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其实，日军的铁甲车并未被撞翻，只是吓得倒退回去。这中间，荒木起了极大作用。

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迎面而来，日军士兵几乎都被吓傻，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然而，就在此时，这个荒木大尉却跳了出来，冒死在铁轨上安装让来车脱轨的“脱线器”。结果，滑来的车厢脱轨，没能撞上日军。只是这位荒木大尉也没来得及跑掉，当即被撞死，就这样，荒木成了日军中的英雄。

而铁路线一时也因此不能通行，日军行动被迫推迟。

孙麟后退入关内，因他本是西北军出身，遂投入二十九军，后来参加了“七七”事变，抗战中担任一七七师参谋长等职，在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积极抗日，屡立战功。博克图阻滞作战，在孙麟部下负责阻击作战的是新组建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在激战中损失很大，营长张国政阵亡。

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使救国军总部获得了撤离的时间。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率余部及商民眷属、铁路员工计四千余人在苏联战斗机的掩护下安全地撤至苏联境内。他们中的很多人辗转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暂时的战败，只是凤凰的涅槃。

而荒木大尉的死，或许只能算作给这次涅槃提供的一支火把而已。

十八、苦斗雄关——山海关之战

今天，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旅游，已经很难感到战火的痕迹，但1933年元旦刚过，中日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保留在日本军人相册中炮毁的山海关城楼照片，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山海关之战，是东北军面对面和日军打的第一场硬仗。

“九一八”没有抵抗，锦州打了个虎头蛇尾，国民政府提出的方略是静待国联解决问题，东北军的大部队进了关。但是，这样屈辱的后退，并没有换来和平。1933年1月2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六二六团奋起抵抗，因日军蓄谋已久，东北军主力亦没有出动支援，经过一天战斗，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但这次战斗中，东北军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在全国舆论的一片骂声中，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同情的声音。

根据我国文献记载，此战经过如下——

1月1日夜21时20分左右，日军山海关宪兵派遣分队营房和山海关火车站派出所相继传来爆炸声和枪响。同时有人向榆关南门外的中国军队哨位放枪，哨兵为避免冲突，退入门内并紧闭城门。随后，日军营房内传出整队集合的声响。

驻守在榆关城内的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系统的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部和第六二六团。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是何柱国。

事发当时，何柱国正在北平向顶头上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汇报近期来日军不断挑衅的情况，部队由参谋长喻建章（号仲书，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参谋处长何镜华（1908年生，辽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二十期步兵科毕业）负责。在枪声响起之后，驻军派出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前往日方交涉，带回的消息是日军宪兵队长称系中国士兵向日军开枪，并望城内居民避难，限五十分钟内给予答复。喻建章等人明白日军是在蓄意挑衅，用电话通知各部并布防保证榆关城的对外交通联系。

日军留下的老照片，重现了山海关之战的情景

1月2日凌晨1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人全副武装蜂拥至榆关城南门，在望洋楼（榆关城南门楼）前列队。带队的军官声称遭到了抗日义勇军袭击，怀疑袭击者已经进入榆关城，要求依照辛丑条约规定之治安权进关搜查，并向中国守军提出南关归日军警戒等四点要求：

1月2日上午10时50分（一说9时），日军中尉儿玉利雄见谈判仍无结果，急不可耐，指挥部下架起长梯强行登城。城上的中国士兵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这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一下将儿玉中尉炸死，并炸伤士兵两人。日军架设在民房之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城上守军也放枪还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后世将由此而开始的事件称为“榆关事变”或“山海关事变”。

事变发生当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撤退。张学良回复称中国方面“绝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中方当即回复日本方面决定停止谈判。何柱国在北平接到开火消息后，派秘书陈宏一赶往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质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详知”，随后便登上一辆临时调拨的火车返回防地。途中，何柱国向第六二六团发出抵抗的命令，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3日晨10时，铃木美通以第五联队担任正面、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十七联队为右翼、伪满国境警备队担任预备队，在铁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向山海关南门到六角堂一线发起总攻。

中国守军主力为第六二六团，共有官兵2257人，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受辛丑条约限制，山海关没有修建永久工事，只能依靠13尺高的城墙进行防御。

1月3日午前10时，日军飞机、战舰、火炮同时开火轰击榆关南面城墙，引发大火。日军步兵随之向南门附近和东南城角被轰塌的城墙缺口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与日军近战，将其击退。正午时分，日军进行炮火准备后再度冲锋，守军第二连自连长刘虞宸以下大半阵亡，日军五十余人沿废墟斜坡攀援而上，占领制高点魁星楼。午后1时团附孙良玉指挥第一营一连自西门反攻南门、第三营十连自东门反攻东南城角，将南门和魁星楼克复。与此同时，南门被烧夷弹破坏，守备此处的第三连连长关景泉中炮阵亡。

午后2时，日军增加兵力，在战车掩护下突击南门。第四连连长王宏元战死于南关，阵地被日军占领。

面对冲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馨高呼“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率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激战中，安德馨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馨是回民，附近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忠骸收殓，战后护送出城交给独九旅，在北平公祭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

日方战史记载了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记录在安营长发动的最后反击中日军阵亡了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和挑衅中被击毙的落合甚九郎大尉是日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

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5连连长谢镇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下午3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

山海关之战，让东北军上下彻底明白，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入关内，仍难免遭到敌军的追杀。敌军贪得无厌，为免亡国，只有抵抗一条路好走。

十九、力战长山将壮志应未酬——记王以哲将军

在日本军歌《北大营》中有这样的一段——

敵は　一萬二千てふ枺�北軍の　精鋭と猛きを誇る　王以哲攻むるは　島本大隊の將兵僅か　六百名忠勇無比の　揃ひなり

翻译过来应该是——

“敌人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东北军精锐，和以勇猛著称的王以哲，进攻的岛本大队仅仅有六百名官兵，忠勇无比地冲上前。”

在原东北军出身的抗日将领中，最能打的大约要算日军八次讨伐都打不垮的马占山，最文武双全的大约要算在穆棱留下过“去思碑”的李杜，最能和日军周旋的大约要算一口气抓上百俘虏的苏炳文，最能打开局面的大约要算以团附之身收复了几乎整个东边道的唐聚五，最有远见的大约要算义勇军之父黄显声。可是，在“九一八”前最让日军忌惮的，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

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的拳头，他是张学良在军事上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而且，王以哲一贯坚持抗日主张，被日本人直接称为“反日派首脑”，称他的房间里都挂着警惕日本的条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东北军“反日首领”明信片，上面共有三人，正中的是张学良，属于东北军的象征；右侧的是活埋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的关玉衡，代表反日的下级军官，而左侧，就是王以哲。

甚至，在日本国内上演关于“九一八”的话剧，里面也有一个坚决反日的“王以哲旅团长”的角色，扮演他的竟然是日本著名演员近藤英太郎。

日本关于“满洲事变”的图书中，也有大量这名东北军将领的照片。

然而，在北大营之战中，王以哲的表现却实在与期待相差甚多。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以第七旅旅长身份率部戍守北大营，实际上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看家部队。而日军进攻时王居然不在军中，三个团长也不在，以致战斗打响后群龙无首。王以哲在和部队通电话中电话就被切断，直到第二天才混出沈阳，在郊外找到撤出来的第七旅残部。此后王以哲很快回到北平，也未参加在东三省的抵抗战争。

王以哲，到底是猛将还是徒有虚名呢？

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别号鼎方，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生，是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他1912年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乃初露头角。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遂从此重视起这名有一双三角眼但极有军人风范的青年军官。

说起来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却是在与张学良好友郭松龄的交战中。郭松龄反奉之战中，王以哲担任补充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临战镇定，献计智取郭军，终于导致郭松龄败亡。此后在南口战役中，王率军力战冯玉祥，击败其部下大将张之江，为奉军攻入北京建下汗马功劳。因此，王深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其军事上的左右手。

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为：“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其中，“强邻之压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见王以哲与一般东北军上层大员的醉生梦死很是不同。

然而，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一代名将饮恨北大营。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王以哲“九一八”当日不在营中，推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强烈的形象在敏感的时刻惹出麻烦。

此后，王以哲将军一直是东北军中最积极于收复故土的将领之一，在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协助张学良将军促成国共合作，但自己也由于被过激派官兵误解，于1937年2月2日被刺杀于西安，再也没能打回东北去。

虽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自己却没能提兵北上与日寇一战，似乎，将军的一生中有着极大的遗憾。

然而，当我们仔细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或许也能给王以哲将军找到一丝欣慰。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逼近长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

在这次不甚为人所知的长城抗战中，王以哲将军曾经率部大战过日军。因为承德轻易失陷，日军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阵地长山峪，王以哲率领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即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十六旅团和铃木第八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遗憾。

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载——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背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而来的日军碰了钉子。

纵观王以哲将军的一生，未能看到驱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或许是其最大的遗憾，但能够有一个长山峪，也许又是将军遗憾中的一点安慰了。

引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声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后，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

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声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被东北军取消番号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

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联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

1933年义勇军主力失败，部分高级将领退入苏联，但有些部队仍一直坚持到上世纪40年代，而且一部分义勇军部队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了下去。

一、义勇军抵抗概略

义勇军的名义起源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利用其负责辽宁省警务的优势在东北公安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应变准备。在正规军抗战不受支持的情况下，黄显声在锦州陷落前于当地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进攻，并鼓励东北官民自发以此名义发起抗日。东北军正规军撤离后，义勇军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并在东北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不同系统的数十万部队。这些部队里面有辽南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铁血军，通化唐聚五等组织的辽宁民众自卫抗日军，辽西张海天、高振鹏等组织的辽西义勇军，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这些新出现的抵抗武装，还包括义勇军化的马占山、李杜等原东北军部队。

义勇军不但在各地组织对日军的抵抗，并曾经多次策划实施对东北各战略要点，如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局势一度如火如荼。

1933年后，随着日军兵力加强，并着意切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系，造成义勇军粮弹两缺，处境艰难。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被各个击破，逐渐招架不住日军的进攻，其组织松散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部分人员投降或解散，部分人员退入关内。1933年以后，其在抵抗力量中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北抗日联军。

二、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

2011年9月，萨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趟汤岗子温泉。洗温泉这点儿工夫可不够，您去那儿干吗呢？同车的朋友疑惑地问。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

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的时候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出逃是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由川岛芳子策划的。当时婉容已经受到监视，川岛芳子是汉奸不假，但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其手段你不能不佩服，她以大管家出殡为契机把婉容塞进出殡的队伍，硬是混了出来。

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很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老萨也不知道，但在日本收集到的一张照片，或许可做作个佐证，说明川岛芳子的确在婉容出逃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张照片登载于《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其中的川岛芳子身着男装，只有一个正在向后拱手的背影。下方的日文注解译成中文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右）曾伴同溥仪夫人从天津出逃。在上海事变（即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译者注）中活跃于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48年被枪决。”照片拍摄的地点是“2月上海杨树浦路公大纱厂工人宿舍附近”。

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2月正是两军在蕴藻浜、江湾等地殊死奋战之际。这一个月里，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两易主帅，阵亡了一个联队长林大八少将，还被捉去一个大队长空闲少佐。日军自承伤亡三千多人。从川岛芳子的装束和面对镜头人低头回避露面的样子判断，这是她在此时协助日军进行谍报活动时拍摄的。

淞沪之战虽然双方最终签订的《淞沪协定》颇有些屈辱的条款，但无割地，无赔款，日军并未达到占领上海的目标，反而证明了日本兵也不是铁打的，甚至在战斗中还会出现误剪导火索，把自己的突击队员炸成“军神”的爆弹三勇士事件。

十九路军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总兵力不过东北军的十分之一，人们突然发现，抵抗和不抵抗，区别就是这么大。

不管怎样，溥仪和婉容后来都到了汤岗子，并在那里等待伪满洲国的出台。所以，这地方就算不洗温泉，从怀古的角度似乎也值得一去。

然而，当地朋友最终证明了老萨的无知——汤岗子还在鞍山那嘎达南边呢，快到海城了，要不我们送你去那儿看完了咱直接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回去好了。

原来如此，老萨还以为汤岗子就在沈阳近郊呢。

看到老萨怅然若失，朋友们宽慰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说再来倒不着急，有张照片，麻烦你帮我找当地老人瞅瞅，看是什么地方。

说来话长，我说，在日本找到几张照片，证明有件事儿溥仪可能冤枉了关东军好几十年，咱得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讨回个公道啊。

司机转头看我，眼睛瞪得跟牛似的，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给鬼子兵找回公道。

溥仪和日本人有着怎样的误会呢？

如果看历史记载，会发现溥仪从天津溜到东北，在即位之前，曾经两次入住汤岗子。第一次是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到达东北的同一天；第二次是1932年3月6日，已经是准备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夕了。

溥仪跟日本人的误会，就是第一次在汤岗子的时候结下的。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日本人很不地道，他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不能出门，只能住在宾馆的楼上。他把陪同的日本人上角利一叫来问，对方说是出于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不久，又告诉他汤岗子闹“土匪”，还是出于安全原因让他移驾日本人从1905年就开始控制的旅顺。

在去东北之前，婉容就曾担心那里不安全，而溥仪觉得有那么多日本兵，几十万东北军都被吓跑了，安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几十年后对于关东军拿“土匪”吓唬自己仍然不以为然，把它写成了日军对其威逼利诱的伎俩之一——当时关东军还不确定怎样使用溥仪这张牌，而溥仪非做皇帝不可，连执政都不愿意干，双方正在顶牛呢。

溥仪和日本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可说贯穿伪满政权建立的始终。在电影《末代皇帝》里面曾有一段镜头，描述溥仪访日回来，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郑孝胥被换掉，总理大臣变成了奉系旧将张景惠。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