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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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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命运轨迹都是从东北到日本再到上海。
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
他们都和佐尔格小组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上海被捕，都被日本军部判为死刑，却幸免于难。都曾经在战后为中日的关系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最后，他们都因为癌症死于1973年。
不过，这并不是中西功第一次被搬上银屏，在电影《东风雨》中，已经对这位红色特工进行了贴近真实的描述。
尽管电视剧中的中村功已经令人惊叹，但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真实的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家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功学习勤奋，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是，这里也是他们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在学期间，中西功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1937年晋升大尉，被军统暗藏在同文书院的女间谍安占江、吴仪梅引诱到南市活捉）侦破，他和西里龙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功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共。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中西功在王学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同文书院毕业生，战后曾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日文版），太原的“商人”白井行幸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功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
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老萨和老拙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功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
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功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成（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肄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功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儿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功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成——他是在试探。水野成和中西功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但中西功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我是你的叔叔彦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唉，你是哪个彦三郎？”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好的，再见。”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功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的多。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从中西功提供判断日军南进、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间情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胆大心细的工作特点。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西功性格中，与其说他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
在佐尔格被捕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警报——中西功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他自己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他东京已经发生了可能导致他暴露的问题，中西功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然而，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苏联已经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当天撕开苏军防线左翼；到10月8日打垮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日，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交朱可夫上将指挥，保卫莫斯科；但13日防线又被德军突破；18日，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并歼灭苏军66万多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尽管佐尔格被捕前曾经发出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与中西功商量，让其冒险执行这一任务。
没想到，中西功没有任何怨言，冷静地接受了任务。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的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必须立即撤毁，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中西功的意见是自己不走，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情报。中西功认为在美国参战之后，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人的离去，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然而，留下来，就意味着特高课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自己头上。
已经得到警报却不能撤退，这对任何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但，中西功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得森、程和光（中西功的单线联络员，被捕时跳楼自尽，电视剧《智者无敌》中老郭的原型）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逮捕的最后一刻。
在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后，已经供出了在同文书院曾经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一线索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当初被捕的记录（后来正是这个记录证实了中西功的嫌疑）。但由于中西功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功小组直到1942年6月才被破获。
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功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们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
2011年7月19日，在“马鞍”台风袭击日本的时刻，萨采访了日本共产党池田支部的稻川秀树先生，稻川的祖父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与中西功共同参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稻川家至今存有中西功当年的藏书，上面还有中西功亲手盖的印章。通过向稻川先生的采访，我们得知了中西功在被捕之后的情况。
中西功被捕后，曾遭受酷刑，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为法官和警察佩服的对象，并以能听他和西里龙夫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但他仍在1943年被判处死刑。
不过，死刑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其翔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兴行处决。中西功越写越多，并提出要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协作，两人写到1945年8月15日，书还没有写完。因为发现自己上了当，恼羞成怒的狱方和官方在日本投降后仍蛮横地判处他无期徒刑，然而中西功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犯释放。
出狱后的中西功，一度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但一方面觉得年轻一代党员感性倾向太强，缺乏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专心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坚持其理想主义，不愿与战后日趋现实主义的日本共产党高层打交道，中西功1950年曾被开除党籍五年之久。他的个人生活也不太顺心，中西功的女儿中西准子在横滨国际大学任教，专业环境保护。提起其父，中西准子表示她无法接受父亲每天在家中和政敌争吵的声音。所以，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原来一直偏爱文科的准子选择了理科，以避开令她恐惧的政治争论。
不过，当我询问稻川先生对中西功的看法时，他认为中西是个爱国者。原因是尽管他与法西斯政府作对，但他在传出日军进攻日期为1942年12月7日后，美国方面坐等日军来袭，不做战斗准备令他十分恼火。竟至于对妻子和女儿大打出手。原因呢？中西在日本法庭上描述，他希望自己送去的情报，能让美国加强戒备，避免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保护日本民族的总体利益。
“中西功是想唤醒这个民族，看来，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稻川最后说。
六、虚构的谍王——武田毅雄
武田毅雄，这是一个近来经常见诸报端的传奇性的间谍人物，据说，他是我方打入关东军内部的一个红色特工，一个东方的舒伦堡。据说，很遗憾依然是据说——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提到过武田毅雄，但我注意到聪明的导演一直在用“据说”这两个字，于是，节目怎么拍都不会有错误——武田毅雄是中日混血儿，本名王毅雄。他的经历十分曲折，1922年10月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十二期毕业，从此进入日本军界，历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班长、“支那派遣军”课长、总参谋副长、十七师团三十八旅团旅团长、关东军课长、总参谋副长。在粉碎德国和日本纳粹企图两次针对苏联精神领袖斯大林的刺杀行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恢复组织关系，后参加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工作，代号捷列金，同年转为联共（布）。他领导的“捷列金”小组，是二战中与“拉姆扎”齐名的著名情报小组，他在日军核心部门战斗了十四个春秋，先后参与了十九项重大间谍事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45年2月7日在视察关东军第一国境阵地（东宁要塞）边境防务时失踪……
1945年12月又神秘出现，以舒密特的身份进入美军驻日本司令部担任东亚情报研究室主任。1950年—1953年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1954年冬，又再次失踪……
1964年，11月7日，在武田毅雄失踪十年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苏军上校安德烈（武田毅雄）“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做出的杰出贡献。
可是，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武田毅雄的相关史料，中国没有，日本没有，沈志华教授到莫斯科档案馆弄回来大批的资料，里面也没有。所有与武田毅雄相关的材料，都是据说。比较滑稽的是如果真有武田毅雄其人，中苏日显然都在拼命隐瞒这个人的存在。中国和苏联为何要隐瞒存在这样一位谍报英雄呢？推测理由是他直到1945年后仍然在从事情报工作……那么，日本人为何要隐瞒呢？据说理由是觉得内部出了这么个大叛徒觉得丢人——近卫首相的秘书尾崎秀实是共产党，满铁调查部主任中西功是共产党，这种事儿日本人都没觉得丢人，武田毅雄是共产党有什么好丢人的？这个逻辑比较奇怪。
关于武田毅雄的事情，还是有些事实作背景的，比如据说他曾阻止了日本方面以叛逃苏联中将留西科夫等刺杀斯大林的努力。
留西科夫，原名eнрихСамойловичЛюшков，的确是叛逃到日控伪满洲国的苏联高级将领，他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秘密警察机关的负责人。1938年6月13日，由于斯大林的清洗已经到达顶峰，留西科夫奉到调回莫斯科的命令十分恐惧（他的两名前任均被调回后枪毙），故此叛逃到日方。此后他一直与日方合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日军击毙灭口，死在大连。值得一提的是，留西科夫在叛逃前，曾主持了对25万人的审判清洗，其中七千人被枪毙，在远东的20万朝鲜族人被他主持流放到中亚。
他确曾献计关东军派人进入苏联境内刺杀斯大林，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刺杀，派出的人员来自流亡白俄，因为其中含有苏联情报部门的渗透人员，在苏土边境地区被苏方俘获。
然而，关于武田毅雄存在的其他材料却似是而非——
中央电视台曾经展示了一份带有照片的“武田毅雄”日文简历文件，但仔细看来令人疑窦丛生：
首先，这份文件的文字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而且文字均为电脑标准字体，显示肯定是一份最近用电子计算机制作的文献，而不是一份历史文献。
其次，其中日文文法颇成问题——“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ます。”是典型的病句，原因是这件事发生在过去，按照日语，应该使用“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た。”或者“3月，王纯仁は病死になった。”这样的过去式。
英语和日语都是有时态的，而中文没有，所以，这句话的错误，错在是一句典型的中式日语。不信？不信您拿“病死します”当关键词上谷歌或者雅虎搜去，看有没有日本人这么说话的？
答案是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这么说话——哪怕说错，也没有错得这样离谱的。
后面还有“支那の奉天の督軍の府の顧問”这样的句子，一句日本话里面见到这样多的“の”也是奇观。
就这一个截屏，类似的错误还可以找出好几个——老萨的日语自己也知道糟糕得很，但这里面的错还不至于犯。
实际上日文档案制作严谨，而且由于该国向我国学习汉文化不遗余力，至今保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往往让人感叹其文字的流畅与强调书法美，这样的伪劣年表，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也。
因此，这份文件基本可以断定是伪造的，否则这个写文档的日本人小学都不会毕业。
那么，真的文档在哪里呢？我们希望是有关人员因为它的珍贵而不使它公开。但我更担心的是发现武田毅雄事迹的许文龙先生可能是被骗子糊弄了。从谍报工作的原则来说，一个重要的间谍也不能不断使用，那几乎可以轻易断送掉他的性命，刘连昆就是一个例子，而佐尔格，也只是因为稍微冒险，发出重要的日本在远东军事布局情报，立刻遭到暴露的命运。真实的特工不可能像这位传说的武田一样，几乎每个重要的事件都要插一腿，那样，武田不要说14年，14个月也潜伏不了。
武田的另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是他那份简历，网上已经有人查过，每一个职务都不曾有他的记录。这里我却要补充一点。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因为觉得丢人销毁了武田的资料，倒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但因为老萨下了些工夫在用日本史料考证中国抗战上，所以还有一种办法来检验其真伪——如果武田叛逃后关东军销毁其相关资料，那么，在他叛逃前他所谓曾任职单位的文档就应该被改得残缺不全，至少应该有修改的痕迹。而日本当时的出版体制决定每个军事单位都有大量相关的写真集，半公开刊物流失在外，真的有武田特务案，它们或者会因为要删掉武田的信息而造成缺失，不能连贯，或者上面应该有删改的痕迹。而且，日本出版物数量很大，如何能删得干净呢？又通过哪条渠道下达命令来销毁有关资料呢？
其实，无论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还是士官学校，日方的资料都十分完整，看不出来修改的痕迹——我手中收集有大量那个时代的日本关东军资料原件，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从未见过武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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