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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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第08章　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干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两国国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说在民族上有着血缘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过去把“满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线，军部甚至抛出谬论说：“从历史关系来看，满蒙应属日本民族。”

夕阳照射着窗外壮丽的景色。火车从无人的旷野逐渐进入市区，那是天津。

国共争论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离开中国的日子。在两周的逗留期间，我们同许多人有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会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告别中国之际，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1945年11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合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贺诚先生曾参加中苏联合调查团前往731部队设施旧址进行过调查。我希望同贺诚先生见一面，但是，当时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访华前，曾经参加过该调查团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贺诚先生的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贺诚先生，那时就可以查明731部队撤退后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

但是，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平房区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中苏联合进行调查的事实。也有中方有关人士否定这件事，他们认为，战争结束时十分混乱，中苏两国不会联合起来，进行这种调查。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日方人员也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11月时，照例不会进入哈尔滨周围地区。

也有人主张“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哈尔滨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设在佳木斯，贺诚先生等人理应在那里。再者，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约定只向国民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和中共军队联合进行调查”。

对此，D·S先生说：“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地区十分混乱，苏军、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的势力都进入这一地区，哈尔滨市区大致在国民政府军的统治之下，而周围郊区则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中。苏军和中共军队在地下保持着联系。”

总而言之，1945年对中国来说，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争夺统治权的特殊时期。

顺便说一下，中共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改编成了八路军，它和留在以江西省为中心的旧苏区的游击队新四军，构成了中共的主力军。开始时约有5万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过了128万人。作为抗日战争的第一目标，提出了解放“满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时，国民政府军队为了单独控制满洲，调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处肆意烧杀。因此，八路军调遣主力北上，与之进行对抗。

负责指挥解放“满洲”的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战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间，中共改编八路军，把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和华南的游击部队统一起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之，中日战争结束时，在华日军面临着国民政府军、中共军队、苏军和美军等同时要求解除武装的困境：“一天之内来要求日军缴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哈尔滨和东北地区乱到了什么程度。

即使贺诚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风暴，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尚未建立起档案系统，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究竟是否保存下来了，尚属疑问。唯一的希望是贺诚先生的记忆。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一生一次的泪水

9月27日，已是临回国的日期。我们应遨同戏剧作家夏衍先生座谈。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先生生于1900年，1929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剧团“艺术剧社”，并投身于抗日运动。他曾以《救亡日报》编辑身份，转战于广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后来到重庆。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细菌》、《考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