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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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医疗‘荒废’的起点”。731部队的思想，在日本医学界中仍然继续存在着。这些实情在高杉真吾先生为追踪731部队在战后医学界的足迹和影响而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现存干部》（德间书店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高杉先生不休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发现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间，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疗“脑梅素”为名，对患者进行过恙忠病的人体实验。又如，1952年前后，名古屋市立医大的小儿科和细菌学教研室，以市立婴儿院的婴儿为对象进行过人体实验等，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种全国性存在的人体实猃，很明显和731部队的干部是有关联的。

如果爱护患者，尊重生命，绝不会产生“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医术素材”的想法。医学者的使命感，应该建立在对患者的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任何医学者都应以此为志。然而，医学的使命感不知何时被个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术的欲望所代替，并且打着为了国家和医学的旗帜来掩饰。

斗争的理念

不仅是731部队，而且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高举着“为了国家”这面锦旗，究竟是为什么呢？无数的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不仅高于骨肉亲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国民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象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切只要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盲从。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时，使用天皇的名字；军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利用天皇作为工具，违背政府的方针，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不仅军队脱离中央的文官控制，陆军中央也控制不了派往满洲的关东军，而关东军司令部又控制不了当地的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模式。就连最低级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时，还将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关系搬到军队里来。陆军的内务班，就是所谓的“军人家庭”。“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的大家长，就是“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上级、班长是父母，老兵是兄长。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坚固的军国主义体制，在“军人敕诏”和“战阵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军人敕诏”中一开头就颂扬“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

在“战阵训”中更是反反复复地拥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第二，军队在天皇的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第三，皇军军纪的精髓，在于诚惶诚恐尊奉大元帅陛下，在于绝对顺从的精神；第四，军队要尊奉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为首领。”

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应是天皇命令的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方针和命令而为所欲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结构。它与德国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不同，日本军部领导人不是依靠独裁者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舆论、掌握政权的，而是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来实现的。

由同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村”的居民——日本人（大和民族）是很愿意从属于组织或团体的国民。“个体”的传统比较薄弱，日本民族往往以一切均从属于某团体来谋求安心立命，这个民族由此产生忠君爱国的精神。只要是为国家、天皇、首长、上级或公司而献身，就会感到一种英雄式的喜悦。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宝贵经验和牺牲使我们争取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个体”的历史短浅，愿意从属于统一行动，从属集体，并为其献身的日本人的这种秉性，是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

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

前边巳经叙述，日本侵略中国，是和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军部狂妄的野心分不开的。最能代表当时军部想法的是有“关东军智谋”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住写的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石原在这个方案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其积极的解决办法（日本进行统治），不仅是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大多数支那（中国）民众最应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正义，日本应断然付诸实施。从历史的关系来看，满蒙不应属于汉民族，而应属于日本民族。为实现上述目的，应准备对美战争。一旦对美战争的准备完成，应立即开战，果断地将满蒙政权归属于我。通过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元气自然得以恢复，有识的失业者应得到救济。适时，支那本部之要部也置于我领有之下；通过我方武力铲除妨碍支那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旺盛的生命力，确立东亚的自给自活的道路，有力地指导长期战争，以达成我方之目的。”

这仅是其中的要点，总之，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缺乏对现代国家的经营能力，由日本代而统治满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最幸福的。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满蒙距日本比中国更近，所以，这样做是正义的。另外，通过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确立起亚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他的想法最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和日本人的傲慢情绪。

他把侵略满蒙任意确定为日本唯一的活路，说这是“正义”行动，闭目不看它所面临的矛盾，说要用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这完全是多管闲事，妄图把本国推崇为亚洲盟主的地位，并使之正当化。

石原这篇论文写于1929年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中的矛盾和自我陶醉暂且不谈，石原这时也想到了对美战争。正像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在日中战争的延长线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有人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美国的任何领土，所以不是侵略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太平洋战争的结构和发生的原因。

当军队为权力者所拥有时，民众就被强制性地作为军队的人和物的补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与民主的。拥有武力的军队自然凌驾于非武装的民众之上，军队本身就是权力。这种体质结构的军队，是不会为保护民众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才有军队的，而是由于军队的需要才有民众。职业军人的领导人下达命令，将穿军装的民众编成精锐的军团，还必须有精神支柱。基于至诚的忠君爱国的精神，就产生了日军轻视人命、精神力量第一的非人性。那么，在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以后，以什么作为军人伦理的基础呢？作为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提出了“爱国心”。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一颗火热的忠诚心。所谓武士道就是这样哺育起来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形成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武士道所倡导的忠诚心也就成了爱国心，把国家视为至高无上而热爱，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这成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但是，被视为爱国心基点的武士道一“习武者之常，乃惜名也”，它是从尊重战场上的名誉产生的，个人性极强，其战术从单个较量发展到集体作战，因此，武士道成了武士集体的规范，集体成了个人生活保障的基础，对集体（君主）的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价值。

忠君思想和爱集体（爱国）思想，是表里互为一体的。它被利用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即只要一声命令，士兵就能够高兴地为自己所属的军队（国家、君主）而战死。这种理念把民众变成强兵，在命令面前，被驱赶到失去人的思考与判断的战争疯狂之中去。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用战斗理念被统一染成一种颜色的思想。

对自卫队过分的要求

军队的真心话，是希望把天皇那样的坚固的支柱，灌输进士兵的理念之中。失去了天皇这个支柱以后，日本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国防”。自卫队不是为了进行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创建的。它是否违反宪法，暂且不谈，自卫队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保卫国家呢？这里，有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先生的一个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来引用其中的一段：

万一发生问题时，自卫队将保卫我们免遭侵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对此，我必须尖锐地指出，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利己主义，是毫不负责的，而且对现代战争是毫不了解的。（中略）对日本来说，几乎没有防御空间。也就是说，它是赤棵棵地同“假想敌国”相毗邻。我认为，这些人在高谈军事国防之前，有必要先计算一下：日本的地形南北长，和遥遥相对的大陆之间的空间距离，若发射导弹的话，只需几分钟，高速战斗轰炸机只需几十分钟。（中略）

从结论来说，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场马上就进入“本土决战”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在距日本本土2000～3000公里的外洋设置了外层防卫圈，在距日本本土1000～1500公里的海上设置了内层防卫圈（绝对防卫圈），然后展开兵力进行战争。可是，今天却没有这样的纵深防线。即使有自卫队的存在，但必将迎来一场日本本土立即成为战场的战争。（中略）

那么，以攻击作战来弥朴这种被动的不利因素，如何呢？如果对方是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必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报复”，实际上，马上就会超过战略起草者所设想的限定型“局部战争”的范围，而落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有人说“万一发生战争时，没有自卫队的话，那……”我认为，万一发生战争时，自卫队可能会全力应付战斗，但是与万一的同时，整个国土、全体国民都将卷入“战争”，立即出现本土决战型的战争。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从天而降时，这些人会说什么呢？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时会说，自卫队保卫我，所以很安全吗？万一发生自卫战争时，国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这是自明之理。自卫队本身不得不竭尽全力和敌人进行战斗，根本无暇来顾及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自卫队的确是能够进行防卫“战斗”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防止脆弱性极大的日本国受焦土化之害，并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胜，而且，那并不是自卫队的责任，而是决策者的罪责，因为他们把过重的任务作为幻想授与了自卫队。如果要彻底保卫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话，就不能发生“万一”有战争等情况。如果冷静地进行军事分析的话，那么，万一发生战争时，将防卫全面托付给自卫队的这种国防思想，实在是一种苟且偷安依靠别人的思想。这不仅是强加在自卫队身上的苛刻要求，而且是一种依赖自卫队、设想战争的危险思想。

（引自《这就是自卫队》一书，黑体字是原文）

专门防卫的自卫队也加入集体防卫体系，可以进行攻势作战，但无法保证那时不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而出现“万一”的事态。

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只不过是“农民暴动”而已，它与作战的水平相距甚远。国民常常被当政者强迫拿起武器，送往战场，在“保卫国家”、“正义战争”的名义下侵略别国领土，把枪口指向别国的民族。

日本人抛弃了战争理念，发誓永不再战，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我们绝不能淡忘这一誓言，时刻不能放松旨在维护和平与民主的努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宪法前文中阐明的理念，是永恒的，当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的时候，时局就巳恶化。

如果说731部队有理念的话，那就是恶魔的理念，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医学者和人的理念。

我打算通过第一集到第三集，以731部队作为标本来解剖战争的罪恶。《恶魔的饱食》一书，写到这里暂且搁笔。但是，只要继续淡忘战争的记忆，那么，本书就不会完结。

把731部队作为日本人的债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罪①，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才是赎罪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①原罪：基督教教义之一。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这一罪过就成了人类的原始罪过。这成了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初生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但因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译者

“一生一次相会”的纪实

最后，谨向协助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多数原731部队人员、中国方面的证人、日中有关人员、全程陪同的翻译以及回国后帮助笔译的德永淳子等各位先生深表谢意。这部作品是靠他们的证词和热情协助才得以完成的。731部队亲手销毁他们的全部罪证之后，如果没有这些证人的证词，本纪实是无法问世的。

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

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第三集和前两集一样，是我和下里正树先生两人合作的。我们两人无论缺少谁，恐怕都不能完成这部纪实作品。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们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写完《恶魔的饱食》，死难者是不会瞑目的。

支撑我们完成《恶魔的饱食》一书的，是死难者的遗恨和“绝不能重演恶魔的饱食”的理念。

各位读者，我们还会相逢。这部纪实能够成为与读者“一生一次的相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相会，但作为作者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相会。

承蒙各位长时间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告别之辞。

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

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春秋》杂志，予以发表。

迄今，A先生几次推翻他的证词。为了确保证词的可靠性，决定在极其可靠的证人列席的情况下进行会见。住在千叶县船桥市经营商业的冈本进先生（49岁）是A先生的挚友，他是站在保证A先生话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我和下里）不对A先生加以诱导性提问，以保护A先生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上而列席的。

冈本先生与A先生约定，这次谈话不要有任何谎言。我们是以相信A先生的谈话内容真实可信为前提进行了会谈。A先生不善于逻辑性的谈话，寡言少语，有些情况又记不清，让他开启这张嘴，唤起他的记忆，说出事实真相，是一项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协同我采访的下里正树先生提出问题，A先生对问题的回答都收录在大小两台盒式录音带里。在会见期间，冈本先生始终在座，从未中途离开过。

事件起因于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发去中国采访旅行（为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机场的成田旅馆。就在这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牧作树先生等人的采访，我们才知道《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张照片中，有20张与本书中的731部队完全无关，是明治45年发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照片集》（满洲日日新闻社发行）中收集的照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误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问题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个自称读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读者“竹内”（据光文社的电话记录），给光文社打电话说：“有人保存着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和照片。”从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让下里先生去会见此人。他就是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但那时A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个通报者的电话号码。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

当下里先生问及有没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时，A先生始终回答说：“有，但是与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约定，不能出示实物。”

因为这些无关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记、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属的照片、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来的，所以，下里先生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当他要求A先生请求提供时，A先生不肯应允。为此，我打电话劝说A先生。他终于答应提供给我们。但是A先生说，新闻媒体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场的情况下复制照片。于是，A先生在20日晚与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报编辑部摄影室里进行了复制，然后将照片退还给A先生。

在A先生向我们提供包括“无关照片”在内的一系列资料时，很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绝对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连我也不能告诉。因此，下里先生推断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员，他的背后可能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为了对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们就说他住在鹿儿岛。下里先生对于A先生的约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会见记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A先生接触过。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会见记者时，是否公开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虑到应该信守提供资料时的约定，决定仍对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闻媒体巳公开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们决心始终坚持使用A先生这一称呼。

听说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新闻界人士蜂拥到原731部队人员那里，但我对队员的住址和姓名始终是保密的。原部队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是新闻界自己打听出来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无关照片”的大致经过。下里先生把这些照片拿给7名原731部队人员看过（其中有两名是通过电视看的），都认为是731部队有关的照片。我也对这些照片进行过检查，考虑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资料是从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队动物房负责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里得到的，所以认为是真正的731部队的照片。

关于让原731部队人员确认无关照片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当时，我对这些照片信以为真，所以没有抱着让他们“确认”和“鉴定”照片的态度，而只采取了“我们得到了这些照片，请看一看”的方式。看过照片的原731部队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请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

即使请求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也绝没有转嫁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推卸作者责任的意思。但是，我只听说原731部队人员也已看过，就放心了。

关于“无关照片”的说明文字用墨涂抹的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