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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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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从重围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也有材料认为14岁）。
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冬装的敌人也扎不进去（他们还用过德国造的步枪，四种枪四种子弹，都不通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抗联战士背几杆枪，为的是能把所有子弹用上）。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打制不了。
突围后，她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部队。她回忆后来曾重新回到锅盔山战地，在雪地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
关于抗联的军装，她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晋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
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
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辨认出来，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
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
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的时候，进来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或1942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路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
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引子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抑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能想象，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我们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
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
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
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
（图注：溥杰和嵯峨浩，曾被日本军方视为体现“日满亲善”的宣传标本，但嵯峨浩回忆私下里溥杰说话永远是“我们中国，你们日本”。）
还有，“九一八”，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
这一章，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
一、围绕东北的博弈概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诱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寄希望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
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
二、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了哪怕一张小小的照片。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中国人，请你接受后来的我们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然而，近来萨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第一个让萨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老萨特别的兴趣。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
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老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期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
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萨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根据这一逻辑，萨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
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
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萨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这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时三十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
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技术分析日警方上层认定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3000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而且由于周围日本人的警惕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恐怕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但即便技术上可以实现，要想得到足够发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药，也不是实验室里可以轻易产生的。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
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别说，从组织结构图看，还真有些像。原因是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其部分领导人如李如鹏等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毅案。
上个世纪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据说给毛主席当过收发员）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廖文毅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
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从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萨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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