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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世界尽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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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回上杭，童年时的那些玩伴、游戏和记忆一点点地在褪色。但让我庆幸的是，当现实生活让儿时的伙伴慢慢走散时，在我身边还有相识超过20年的朋友。到现在为止，他们中和我还有联系的，谢鑫是其中一个。
我们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后来他去了福建省队，我到了八一队，再到后来我俩都进入国家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谢鑫是我唯一经常联系，、甚至到现在有时还每天在一起玩的儿时伙伴。
我的很多球迷都知道谢鑫，这个我认识快25年的发小。小时候，他还是我的“克星”，比赛时我经常输给他。其实他还有个小名叫“小胖”，很多人问是怎么来的，我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挺胖的。谁知现在这么瘦，还很帅！”
小胖的手腕很有劲，我老输给小胖，我妈也着急。那时我妈工作的药店里一边卖的是中药，一边是西药，两边的柜台中间有一块空地。放学后，我妈就帮我练习搓球。有时候生意忙，我就自己在那儿练跳绳。肚子饿的时候，我妈也会奖励我一个面包。后来听我妈说，小时候我很会卖乖，会跟她说：“妈，我今天不喝可乐了，星期六我跑步的时候，你再给我买好了。”
训练总是很辛苦的，但能看见成绩就让人有动力。有一天，我妈拿着通知单说：“你被体校录取了。”当时我在业余体校已经待了四4年。
那时候，省里的教练会下来选拔。像上杭这样的小县城，很少有人会被体校的教练看上。教练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但具体选了谁不清楚。
拿到录取通知后，妈妈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我记得那是夏天吧，当时全县只有一个名额，我心里很高兴。
第一次去福州，很兴奋，只拎了一个小包，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这么出发了。我妈带着我，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龙岩，再从龙岩乘火车到福州。火车乘了一个晚上，真是“跋山涉水”。
到了体校，先试训。那时候试训，妈妈全程都陪着。因为外婆、舅舅他们都在福州，而且能跟新的伙伴（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试训时间大约是10天，结束后正式入队，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0天后，我妈就这么丢下我回上杭了。我立刻觉得，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一下子变得很无助，特别不习惯。最现实的是，没有人给你洗衣服了，也没有人真的关心你了。
我环顾四周，大家都是小孩，都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体校的年轻教练比较严厉。最关键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所以特别不习惯。那时候，一个9岁的小孩，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不顺，曾想过要放弃。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2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1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2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5个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答说，三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三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三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第五章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时的省体校，一个房间睡8个人，上下铺。体校的孩子家里条件都很一般，而且集体生活就是那样，你吃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靠上来。
像泡一碗面，8个人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泡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袋装，我记得是“红发”牌，也就5毛钱吧，里面只有一包调料，连油都没有。如果是一个苹果、一个梨，8个人每人上来咬一口，立马就没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算优越，能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其实很温暖。我在体校的收获之一，就是我现在最擅长做的煮面。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分一碗方便面的队友，现在大部分都当了羽毛球教练，有一些则去当了警察。
可是，就如你们在青春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男孩子多的地方，年纪小一点的总难免受欺负。给大队员洗碗、洗衣服，那是必须的。刚到体校的时候，我身上很少带钱。妈妈送我到福州后，脸盆、碗筷、水壶这些都是重新置办的，临走时留了些零花钱给教练，也放了一些在大队员那里。可是我毕竟才9岁，有时候不敢跟教练要；跟大队员拿吧，他们就说存银行呢，没带在身上。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外婆来给我送点吃的。补充营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以缓解刚到省体校时的种种不适应。
我跟外婆的感情从小就特别深，我一直称呼她“奶奶”。外婆也不会骑单车，那时候总是风雨无阻地乘公交车来看我。这两年外婆年纪大了，2006年国家队在晋江集训时，我给外婆找了一只苏牧犬来做伴。刚到外婆家时，小狗还没满月，眼睛都睁不开，站也站不稳，因为一进门就喜欢咬我的运动鞋，于是给它取名叫“NIKE”。这么算来，“NIKE”到外婆家也已经6个多年头了。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只要不生病、身体允许，每个周末总是雷打不动地去教堂做礼拜，为我祷告，就像当年每周来省体校看我时一样。尽管不能常陪在她身边，但我们祖孙俩心里都记挂着彼此。2012年初，我在左手臂上文了一个十字架。有了它，就好像有外婆守护着我，什么都不用怕。午后书社。
在体校的时候日子苦，加上年纪小，免不了会想家。我妈妈性格非常坚强、乐观，可我小时候却很爱哭，而且特别黏我妈。刚到福州那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家里写信。信封是妈妈事先帮我准备好的，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至于那些信的内容，想必很多球迷都已听说过不少了，还曾被拿到《鲁豫有约》上公开读过。信中差不多每次都是“妈，我在这里很好”“妈，我好想你”“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这样的内容。那些书信现在还剩了三四封，在家里保存着。有些是媒体拿去做节目，就散落在各处了。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我妈还是觉得奇怪：那么小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懂得“寂寞”，会在信里说，“在我最寂寞的时候会想家”。
对爸妈的想念，又岂止从家里到体校的600公里那么长？每次爸妈来看我，我都会央求他们再多住几天。可再开心的相聚也总有分离的时候。我至今都还记得，爸妈要去乘火车回家时，我跟在出租车后面一边哭一边追的画面。后来我问我妈：“那时候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妈妈故意调侃说：“司机还问呢，要不要停，我说别停，一停今晚又走不了了。我们那时候……”妈妈没说完的，这些年我也渐渐明白了。
2005年苏迪曼杯夺冠之后，爸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来到北京。节目录制前，我并不知道他们要来。当主持人读完10年前的那封家书，我正有点情不自禁时，爸爸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想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可自从我2000年入选国家队后，那还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那天，爸妈都很高兴，录完节目后还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留了影。后来打电话让阿芳也过来，还有同是福建人的师兄陈宏，我们几个一起吃了顿饭。而现在，虽然我依然南征北战到处打比赛，但只要我在北京待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我就一定会让爸妈住到北京来。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的。过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那会儿在每个星期六的时候，体校会放一部电影。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偶像的力量是什么。看得最多的就是林志颖，有时也播周星驰。不管男生女生，好像都会喜欢林志颖、吴奇隆，还有一部分女孩喜欢郭富城。
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会买一些海报贴在墙上。像林志颖这些，那个年代，大家都买，我也跟着买，而且还留长头发。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留长发的模样，而且还是分头呢，中分。那种发型是那时体校的每个学生都会留的。那会儿都学港台明星，头发留得很长，每天起床后，先用水把头发打湿，然后往两边梳。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
这种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其实都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多亏了体校里的那些小伙伴，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暖。因为就算我叫爸爸妈妈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他们要上班，那时候外婆也不可能天天来。这就逼着我只能靠自己，其他室友也是一样。慢慢地，我就把注意力转移了，不再去想爸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把我接回家。我进体校的第二年，谢鑫也来到了福州。我觉得他好像比我好一点，来了以后很快就适应了体校的生活。
也正是那一年，我参加了全国少儿羽毛球锦标赛，获得了乙组男单亚军。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奖牌。那时候是第一次出省比赛，还没有奖金、荣誉的概念，只觉得很开心。在回福州之前，我跟我们教练借了点钱，给爸爸买了个烟灰缸，给妈妈带了一包她没吃过的草莓饼干。
那时候我11岁。
第六章 12岁入伍，阴差阳错
1995年，我第一次拿到全国少儿比赛的男单冠军，当时特别高兴。虽然只是个业余比赛，但好歹是全国范围的。我以为这下肯定能进福建队了，结果来看我比赛的，却是八一队的教练。所以，我从军这件事，就是鬼使神差。
我那时根本不了解八一羽毛球队，不知道八一队有过什么成绩，出了哪些优秀的运动员，脑袋里一片空白。不像那个年代一讲到福建队，都知道他们是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男团七连冠。最初，甚至连国家队基地都设在福州。可见福建的羽毛球在全国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
没能进福建队，我心里的失望是肯定的，但当时有个疑问一直萦绕着我：为什么福建队没有要我？
那年，福建队选了邱波辉，他是我原来在体校的室友；福建队也选了谢鑫。我原本以为我们几个可以一起进福建队的，结果大部分人都被福建队挑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八一队。那种失落、难过没法说。
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福建队没有要我。没等我弄明白，我也不会明白，就这么去八一队报到了。
我领到的第一套军装已经是最小号了，可还是大得像麻袋。我那时的个子不到一米五，还没发育呢，可只有大人的军装给我穿。我记得妈妈帮我把裤脚挽进去好多，才算勉强走路不绊脚。
进了八一队，就从体校的半天上课、半天训练变成了全天训练，读书的时间很少，训练也比体校更专业。在八一队的前两年，我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人夸我，觉得这小孩不错。我练得也挺用心，进步很快，又是左手持拍，自我感觉非常好。
但现实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的竞争对手不光是1983年出生的这一批队员，还要跟1982年、1981年出生的在一起竞争。这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外面的世界还很大。
1996年、1997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我基本上就在第6到第8名之间徘徊，并没有一出道就拿冠军，根本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
这时候我发现，前一年我还觉得自己多么了不得，可怎么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正离国家队的大门越来越远。
八一队只是一个小山头，去了全国锦标赛我才发现：哇，原来羽毛球打得好的人这么多啊！而且很多人还不是所谓的世界冠军，只是些我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
就在我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人生的第一次军训也来到了我面前。那是1997年，地点选在福建的南日岛。
出发之前，教练和领导就说，什么吃的都不准带，零食、水果一律不能带，检查到就要被没收。在我的理解中，去海岛军训是一件美差。海岛呀，我还幻想得很美好，盘算着要怎样怎样。所以就这样，每个人打包了一床被子、几身军装还有鞋，就这么兴冲冲地去了。结果一上岛，才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到了那儿还问班长：“班长，我知道我们这边条件肯定很差，肯定不可能全天24小时热水，那你告诉我，哪一段时间是有热水的？”班长的回答无情得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他说：“没有，我们这些士兵都是洗冷水澡，一年四季都洗冷水。”
那可是冬天啊！我一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以军训了20天，我印象中一共才洗了三次澡，一个星期一次。基本就是拿个脸盆接水，往头上一倒，然后浴巾一擦，整个人冻得直哆嗦。
没去之前是期待，去了之后却是特别苦，想走，又不可能走得掉。南日岛上除了我们这些新兵，就是渔民跟海防部队。班长、排长们根本就不觉得你是运动员就有什么特别。只要来了，就一样是战士。当时，我和我的两个队友被分到了四连，还有的人去了二连，女孩则去了特务连，大家都分散开了。
驻岛部队的伙食很差，住的条件又很简陋。我跟朋友聊起这段的时候，有人问：“有空调吗？”真是做梦。那时候没有手机，在岛上我几乎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打电话都要到公社去打，更别说空调了。条件真的太艰苦、太艰苦了。
我记得三餐都没什么肉，菜则是自己种的。饭是管饱，但能吃的菜真的很少。那时候班长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看菜吃饭，如果今天的菜不是很好，你就多吃点饭。”我那时候还不太懂。有一次好不容易炊事班炖了些小咸鱼，没有多少，我一个人就夹起一条来吃。班长就发话了，“就这么一点点鱼，你一个人夹走一条，那别人吃什么？”把我说得当场羞愧难当。之前集训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八一队的伙食真差，没想到到了连队，他们的条件更差。
这里不得不说说军训中的一项重要课程——站岗。你想想那时候我才多大啊，刚刚14岁吧。夜里四周黑咕隆咚的，那个岛一到晚上，天冷风又大，我就会害怕。没有班长陪的话，肯定不敢出去站岗。而班长呢，又老喜欢跟我讲那些他们遇到过的邪门的事情，用什么鬼啊之类的来吓唬我，我就更加害怕了。而且往往就在这时，岛上的风会刮得很大，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班长他们那时年纪很轻，风华正茂，虽然部队的生活苦得你难以想象。那时候官兵要离岛，一定要乘登陆艇才能出来，可登陆艇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些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地在岛上一待就是10年。也许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要把站岗、操练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每天重复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他们这样无条件地付出，才真叫了不起。
我们这些队员的到来给南日岛带来了一阵喧嚣。跟班长他们这样相处了三个星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三个星期后，海岛重又归于平静，有的只是浪涛拍岸和海风呼啸的声音。离岛前的最后几天，我突然发觉，大家之间都已经有了感情，竟会舍不得。
第七章 被国青队开除，醍醐灌顶
那次军训回去后不久，我就代表八一队入选了亚洲青年锦标赛＇1＇的中国队参赛阵容。比赛在缅甸原来的首都仰光举行。我记得那次比赛谢杏芳也参加了，那时她的主项是女双，在女单比赛中则是输给了张亚雯。
男单32进16的那场球，我败在了印尼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球员手里。当时他的球确实比我打得好一点。输球后，我一下来就被所有教练批评。他们说我在场上没有意志品质，打不过就放弃，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被国家青年队除名了，也就是开除。
那时候，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在福州集中训练，我是同年龄那一批男单中唯一一个能去参加199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还有鲍春来、邱波辉，他们都去不了，就我去了。结果我打成这样，所以回来后就被开除了。
我记得，赛后我来到看台上，被所有的教练挨个批评，狠狠地批。当时的教练有陈兴东和王耀平，王耀平也就是王琳（2010年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老爹。这些骂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还有那时候的领队任春晖老师，他们每个人挨个把我批评完，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完了，我的羽毛球事业完了，眼前一片漆黑。
回来的行程，是先从仰光飞到北京，然后转机回福州。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从北京转机回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就拿IC卡和八一队的何国权教练，还有高路江主任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也很心虚，我就讲：“这次打得不好啊。”教练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调整回八一队。”当时我听到这话，人都是木的。
这件事对当时15岁的我打击真的很大，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尴尬。
我回到福州以后，已经很自觉地把东西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国青队和八一队的基地在一起，只要我拎个箱子，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从国青队回到八一队了。
电话里我们教练说，反正你就等通知吧。结果回来后的第二天，国青队通知下午开会，我就去了。我记得太清楚了，我刚坐下来，其中一个教练就跟我讲：“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不是国青队的队员了。”我就站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会议室大门。是所有人哪，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我就那么被赶出去了。而这位教练就是小鲍（鲍春来）在湖南队的教练张绍臣，当时他在国青队执教。
那天我特别难过，心里太难受了。但也不是生气，因为我没有资格生气，确实是我自己比赛没打好。
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小我的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九岁那年，刚进入福建少年队的我，便获得了龙岩地区羽毛球比赛乙组的冠军。年少得志，就难免轻狂，恃宠而骄，脾气也大得很。不光是在比赛和训练中脾气倔、不服输，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有一次我代表八一队到成都去打比赛，赛后的饭桌上，八一队队友、四川籍的吴勇对我开玩笑说：“你打羽毛球能拿第一，但你吃辣椒行吗？”我一听这话，不服输的狂劲又上来了，说：“不就是吃辣椒吗，照样不会输给你！”结果吃辣椒太多引发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手术。这时我人还远在四川，我让教练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免得他们担心。最后还是吴勇的妈妈赶了300多公里路，从家里来到医院照顾我。
就在这时，福建省第十一届省运会在泉州开幕了，我得赶回去代表龙岩市参赛。那次回到家乡上杭县医院拆完线后，我就马上赶回龙岩集训，最后在泉州拿到了羽毛球男单、男团两个冠军，我们总教练都哭了。
不服输、好胜心强、求胜心切的这种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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