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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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鬼子”的去向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这里虽比日本辽阔，但到处都是人工的。沉落在人工范围内的夕阳，和在日本所见到的，是相同的色彩，大小也差不多。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我边追忆着时代的演变边思考。731部队为什么把根据地选在平房呢？在参观了平房现场之后，我想出了若干理由：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高级队员的小传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