱，其余官兵软禁，一边供酒供肉供大烟拉拢，一边劝诱其协助袭击史文德等。陈国英向陈山的弟弟陈有说：“你们私通抗联的事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所以把你们押了起来，说不准还会送到哈尔滨判刑。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说情，给你们找了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地上山把史文德这伙人干掉，就能用他们的脑袋换下你们自己的脑袋。”
陈有等人上当，带人上山找到了史文德，表示愿意入伙。史文德等未加怀疑，与他们住在一起。查明史文德等并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孤立无援，日伪军在陈山、陈有带路下对隐藏在凌云山南20公里的史文德营地发动了袭击。4月30日，毫无戒备的史文德等人遭到日伪军围击，除警觉的苏凤山一人带伤突围外，其余八人全部遇害。敌军将八颗血淋淋的人头装进麻袋，用马驮回街里警察署。鬼子在伪县公署前的广场上（现邮局址）开群众大会，把人头先装进大筐箩游街又装进木笼，悬于警察署西南街口示众数日。
推测，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这段时间。此后，“索利连”的许多人虽暂时被放回，以后也被鬼子阴谋杀害。
尽管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兵变事件，但是，背后却透出了抗联对鄂伦春人的争取效果。作为渔猎为生的古老民族，鄂伦春人酷爱自由，骁勇善战，日本殖民者通过提供鸦片等阴谋对鄂伦春人进行控制，并建立了由鄂伦春人为主组成的伪满武装索伦骑兵队、索利连等，作为其对抗抵抗力量的帮凶。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也曾多次努力与其联络，争取鄂伦春族族众参加抗战。由于对日本殖民者的认识不足，一些鄂伦春部落曾对抗联抱有极深的敌意。例如，抗联曾派人联络一个鄂伦春部落，去一名联络员被杀害一名，当地部落首领将其头颅埋在一棵大树下，再派人去，仍被杀害埋头。抗联始终坚持对其进行争取，抗战胜利后，在那棵大树下，竟然挖出了43颗头骨……
鄂伦春的猎人也曾被编入伪军警，并在和王明贵部队的交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与此同时，鄂伦春族在日伪的鸦片攻势下人民体质羸弱，医疗条件落后，人口渐渐减少，几乎被日本殖民者“自然灭族”。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情节。而索利连的这次起义，表明抗联对于争取少数民族抗战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也深入到了鄂伦春人的心中。实际上，在抗日联军中也确有大量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官兵。他们的抗日功绩，也是应该被记得的。
二十、追忆血的岁月——抗联第六军女战士李敏采访记
在一位抗联史专家的帮助下，萨有幸采访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女战士李敏老人。在见面的时候，我忍不住打量这位在周保中将军身边的“小鬼”。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达到数万兵力，但能够在1945年杀回黑土地，血祭军旗的，不足千人，连两任司令官杨靖宇、赵尚志都先后战死沙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李敏老人，1936年参加抗日联军时只有12岁，先后在第三路军第六军被服厂等部队工作，在抗联大部队陆续失败的情况下，与战友一起撤入苏联境内，编入抗联战士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军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于1945年随军杀回东北。她的丈夫陈雷，也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神枪手和英雄人物。
当年残酷的战斗与岁月的剥蚀，使今天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已经十分寥落，但87岁的李老和我握手的动作却敏捷得令我吃惊，假如一起爬山，我未必是老人的对手。事实上，去年，老人曾为了重访当年战斗的密营，自己登上一千余米高的山峰，不用人扶助。
据其他抗联老战士提到，李敏当年就是以动作灵活著称的，否则，也不可能在锅盔山战斗中突出日军的重围。
只能说，愿老人健康、长寿。
访问老人，一方面是请老人谈谈抗联当年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我在日本找到一批日军拍摄的，与抗联有关的老照片，也是请老人鉴别一下。
看得出来，这批老照片吸引了老人的注意力，她一页一页翻看，不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
原来，老人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这批照片中反映的宝清等地，正是第六军和第六军的友军第三军活动的区域，其中1938年秋季大讨伐的时候，虽然三军、六军主力西征，老人却正是在留守的部队！
也许因为这些因素，这批照片，让老人感到特别亲切吧。她指着照片中的密营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的营地，窗户下面的几根木头突出出来，他们当时把它叫作“木棱子”。我们推测其中一名牺牲的抗联军官，极似她的老上级，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他们是一个村里面出来的（日军笔记中记为“第六师参谋长×海 ×”），而且回忆后来敌人把徐光海主任的头砍下来，后来挂到了县城里。李敏老人参加了那一次战斗，她称为1938年冬的锅盔山战斗。在那次战斗中，她回忆有三名男战士、四名女战士被日军俘虏（根据后来的记载，均被残酷杀害）。不过，这名牺牲的抗联军官应该不是徐光海，而是刘昌有排长，他在去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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