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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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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日本皇室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为妻，日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改变“满洲国”皇家的血统。
无论溥仪还是溥杰，对日本人强塞过来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惧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经多次要给溥仪配日本王妃，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溥杰后来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颇为无奈。
其实，从家庭而言，溥杰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温和与修养，让一度试图以死抗婚的嵯峨浩深受感动，即便在战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对他的等待。然而，政治是政治，脑子遗留在封建时代的日军军官们，因此觉得娶日本王妃的溥杰会更让人放心一些。
于是，暗杀掉碍事的溥仪，就成为这些头脑简单的军官们最直接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想给日本帝国惹下麻烦，所以，如果案子由小见山登这样的“亲华派”来做，无疑是最理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别说是一支枪，就是飞机大炮，只怕冈岛也能给小见山登“偷”出来。
这一切只是猜测，不过溥仪确实曾经为日军试图推动溥杰继位颇为痛苦，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坦诚这一点让他和溥杰从小共患难的兄弟之情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小见山登的暗杀计划，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策。由于东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军上层并不愿意轻易在伪满政权内部做大的调整，以免引发不稳局势。所以，这次流产的暗杀，就被轻易甩到了历史的背后。
只是，并不知道这次暗杀的溥仪，不久后就得到关东军新的“建议”——建议溥仪认天照大神为祖先，以便进一步体现日满合作的精神。
这种事情，溥仪也只能捏着鼻子，“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因为后代引来暗杀也就罢了，连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仪心中怎样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一、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被定格在1937年7月7日，但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却一直在紧锣密鼓。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其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信息。
而其中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颇为引人注目，照片中中国女兵背靠军列，捆扎绑腿，一派战时气息。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一·二八”事变中所留下的照片。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抗战文献中最早出现女战士的身影，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面提到的照片，应该就是此时留下的。
第一批出现在近代沙场的中国女兵，居然是大学生，冯庸大学是何出身，竟然有如此举动？
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至交，绿林出身，曾任民初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达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七百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冯庸其人颇有些太子党风范，会开飞机（后曾在国民党空军高层任职），喜欢率性而为，爱好广泛，出手大方，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爱土情结，与张学良因为思想接近，颇为莫逆。他办大学全部免费，但却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面对内忧外患，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因此，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学生军的骨干力量。
由于其校教育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九一八”事变中，冯庸被软禁，日军将冯庸大学洗劫一空。后冯庸被劫持到日本东京，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逃离虎口。到达北平的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筹建学生军抗日。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由于冯庸办学时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军中有十余名女学生兵，被称为“抗日花木兰”。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这些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男女大学生，在战场一线做了很多工作，事迹广为传颂。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十九路军的宣传材料中，曾有一批冯庸大学女兵照片被刊载出来，当时十分鼓舞士气。不过，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题图照片相比，可以发现有两处不同：
首先，十九路军的宣传照片中，冯庸大学女兵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剪裁颇为合体。其次，这些女兵在做射击动作时并不标准，而且表情上带有战场上不应该有的轻松。
与之相比，题图照片中的女兵，头戴大盖帽，表情更为严肃。
这其实是拍摄背景不同造成的。
十九路军宣传材料中的冯庸大学女兵，实际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淞沪事变后，上海的抗战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著名电影制片人张石川因此派出摄影师，以重现当时情景的方式拍摄了大批电影胶片和照片，因此，这批照片属于摆拍。
然而，怀国恨家仇，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到战场并非镀金或摆姿势，根据历史记载，他们确曾深入前线，参加直接的战斗。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海军行动。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安全一些的任务。但是，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幸而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宋希濂率五二一团第一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在浏河打光。
于是，就有了战场上和摆拍中两种不同的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
没有证据表明冯庸大学的女生在浏河保卫战中曾在前线作战，但是，从日方发现的资料证实，她们确实参加了第二年的热河保卫战。在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三名学生兵在凌源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杨淑真的女学生军。
我方历史文献记载，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杨淑真等人大约就是此时开赴前线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衣着也是大盖帽，打绑腿。
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
由此可见，冯庸大学，乃至当时东北各地的男女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自己书生的身份远离战火，他们曾为了自己的故土投笔从戎，在这一页历史上留下了自己血与火的记忆。
十二、铁甲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坦克去向之谜
根据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是有坦克部队的，那么，这支当时中国少见的机械化部队在事变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日本《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展示了其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后缴获武器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日军在北大营缴获的东北军坦克。从上图中可见，北大营驻军至少有六辆坦克。这些坦克，分析判定当为张学良部东北军装备的雷诺FT…17型法制轻型坦克。
雷诺FT…17轻型坦克，1917年，制造出第一辆样车。同年9月，批量生产。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轻型坦克，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可旋转炮塔的坦克。战斗全重七吨，最大时速十公里，乘员两人。这是一种早期较为优秀的坦克，曾被大批制造，供多国使用，直到日军进驻印度支那，驻越南的法军仍在使用这种坦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各路军阀中，东北军是最早使用战车的一支。张作霖时代的东北军曾装备过一批雷诺FT…17坦克，大部分配装捷克造ZB…26式机枪。东北军拥有的雷诺FT…17坦克，大多采购自法国，也有部分来自波兰和西伯利亚俄国白军。张学良将军似乎对法国武器情有独钟，还曾多次从法国采购高德隆式飞机，可惜也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缴获。
1926年在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战斗中，东北军曾使用这批雷诺坦克，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近代化坦克车辆进行战斗的记录。此后东北军曾在多次内战中使用装甲部队，雷诺战车是其主力。
在“九一八”事变前，驻防沈阳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精锐，根据记载，该部辖三个步兵团驻守北大营，是张学良的看家部队。该部装备有迫击炮、平射炮、轻重机枪、车辆骡马，甚至还配属一批雷诺坦克，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一个旅。日军这张照片证明了北大营守军装备坦克一事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在北大营被攻占的过程中，却只有日军战车进攻东北军的记录，而没有东北军用坦克迎战的记载。根据东北军老人的回忆，这批坦克共计12辆。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坦克既没有加油也没有装弹，以免构成日方指责东北军“启衅”的借口。待局势发展到无法控制，战车已经既来不及投入作战也来不及逃离了，只得放弃，导致这些坦克被日军俘虏。这批坦克在北大营被俘后，有资料表明日军将其用于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后将一部分车辆运回国内研究，一部分车辆转交伪满洲国军。
其实，日军在沈阳投入的战车，多为轮式装甲车，从战斗力对比而言，雷诺NC…17战车还要胜之一筹。因此，有战斗经验的东北军战车部队未经抵抗就束手被擒，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不过，东北军装甲部队的雷诺FT…17型战车并未在“九一八”事变中完全覆灭，部分车辆被带入关内。1933年春，张学良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赠送了雷诺FT…17战车两辆和沈阳兵工厂自行装配的装甲汽车四辆，这些车辆后来成为装甲兵学校的重要装备。训练出一批在抗战中英勇无畏的装甲兵学员，总算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围攻在租界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几乎全歼在沪日军。在进攻杨树浦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部队出动三辆维克斯六吨半战车，拼死冲击日军阵地，但因为寡不敌众，且中国步兵部队缺乏配合坦克兵进攻的经验，在战斗中三辆坦克先后被毁。在其中一辆坦克被摧毁后，日军打开坦克的舱门，发现其车长和机枪手均死于日军炮火，但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是在此前作战中罕有看到的，可见中国军队这一次的作战决心不同凡响。”他们在那名车长的口袋里发现了他的证件，那名车长是中国装甲兵团的一名军官，姓钱，满族。
这名战死上海的坦克车长，应该就是从东北撤出的装甲兵之一吧。
十三、从毒气弹到冲锋舟——惊心老照片重现“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丢弃武器
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弥漫着武器至上的观点，除兵工厂自造装备外，还大量从国外采购先进装备，因此，有些装备在“九一八”事变中被缴获后，连日军也大吃一惊。例如，日军在东北军仓库中发现过航空毒气弹。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的确有储存和使用毒气弹这类化学武器的记录。1927年10月3日，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军轻取重镇涿州，奉军反攻，展开了三个月的围城战。或许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奉军竟然公然使用毒气弹攻城，并请记者观摩。可惜，由于对风向的掌握不足，这次攻击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能拿下涿州不说，反而给奉军自己造成一定损失。“九一八”以后，未闻东北军再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推测其全部储备都在沈阳陷落时为日军所获。“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最终抱不抵抗主义退入关内。大好河山，三千万同胞沦陷敌手。那么，在东北的部队，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
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飞行员都在休假，来不及将飞机启动撤离或组织抵抗，东北空军全军覆没，两百架飞机全部落入敌手。实际上，日军后来大量使用缴获东北空军的飞机与义勇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所以，当萨在日军留下的资料中目睹少帅丢下的武器装备时，简直有扼腕之痛——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在本文所附照片上，可以看到东北军丢失的武器装备。
除了大炮，东北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被日军完整俘获。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十六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东北军奉天兵工厂，堪称当时中国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一工厂的建立，凝聚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1922年4月，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败北，痛定思痛，决心大办兵工企业，改善部队装备。张作霖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将原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重新规划，设立枪、炮弹、炮等三厂，由丹麦商家文德（Winther）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力敦尔弥驻厂指导安装，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此后，1926年至1928年再次扩充，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八千余部。由于其几任督办杨宇霆、韩麟春、臧式毅等均用人得当，该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能够量产17式65轻机枪，13式79重机枪（均系仿造自日式机枪）。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火炮生产车间为背景摄影留念。
为了取得“九一八”事变的主动权，日军在谋划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日本本土调来了两门240毫米重榴弹炮，参加对北大营的攻击。而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大口径的重炮不过150毫米。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少帅迟迟未予批复，所以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这种结果，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彭德怀元帅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但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遗弃的武器，还远远不止兵工厂所丢失的这些。看一看日军留下的照片，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看到这些精良的装备，未经抵抗就落入日军之手，令后人不禁浩叹——尽管1931年中日在战略对比上差距甚大，但于东北局部，无论装备还是兵力，可见中方都不落下风。在锦州、江桥等地的战斗中，还曾经占过上风。这种情况下，却被吓得全面采取“不抵抗”政策，实在是令人深感耻辱的事情。
这里，唯一的亮点是“九一八”之后大批兵工厂工人不甘为虎作伥，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撤往关内。其中有一批人员，最后竟然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工具撤退到第十一军的根据地七星砬子，成为该军所建立的兵工厂中骨干力量。在这座兵工厂中，他们依靠有限的设备，能够自己发电并利用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大量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装备，提供给抗联部队。使七星砬子兵工厂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最成功的兵工企业。
但仍然忍不住叹息，有这些装备，就算打不过，也可以拼一个玉石俱焚吧，就算没有玉石俱焚的勇气，至少把它们销毁不至于资敌吧。要是这些装备落在真正打鬼子的部队手中，难道当年的东北，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十四、汉奸中的异类——臧式毅
东北沦陷之时，文武官员纷纷降敌，其中四名高级官员，被称作伪满高官的“四巨头”。这四个人是曾经任张学良讲武堂老师的熙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还有一人就是臧式毅。他们进入伪满政权的经历各不相同。张景惠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低劣，在“九一八”前已被东北军集团半弃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拉拢欣喜若狂，成为最早的铁杆汉奸之一；熙洽奉命镇守吉林，由于其一贯亲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亲到吉林说服，使其欣然投敌；马占山是著名抗日将领，1932年2月在日军压迫下试图“假投降”保存实力，但为日军识破，于是骗取一批物资后4月再举义旗，成为黑省早期抵抗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汉奸中，臧式毅应该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投敌大有不得已之处。
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式毅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尤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九一八”事变中，臧被俘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9月21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臧氏颇示赞成。”意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式毅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
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沈。并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老萨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到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九一八”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启衅，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鱼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臧式毅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四十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
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
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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