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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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萨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萨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不幸失败）。伊作衡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

伊作衡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忠汉”，一个起名“忠义”。其子伊忠义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民革主任委员。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

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当时化名魏忠诚，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大愚）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今年秋天，在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遗照和对他事迹的介绍。

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衡。

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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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七）可以查证的“中华救国团”成员名录

刘世恒（组织干事）

赵允卫（情报干事）

杨顺有（宣传干事）

张鼎卫（新生活运动实践负责人）

阮守兰（女生干事）

刘扼赢（文化干事）

杜部（北海道区负责人）

高士嘉（京都区负责人）

贾桂林（东京区负责人，兼）

张英责（广岛区负责人）

李金生（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

关奎述（福井高等工业学校）

陈国桢（京都大学农学部）

富德淳（京都大学农学部）

费殿寿（京都大学法学部）

褚惠贤（广岛高师）

殷明春（东京大学）

乔钟洲（第一高等文科学校）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

三、哈尔滨真的有个王一民

在《刘罗锅传奇》中饰演和绅的王刚老师，其大头、圆眼、常带一丝诡异微笑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让公众知道这位艺术家的存在，最初却不是从银幕上。早年由王刚老师播讲的两部长篇评书，曾经给很多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部是凡尔纳的《神秘岛》；另一部，则是描述东北抵抗运动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后一部评书，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王一民。

评书中的王一民，是一名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在日寇占领的哈尔滨纵横驰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但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成熟干练的斗争技巧，而且机智倜傥，武艺高强。不但评书中的塞上箫、卢淑娟等深受他的影响，连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把他视为偶像。这应该是描写东北抗战文学作品中刻画极成功的一个人物。不过，评书毕竟是评书，属于文学创作。所以，当萨在伪满洲国1933年编制的《歼灭共匪》中看到在“共匪大头目”的清单中“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心中的惊诧大约不亚于有人在八路军序列中找到有一个名叫李云龙的团长。

《歼灭共匪》并不是一份公开出版物，而是伪满洲国协和会1933年5月发行的机密文件，作为介绍共产党在伪满活动情况的参考资料，供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使用。

伪满洲国协和会，是由日本关东军的“智囊”石原莞尔一手缔造的伪组织。这一组织由日本关东军在幕后操纵，吸收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日军稳固在东北的占领地区，限制和消灭抵抗力量。说来协和会的成立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轶事。基于“以华制华”的思想，石原提出了在伪满建立伪组织的主张，受到日军上下一致的支持，不料迂延日久，却不见动静。奇怪的石原询问是怎么回事儿，负责的官员告诉他因为溥仪不同意，所以不好成立。石原觉得莫名其妙，说溥仪算什么，他怎么敢反对关东军的决定呢？对方说溥仪不是反对，是拼命反对。原因是你提出的这个伪组织叫作“协和党”，清王朝当初就是革命党人推翻的，他一听“党”这个字就反感得不得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石原听说原来如此，道，协和党不合适，改成协和会如何？

这样溥仪才算接受。大约，这件事是这个傀儡皇帝极少几次跟日本主子叫板的举动之一了。

《歼灭共匪》是一本约30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了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从苏联渗透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东北的分布情况等。其封面带有“机密”二字，加盖收存者的印章，并注明“以印刷代誊写”，说明了它的发行面之狭小。此文件目前在日本自卫队史料馆和大阪府立图书馆各有一册收藏。

在这册资料中，日方根据其特务机关掌握的情报，在多处以图表的方式罗列了东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王一民”的名字，出现在其描述中共满洲“省委”干部的一页，说明其为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难道在那个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曾有一个传奇的王一民存在？

答案是完全正确。

“王一民”确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曾在哈尔滨长期潜伏工作。只不过，他的身份在1933年并非满洲省委组织部长，而是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书记，并兼管满洲省委宣传发行工作，正是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那样，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奔走于吉林和哈尔滨，领导当地的工运学运工作。

他的真名叫作李维民，祖籍河北人，1906年生于吉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吉林党的创始人。“王一民”是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李维民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在吉林和哈尔滨工作期间曾向抗联输送过大批优秀成员。1935年春，他奉命离开哈尔滨去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后转入关内，“七七”事变后曾在山西从事武装斗争工作。1942年1月11日，李维民受组织派遣回到吉林，长期埋伏，以开估衣铺和纺织作坊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了苏军保卫局工作，并组建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10月和陈云接上联系。同年11月。中共吉林市委成立，他任市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鞍山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和市长等职。著有《地下烽火》一书。1976年3月25日逝世。

真实的“王一民”虽然并非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但其经历一样十分传奇。曾有文章这样描述过一次他在敌后工作的经历——

李维民到哈尔滨以后，顺利地接上了关系。有一天，李维民身穿西服，头戴礼帽，阔步走进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店。据地下党密报，这家药店经营有方，没有敌特背景。

伙计先看看李维民开出的大药单子，再看买主来头不小，赶紧将他让到柜台里面的账房坐下，点烟，敬茶，招待哪敢马虎。

“老客在哪儿发财？”

“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经常来。”李维民说的话很入耳。

伙计一听，喜在心头，忙请来掌柜。掌柜拿起药单，边看边点头。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双眉紧锁地说：“哎呀，你怎么买这么多氯酸钾呢？这可不太好办！”

此前满洲省委交给李维民一项任务，给珠河抗日游击队买五磅氯酸钾，准备做炸药用。这种化学品可用于医疗消毒，只能从西药房买，但是单买这一样，数量又这么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药房也决不肯卖。于是，他便根据游击队对于其他药品的需要，开了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夹在当中。

“我是大批买货，别的药也不少嘛！我们那边就缺这种货，多买一点也是怕以后缺货呀！”李维民说的句句在理。

“可是，这种药品……”掌柜将嘴凑到李维民耳旁小声说：“您从外县来，大概还不知情，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卖呀！”接着又压低声音说，“这个能做炸药！”

李维民立马板起面孔说：“你怎么这么说，咱们都是正经买卖人，以本求利，既然如此，咱们这单买卖就不好做了！”他边说边站起来，伸手想取回药单。

掌柜往后退一步，赔着笑脸说：“您别多心，本店在哈尔滨是有名声的。既然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呢？”

李维民一听，也把话往回一拉：“是呀，我在榆树县就听说贵号的名声，所以一下火车就直奔贵号，贵号总不能让我失望啊！”

“那当然……这事好商量，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李维民望着掌柜的背影，心里有些紧张。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下，使他的神经特别敏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掌柜去里间是去找管事的老板商量呢？还是去向日伪特务机关报告呢？他回头看看伙计和顾客，并无异常迹象，但他还是准备着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变故。

不一会儿，掌柜满脸堆笑着拿着药单向李维民走来：“氯酸钾如数卖给您，可是不能明来，发票上不能写明……”

“那没问题，”李维民点头说，“买卖是咱们自己开的，我说了算！”

药品很快备齐了，氯酸钾混在其他药品里，装进了箱子。掌柜吩咐伙计雇辆斗车，李维民付了钱，又和掌柜寒暄了一阵，离开药店。

回到住所以后，李维民又把氯酸钾重新包装了一番。第二天，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他把这批“药品”交给游击队交通员张石匠。

一个多月以后，张石匠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游击队在帽儿山附近给炸翻了。

其实，《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人物，并不仅仅王一民有原型，例如书中提到的王一民的战友李汉超，原型便是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今天“满洲省委旧址”就是当年他的家。和李维民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同，这名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1936年8月，在负责安东地区对敌工作时不幸被捕，因坚定不屈壮烈牺牲。和“王一民”一同出现在满洲省委“重要干部”清单中的“小李”，或许就是他。

再看这册已经发黄的敌伪文档，一时，那些勇敢、机智又坚定的中国人，仿佛就在从这夜幕下的哈尔滨中走出来，一直走到今天的我们面前。

四、莫斯科城下的中国女机枪手

2010年11月17日，老萨在北京参加了由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和在华苏军老战士共同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座谈会。

这是一次在雄壮的俄罗斯军歌中召开的聚会。而其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几名曾在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中作战的女战士。这是一个拥抱的世界，和老战友、老领导见面，无一例外，都是热烈的拥抱。

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在那个将军和官员们放下武器“不抵抗”的年代，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性却把自己的青春深深嵌入了血与火的沙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英勇奋战。

李敏老人回忆，1938年的冬天，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第六军一师进行围剿。她所在的密营被服厂，医院遭到日军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大姐在阻击中身负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没等李敏和战友们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大姐高呼“救国万岁”的声音……

每一个她们身影背后，都是中国人为了这场神圣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

这部相册中的一部分照片，记录了日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1937年到1941年间的多次战斗，内容包括与抗联作战的战场实地照片、抗联的密营、牺牲和被俘的抗联战士等。到会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老战士恰好是在他拍摄照片的地区作战的，一部分照片被他们识别出来，包括第六军被服厂、东北抗日联军无线电培训班旧址、锅盔山战斗后的现场……这名随身携带相机的日本军官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一段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战斗的史料。

我向老人询问起抗联的作战历史，不料，这名爱笑的老人摇摇头，说，我不是抗联的啊。

定睛一看，才发现老人胸前的勋章，竟然都是苏军的勋章，其中，一枚卫国战争老战士纪念章赫然在目！

“您是……”萨忍不住问道。

一旁有人介绍——这位，是我们苏联红军的老战士，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她是机枪手啊，扑过德国鬼子燃烧弹的。

“您当年是机枪手？”

老人看过来，点点头，脸上竟然有两分不好意思的样子。

但是，实在难以把这名举止典雅、眼神灵动的老人和苏联红军机枪手联系起来。

然而，这却是事实，这位老人，不但是苏联红军的机枪手，甚至还有一个苏联名字——萝莎。

1941年德国纳粹对莫斯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为了保卫苏联的首都，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参加阅兵式的苏联红军战士高呼“乌拉”，直接开赴前线，壮烈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当时在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萝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通过了机枪手的训练，年仅17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入到长达四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她，大名李特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爱女。

这段身世，让我忍不住重新打量这位老人。

李富春和蔡畅这对红色夫妻，是在法国结婚的（邓小平证婚），关于他们有这样一段回忆，因为他们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较长，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久别重逢总要拥抱亲吻。很多留法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一次，李富春出访归来，蔡畅去机场迎接。李富春刚走出机舱，陈毅就打趣道：“大姐，快！行个洋礼节！”蔡畅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与李富春热烈拥抱亲吻。令在场不明所以的众人惊叹不已。

这应该不是传说，在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描述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备用网址：。。≯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原来，这位穿红色裙子的老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女机枪手，就是这对红色浪漫的结晶啊。

不过，老人自己回忆的父母，并不是这样西方。她回忆道“文革”中李富春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横加陷害。但他始终拒绝检查。蔡畅在妇联也被夺了权，并逼她表态和李富春“划清界限”。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每当父亲出去接受批判，母亲总是守候在客厅里等待他归来，送上一杯浓茶，默默地陪伴着他，为他分担心灵的伤痛”。

看着老人的笑颜，忽然想起，老人的前半生，忙于工作的父母难以给自己的子女如普通家庭的爱；后半生，因为政治的翻覆也有很多艰难时刻。

但是，她却依然那样爱笑。

一时，老人的影子，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些女兵们的身影忽然混为一体。

这时，我才想起，这支一直回荡在会场中的苏联红军军歌的名字。

那是《神圣的战争》中的一曲。

向那场神圣的战争中牺牲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老战士们，致敬。

五、满铁调查部负责人是个共产党——《智者无敌》在真实抗战中的影子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它的调查部正是其对华的主要特务机关，其负责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您听我慢慢道来。

由陈宝国主演的中村功，随着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的热播，成为无数观众议论的焦点。在影评中，有人评价，“他是日本间谍？他是中共特工？在重重身份的隐藏之下，真的会让人忘了他究竟是谁，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清楚自己是谁……这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特工，也许是史上最令人纠结的角色。”

的确，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干部，却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人们从电视剧惊险的情节中清醒过来，恐怕忍不住要问——这样的人物，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呢？

实际上，电视剧里中村功确有原型，那就是曾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功。剧中的西里龙夫也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西功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

对比电视剧中提到的中村功简历和真实的中西功生活经历，可以找到导演留给我们的一处处线索。

他们都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命运轨迹都是从东北到日本再到上海。

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