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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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舟二十五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六七一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4000人（任玉山团2350人，穆纯昌团1370人，另有一个辎重营）。其中炮兵团拥有野炮36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所忌。

由于这支部队对日军控制的铁路交通线颇有威胁，因此南岭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计划中夺取的第一批目标之一。9月19日凌晨，日军利用驻防在长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向南岭发起攻击，守军在请示时，得到已经决心降敌的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主政吉林的张作相当时不在东北）的命令，要其不得抵抗。但日军攻入南岭兵营后，迅即占领炮兵第一营的营地，仅15分钟就将其所属16门大炮全部破坏。见此情景，守军义愤填膺，不肯接受不抵抗的命令，强夺军械库向日军反击。由于日军投入战斗的仅有数百人，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部队当即将进入营区的日军赶了出去，战斗打响了。

根据中方记载，南岭一战“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上午，进攻日军增加到两个大队，但仍然无法拿下南岭兵营，反而损兵折将。中午，日军驻公主岭的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三十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均以火车直送长春，加入对南岭的攻击。下午4时，南岭守军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后突围，日军始攻占已成一片废墟的南岭兵营。

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报道，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该报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在进攻南岭和宽城子时遭到的抵抗，文中提到，不计后来到达参战的骑兵部队损失，日军在此战中共阵亡63人，负伤119人，另有两人失踪。在该报当天的报道中，并提到这一天的战斗中还有从哈尔滨赶到长春参战的39名预备役官兵下落不明，虽未提及是否损失于南岭战斗中，但颇有可能。此战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阶最高的是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浦治，这名出身茨城县的步兵中佐，似乎是因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在战斗中轻易投降，而大意出现在第一线被击伤的。另一名日军大队长，即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鹿野新一郞少佐（大队长黑石少佐当时不在军中）也在战斗中被击成重伤。日军中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为独立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少佐（死后特进一级）。根据日本军方后来制作的军歌《啊，南岭》所述，仓本是在进攻中遭到中国军队手榴弹的袭击负伤，停留在两军火线内时又被炮弹击中而死的。

日方报道中并提到鹿野出身宫城县，其叔父阵亡于日俄战争，自己参加过1919年在海参崴和1928年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战斗；而仓本之父死于日俄战争，本人是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一期生，体重两百磅，在周围人中被视为沉默寡言的武士典型，却不料被中国军队击毙于南岭阵前。

南岭的抵抗虽然最后归于失利，但一战就给日军造成如此损失，说明东北军并非不堪一击。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撤出关外或叛变投敌的部队清单，不禁让人感叹假如东三省处处皆是南岭，日军又怎能肆虐于这块土地呢？

六、血斗宽城子

谈到“九一八”事变，日军轻松获胜的原因，“突然袭击”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词句。其实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北大营遭到攻击之前，东北军上层对日军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战斗打响的时候，官兵们明知情况不对，却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无策。

但是，日军的进攻，也的确有真正令守军措手不及的时候。9月19日凌晨4点30分，日军第四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主力，含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炮和山炮小队，对吉林长春城外宽城子兵营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就被日军打了个冷不防。从日方留下来的照片来看，宽城子守军在遭到攻击时只能将棉被淋上水堵在窗口充当掩体仓促应战。的确是够猝不及防的。宽城子兵营守军为东北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第二营，共六百余人。当大岛联队已经开始破门而入，该营营长傅冠军还在努力和日军交涉呢。对于日军要求守军投降的要求，其实傅冠军营长和大多数早已接到“力避冲突”命令的东北军军官一样，并没有敢于硬顶，只是想守住最后一条底线。傅营长表示地可以撤，枪不能缴——枪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傅营长可能认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会卖东北军这样一个面子。

日军的回答是当即开枪射击。傅营长身材高大，当即中弹重伤，不久死去。

看到营长中弹，守军群情激奋，立即开枪抵抗（推测傅营长交涉前还是做了些战斗部署）。因为措手不及，宽城子守军在营区既没有战壕，也没有堡垒，只有兵营是坚固的俄式建筑，事变骤起时只好凭借还算坚固的营房和日军对抗。

把棉被淋上水来防弹的做法，中日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过。用的最好的算是冀中的土八路，他们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把棉被浇上水，盖在大车上，由战士在下面推，靠近日军炮楼后放置炸药，人称土坦克，战果不俗。但是，宽城子守军对抗的日军，却不是仅有轻机枪装备的日军守备队，而是装备了大炮的关东军。靠棉被抵挡大炮，效果不过是聊胜于无。战斗结束后，可见宽城子兵营的房屋大多在日军炮击下房倒屋塌，守军伤亡惨重。

战后第二天，有记者访问宽城子兵营，所见如下——

本月20日早7时20分。见我军营之围墙，已化为焦土，而东西南北各兵士宿舍，亦被炮击崩塌。营内我军之死尸，有裸体者，有半裸者，有穿上衣而未系纽者，有只着下衣而未系带者……见左右岗楼内有尸两具，横卧地下，血迹淋漓遍地。知是日军偷入我营时，被以刺刀扎死于岗楼内。观营门傍，有青呢服尸一具，身体胖大，秃头大耳，下着马靴马裤，倒卧墙下。当即近前细看，乃生前相识之傅营长也……

连军服都不及穿就投入了战斗，可见抵抗之仓促。

突然袭击，兵员数量占上风，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担任指挥的大岛陆太郎大佐原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在日本军官中属于佼佼者，这种情况下，战斗似乎应该是一边倒。

然而，就是这样仓促的抵抗，宽城子守军竟然将日军一个联队硬生生挡在了门外。

战斗开始后，日军以三中队为最右翼，二中队一部居中，一中队为左翼，同时向东北军据守的三个建筑物发起冲击。早晨6时半左右，日军占领东侧营房一角，但后续部队在通过营房以南的开阔地时，遭到东北军官兵猛烈火力的阻击，进展缓慢。又经过两小时激战到8时半，日军第一、二大队方才突破了兵营的东南一角。但是因为入口狭窄，被东北军火力封锁，伤亡不断却无法深入。此时，日军呆板的指挥才稍有变通，派出一个小队向营房后迂回，结果被守军识破，遭到猛烈射击，迂回部队指挥官熊川少尉也被打死。

估计此时日军指挥官大岛一定非常后悔，因为宽城子兵营扼长春大门，日军急于占领此地，若当初如傅营长所要求的那样撤离而不缴械，恐怕宽城子早就拿下来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长春城内孙锡麟营最终未缴械而撤出）。现在日军攻占长春的进展很不顺利，攻击南岭的守备第一大队也被守军顶住无法攻克。假如东北军上层了解情况后改变政策，以长春为契机坚决抵抗，东北各地尚有十几万东北军，而日军加上越境增援的驻朝鲜日军也不过四万人，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有胎死腹中的危险。

大岛干脆下令打起联队军旗，一直迫近到散兵线后一百米督战。然而依然没有多少作用，日军继续被死死压制住。直到上午10时10分，赶来助战的日军携带三门大口径平射炮赶来，才占据了优势。此时长春警察分署署长孙佩琛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熙洽命，带“避免冲突”的急令，前来劝守军撤退。守军此前多次请求上级指示，得到的都是要求不得抵抗的命令，至此失望已极，乃于中午11时，向北冲出军营突围，一部突出，一部被日军缴械。

而日军自己统计，此战伤亡57人，东北军阵亡70人，尽管一方仓促应战，给日军造成的杀伤并不小。

宽城子守军打到这个程度，第一是因为同仇敌忾，战前因为日军在东北横行霸道，已经在很多东北军官兵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东北军内部民族主义教育也颇有气候，加上营长被杀，守军有坚决抵抗的决心。第二是因为东北军装备当时还是不错的，一个团有六门平射炮，六门迫击炮，轻重机枪配备合理，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三，则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初起时虽然训练装备都不错，但依然处在从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转型中，其指挥能力、作战水准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

“九一八”初起，拥有兵力优势，又有兵工体系的东北军未能进行有效抵抗，丧失了遏制日本侵华狂潮的最好时机，而宽城子之战也让人感到不由扼腕。

七、日本“军犬部队之父”折戟锦州

1931年11月27日，占领沈阳的日军向锦州发动第一次进攻，在饶阳河附近与东北军发生激战。根据《东京日日新闻》前线记者报道，当天上午十点，在饶阳河以东两公里处，乘坐军列进攻锦州的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当先和中国守军发生战斗。这次，东北军没有再采取不抵抗政策，顽强抗击沿铁道开来的日军。

激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出动了重型装备，以装甲列车向日军发起反攻。日军装甲列车与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发生对射，结果日军装甲列车中弹不支，在其上指挥战斗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板仓繁大尉负重伤，负责驾驶列车的两名满铁司机（日军后备役人员）也被击毙。日军被迫后撤，败回新民屯，对锦州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板仓大尉在返回途中死亡。日军后将其葬于白旗堡附近铁路边，算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纪念。日军军史记载第一次进攻锦州失利，板仓大尉阵亡，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官兵被迫乘列车退回（1931年11月27日）。

上图即为击毙板仓的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这是日军从飞机上航拍的照片，也是中国装甲列车至今可见唯一一张全车照片，从最前方的器材车到带有两个炮塔的炮车、机关车、装甲指挥车、煤车，到后方的第二节炮车、运兵车、尾车，第一次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装甲列车的作战全貌，堪称珍贵。气势汹汹的日军装甲列车扑向锦州，却在中国同行手里吃了个大亏。

这一仗是东北军罕见的反击之战，然而，参战的中国军队想不到，这个被击毙的板仓大尉，在日军中竟然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的板仓繁，被称为“日本军犬部队之父”。

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甚至专心研究用军犬拉车一类不切实际的科目，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或许为了促进军犬在战场上的实用，板仓于1931年调往东北关东军中任职，在他所居住的沈阳日本人居住区稻叶町饲养了若干军犬。“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

板仓大尉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并随身携带了三条军犬。这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为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之一，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不敢杀你的人，杀你的狗总不算违反不抵抗政策吧。老萨暗中揣摩当时东北军官兵的心理。至于那条玛丽的去向，如果想到当时东北人对狗肉的偏好，会不会是跑到了外面，被某个老乡……

这，大概是“九一八”事变中国人少有的一点黑色幽默吧。

也许，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日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偶有东北军顽强抵抗，仍会受到较大伤亡。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在长春战斗中负伤，算是戎武经验丰富的板仓大尉临时被任命为该大队代理大队长，结果在锦州城下“玉碎”。

开句玩笑话，装甲列车状同一条龙，板仓一个养狗的去招惹龙，不是找死吗？

不过，板仓和他的军犬先后阵亡，成了日本宣传机关的一个噱头，那两条被东北军杀掉的军犬金刚和那智被描写为临危不惧的勇士，1933年7月5日，日军举行了“第一次陆军军用动物功劳表彰式”，这两头军犬荣获“甲等勋章”，同时，纪念它们的纪念碑也在逗子延命寺完工。

板仓死后，日军将他饲养的“朱莉”赠给其未亡人板仓镇子，此犬第二年病死。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战斗中日军再次使用了军犬，板仓在日本曾饲养过的一条叫作“英智”的军犬也参加了战斗，但仍然徒劳无功。军犬并不适用于在大规模战场上使用，它是一个适于警备，治安，低烈度冲突的兵种，用在进攻战中，属于文不对题。日军此后总结经验，其军犬部队，在追缴抗日联军，镇压民间反抗等行动中，给中国军民造成了重大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作战中，日方记载十九路军便衣队也使用了军犬，他们利用军犬背负炸药袭击日军据点，这种奇怪的战法令日军大吃一惊。

这，或许是中国军犬部队第一次投入战斗呢。

八、击落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在抗日战争中，一提起日军的强大，就是飞机大炮，那么，日军的这等军事优势，真的是坚不可摧的吗？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似乎在锦州的东北军官兵，就曾试着“摧”了一下。

1931年1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一则带照片的新闻，标题为《我战斗机坠落，花泽大尉战死》，内容如下——

打虎山特派员二十四日讯独立第某中队中队长花泽大尉驾驶的战斗机当日下午三点，在打虎山西北方新家屯方向，与僚机配合地面部队猛烈攻击了当地的兵贼（日军对抗日的东北军和民众武装的蔑称——译者注），经过空中和地面的联合打击，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坏。但在乘兴而返的途中，被敌弹击中，发动机失灵，坠落于打虎山外三里处，就此失去联络。在航空部队返回机场数小时后仍无音信，故此判断其已被击落，于是发动村井部队和王殿忠部（日军扶植的伪军——译者注）进行搜索，并派出便衣人员深入侦查，发现在西安堡上空被击落战死的花泽大尉和田中曹长遗体及保定号（应为保贞号，即原东北军包特兹型双翼双座战斗机，在沈阳落入日军手中，并为其使用——译者注）飞机残骸已经被东北军控制。判明情况后，打虎山守备队出动大队人马展开行动，二十四日（应为二十五日——译者注）已将两勇士遗骸夺还。

报道并引用了花泽大尉生前照片，状甚庄重。

对此，中方资料记载击落花泽的是义勇军郑桂林部——

1月24日，敌向锦州外围地区进行扫荡时，其独立飞行第10中队长花泽友男大尉率4架“甲式四型”、两架法国“包特兹”战斗机进行配合，攻击在黑山县以北的尖山子郑桂林的辽西义勇军，他们组成圆圈航线，依次对地面目标进行俯冲射击。义勇军知敌机已发现了他们，则一面疏散，一面组织对空射击。当花泽的飞机在俯冲瞄准时，地面的机枪子弹击中他的飞机，因损坏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在北镇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正安堡坠毁。花泽及飞行员田中铁太郎曹长均毙命。

花泽大尉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在日本方面引起如此重视呢？查询资料，才发现，这个花泽在关东军中地位十分重要。花泽友男，1917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期，毕业后随即转学飞行，1922年2月，又毕业于陆军飞行学校的第十二期，是日军中的航空先驱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关东军航空兵的两名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被击落，等于断去了关东军空中力量的一臂，难怪日军会如此痛惜了。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沈阳几乎没有航空兵力，空中支援主要依靠驻平壤美林机场的长岭龟助大佐指挥的第六飞行联队（日本当时共有八个飞行联队，其他七个联队分驻日本国内和台湾）。战斗打响后，驻平壤的飞行第六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二十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两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后，该联队指挥官长岭龟助大佐，很快即指定侦察第八、战斗第十中队做好起飞前的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这两个中队中，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分已经在东北活动，另一部分随即从平壤飞沈阳参战，另一个战斗第十中队，正是由花泽友男大尉所率，他指挥八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经新义州着陆加油，于20日上午11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起飞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彰武、法库、抚顺、清原等地。此后，平田的飞行第八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十战斗机中队仍住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长春周围的东北军驻地进行多次侦察，空投传单、轰炸、扫射等行动，并攻击开向山海关方向的火车。

这一阶段，花泽友男十分活跃，他提出建议，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在郑家屯，大石桥等处整备建立了多处前线机场，使关东军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10月8日，花泽率队轰炸锦州。同时，他还考察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从法国进口的“包特兹”（POTEZ）等战斗机，并主持将其经东北军招聘的白俄机务人员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花泽最后一战中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原属于东北军的飞机。花泽一时成为了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在他被击落一个月前，1931年12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曾对花泽等日军明星飞行员进行了采访，当时花泽面部带有冻伤，但谈起战斗来似乎信心十足。只是，从这些日军明星飞行员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到当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空中力量的东北军部队，曾对日军飞机进行过顽强而有效的抵抗——花泽提到，自己的部队飞机曾多次被东北军和义勇军击中，不得不选择靠近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迫降，他的僚机曾被击中十余弹勉强返回；他部下的中林曹长机发动机中弹，被中国军队击落，本人阵亡。

日军泊隆爱少尉提到，自己的飞机在打虎山附近活动时曾被张学良部东北军击中，中弹十一发。

另一名浦中少尉更为夸张，其飞机竟然曾中弹二十三发，依然飞回。日军佐藤中尉记载，马贼（日军对义勇军的蔑称）十分狡猾，竟然将缴获的日本军旗放在林间，伪装失散的日军，诱使日机低飞突然发起攻击，若不是东北军缺少高射炮，仅有轻武器对空射击，日军损失会大得多。

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能感到，日军的飞机也并非无敌，实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

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凌河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

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假如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日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