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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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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地，像是应合饥饿的山鹰“嘹嘹”的啼鸣一般，这个如石雕似的车把式，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悠长而高亢的歌声：
哎——接下来，他用极其忧伤的音调唱出了：
打马的鞭儿闪断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
一天赶一天远呀——了！
他声音的高亢是一种被压抑的高亢，沉闷的高亢，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烈挤压出来的爆发似的高亢。在“哟噢”、“呀”、“了”这样的尾音上，又急转直下，带着呻吟似的沉痛，逐渐地消失在这无边无涯的荒凉的田野上〃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整个旋律富有变化，极有活力，在尾音上还颤动不已，以致在尾音逐渐消失以后，使我觉得那最后一丝歌声尚飘浮在这苍茫大地的什么地方，蜿蜒在带着毛茸茸的茬口的稻根之间；曲调是优美的。我听过不少著名歌唱家灌制的唱片，卡鲁索和夏里亚宾的已不可求了，但吉里和保尔·罗伯逊则是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常听的。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它的朴拙，它的苍凉，它的遒劲。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的，是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
我十分震惊！只听见他又用那独特的嗓音唱道：
哎——扑灯的蛾儿上天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蛤蟆蟆入了个地了，
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
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他把“了”唱成“留”音，把“没”唱成“□”音，只有这种纯粹在高原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地方语音，才能无遗地表现这片高原土地的情趣。曲调、旋律、方音，和这片土地浑然无间，融为一体。听纳坡里民歌，脑海中会出现蓝色的海洋，听夏威夷民歌，眼前会出现迎风的棕榈，但那只是歌声引起的联想和激发的憧憬。此刻，身临此境，我感觉到的是，这田、这地、这风、这被风吹来的云、这天空、这空中的山鹰……即刻被这歌声抚摩得欢快起来，生动起来，展现出那么一种特殊的迷人的魅力……在我眼前，这片土地蓦然变得异常妩媚了，使我的心不由得整个溶进了这绝妙的情景里。重要的不是他的歌声，而是他的歌声唤起了这苍茫而美丽的土地的精灵，唤醒了在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诗情。
啊，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我要用我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一千遍地吻这片土地！
我屏声静息，听他继续往下唱：
哎——大马儿走了个口外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马驹儿打了个场了。家中的闲事不管了呀，
一心儿想着个你呀——了！
忧伤是歌曲的灵魂。他那歌声中的忧伤，浓烈的忧伤，沉重的忧伤，热情的忧伤，紧紧攫住了我的心。这里，歌词不是主要的，我只是凭着曲调，凭着旋律才模糊地揣摩到歌词的意义。他那对某个人、或并不是对具体人而是对某种想象的思念，引起我被饥饿折磨殆尽的情思抬了头，也试着要思念些什么……这时，我才感到一阵辛酸：人的辛酸，而不是饿兽的辛酸……“嘹嘹”的山鹰不知疲倦地跟随着我们，冬天的太阳有点偏西了。可是，他的音调陡地一变，变得明朗而热情起来，尽管这种明朗和热情还覆盖有忧伤的阴影：
哎——黑猫儿卧到锅台上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尾巴儿搭到个碗上了。
阿哥的怀里妹躺上呀！
你把翘嘴嘴贴到脸上呀——了！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是首情歌。开始，我只是被他的歌声和旋律所震动，久废不用的想象力像一只停在枯树上的受伤的鸟儿被炸雷猛然惊起，懵头懵脑地奋力扇动着翅膀，飞到尽其可能飞到的地方。在震动过后，回首一望，才看到被闪电照亮的枯树下，绿草儿正在发芽。民歌的歌词，把我心灵里被劳改队的尘埃埋住的那最底一层拂拭了开来。因为歌词毫不掩饰，毫无文采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情欲。我回味地唱“阿哥的肉呀”那句热烈得颤抖的歌声，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情歌有如此大胆、豪放、雄奇、剽悍不羁。什么“我的太阳”、“我的夜莺”、“我的小鸽子”、“我的玫瑰花”……统统都显得极为软弱，极为苍白，毫无男子气概。于是，我二十五岁的青春血液，虽然因为营养不足而变得非常稀薄，这时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荡迸溅。它往上冲到我的头部，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不成形的幻影，又使我浑身不可抑制地燠热起来……我的眼眶中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泪水。
啊！这是我自由了的第一天。
五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六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吃饭！村子里有了活气。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待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和住吧，家嘛，在人收拾。”队长有点不悦了。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茬，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场部在哪里？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他把目光向我转来。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他眯缝着眼睛问：
“喂，小尕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璘。”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作响。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咋？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好，不回就在这达儿好好干。”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达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强。供应嘛，一个月二十五斤粮，还有两包烟。工资嘛，一级十八块，二级二十一块……你们先拿十八块，干了半年，根据你们的劳力再说话……”“是，是……”我表示很满足地点着头。其他人靠在铺盖上冷冷地听着。呆滞的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具。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比劳改农场强的只是有工资。而十八块钱在这困难时期买不到十斤黄萝卜，况且这里还不发衣裳。粮食定量和劳改农场一样，七扣八扣，真正吃到嘴的至多二十斤（一月二十五斤定量在正常条件下也差不多够了，但在没有一点副食、油脂、菜蔬并且每天都要干体力活儿的情况下，你吃一个月试试！而我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六○年定量还要低，每月只有十五斤）。我满足的不过是，他在说话时有意避开了“劳改队”三个字而已。
谢队长又从几个口袋里东掏西摸地拿出一堆香烟，发给每个人两包，向每人收了一角六分钱：“双鱼牌”，八分钱一包。太好了！这是真正的香烟，不是葵花叶子、白菜叶子、茄子叶子……这类代用品。香烟，对我来说几乎和粮食同等重要。但我看到不吸烟的“营业部主任”也有一份，又不禁妒火中烧。他会在你烟瘾大发时，用两毛钱一根的高价“让”给你。平均主义的原则毕竟有弊病！
“每天九点开饭，十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大冬天的，也没啥营生干。你们明天就出工吧，等到休息天再休息……”谢队长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他不说星期天，却说“休息天”，但不知哪天算“休息天”。
“队长，没有炕，砌个炉子行不行？这屋子，晚上要冻死人。”中尉围在被窝里，又提出特殊要求。这个集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炉子是要砌的。那有几块土坯就行。可公家只有烟煤，没有干炭。”谢队长袖着手，他也觉得冷，“还有窗子，也要糊一下，明天早上你们去办公室领点旧报纸，再到伙房打点糨子。”“烧烟煤的炉子我会砌。”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有两个稗子面馍馍的贮存，还是愿意干重活的。
“哦？那跟烧干炭的炉子可不一样哩。”谢队长用感到意外的眼光看了看我，“这样吧，明天你就留在家里，把炉子砌了，窗子糊了……哦，对了，你们还得有个组长。我看，让驼掠拉U鄙习伞！焙芎茫∥易杂闪说牡谝惶炀偷鄙狭俗槌ぁ？
七
晚上，我万分小心地钻进棉花网套里，就像把一件珍贵器皿放进衬着缎垫的锦匣中一样。因为我既要当心脚趾头伸进破洞里去，或是勾断了线，把破洞越撕越大，又不能把被筒敞得太开，不然脊背就直接贴在稻草上挨扎了。随后，从盖在网套上的棉衣里掏出早上得到的两个稗子面馍馍，在被筒里嗅一嗅，玩味玩味，用洗脸的毛巾包好，埋在墙根下的稻草里面。夜，寂静得使人以为世界已经离开了自己。而在劳改农场里，半夜都有值班人员的脚步声。
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奇 …書∧ 網，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个世界就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神。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
诗人尽在琐事上盘算，
想着世俗的无谓的烦忧；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浸沉于寒冷的梦；
在游戏世界的顽童中间，
也许他比谁过得都空洞。
我何止于“空洞”，简直是腐烂！但怎么办？“牺牲”，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过去朦胧的理想，在它还没有成形时就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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