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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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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一把的年纪了，闲聊的时候还有人取笑：“那时候，你搞几十个女人都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都追你……”
“那时农村有几个高中生啊？你又是帅哥……”
团支部的工作很多，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或者说是团员与青年的热情鼓励着我，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我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要给新会计充电，还要把我的主业干好，构成了我“双管齐下”的年代。尽管有些透支，但回顾起来还是值得我慰藉的啊。我无愧我的“雄心勃勃”，那是我当时的心声；我无憾我曾经的“野心勃勃”，那是我一路的足音。我有过辉煌，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页，永远为之骄傲。
1 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1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那时的会计靠算盘吃饭，没有计算器之类的工具可用。小学4年级我们就学珠算了，只不过左耳听右耳冒，什么口诀也记不牢。我只能靠自学打算盘，来解燃眉之急，你想，谁有时间掰你手教啊。还好，仅仅半年的时间吧，在全公社的会计堆里，我便跻身于“铁算盘”的行列中。
1965年初夏，我认识了一个走街串巷买“幂差法珠算”的，我和我们大队的9名会计（其中一名是大队会计曲作明）都买了他的书。这是一本很薄的油印小册子，1套3本，1元2角1套，至今保存完好。
用幂差法在算盘上做乘除法运算，算盘就成了当今的电脑，计算速度奇快无比。比如，9999乘9999，用不了半秒钟就可以得出99980001的结果来，只是它的“原理”对于初中生水平的人很难明白，也就不那么好掌握了。那个人走了，我就成了另外八名会计的老师，后来我也是全公社120多名会计的老师了，时常有人向我“请教”，我也不吝赐教。
在算盘上进行加减运算时，常常会遇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例如，算盘上的钱数是58元3角6分，要从132元5角1分中减去它，你就得在算盘的另一端打上132元5角1分，然后计算。倘若你用的是个小算盘，或者被减数的位数很多，那就麻烦了，你就得先把减数写在纸上，接着清空算盘……然后再计算。
经过思考，我悟出了在算盘上可以“小数减大数”的操作，具体的办法如下：
你把58元3角6分，看作是158元3角6分，（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减去132元5角1分，得25元8角5分。25元8角5分，并不是所要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与25元8角5分的和数为100元，那就是75元1角5分。75元1角5分，不用计算了，看看算盘的“空档”就能得出来的，你借的100元，在归回去就是了。到了1966年，这个方法在一个刊物上出现了，叫做“倒刨”，和我的“小数减大数”的原理一模一样。虽然那不是我的专利，但我也为自己骄傲。我骄傲的不仅仅是我也有这个头脑，而是我觉得我12年的寒窗没有白白地付之东流，我还会有更多的奇思妙想。
1965年8月，那是42年前的时光，也许就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我记得它，有两个人更会记得。这比我“小数减大数”，更值得骄傲与欣慰啊。
那年盛暑阴云，暴雨连连，一夜间辽河洪水四溢，辽河滩所有的旧河道都灌满了水。那天我趁中午休息，去还没有淹没的套堤上打柴禾。突然，我发现一老一小要淌过那条旧河道，心里不禁一缩。
那旧河道看上去很窄，但却很陡，滑下去很危险。我边喊他们祖孙俩不要下河，边向他们跑去。还没等我跑到他们跟前，危险就发生了。
那老人背着孙子已经走进水里了，脚下一滑，只露出两个脑袋……
还好，我晚来一步，或者我跑慢一步，就够不到老人的那只胳膊了，两个人就会被水冲走！幸好那孩子也死死地搂住爷爷的腰，才被我一起拉上岸来，但孩子已经喝了几口“老汤”。
他们下水的地方有一条明晃晃的小路，没有水的时候人们都从那里往北走。人走多了，路也“光滑”宽敞，就被祖孙俩认为是一条没有危险的路，就准备从这里去辽河北……他们是外地人，怎么会晓得暗藏的“杀机”啊！
老人一个劲地谢我救命之恩，我没有说什么，带他们走另一条路，淌了三道平缓的水沟，一直送他们到辽河渡口。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尽管一个劲的追问，但他们告诉我祖孙俩是法库县苗家沟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三道水沟变宽了，水也深了，我是游泳过来的。
我的水性很好，小时候即使下雨也要去游泳。老师禁止野浴，对于我只当成默默的鼓励与提醒我去游泳。母亲也不那么管我，父亲根本不过问，那时我家的周围处处是水，怎么管我？
说实话，救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起雷锋，只觉得那是人命。
1958年我家在郭家沤麻坑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我曾经一个人去辽河“野浴”。游到河中央时，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呼吸急促，心里很紧张。我也想到了会淹死，会……。可我不想往回游，害怕一转身就是去了方向，不知道会游到哪里，那样会更糟糕了。我改变仰泳的姿势后，呼吸得到了缓解，游到了对岸。休息了好半天，我才慢慢地往回游。我所以坚持过来，就觉得自己死了妈妈会很伤心的，因为我见过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就这么简单，活过来了。那天，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我也想有人来救我才好……
这个回忆是我等他们祖孙俩上船了才想起的。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吓得哭都不敢了，双手始终没有松开爷爷的衣领，真是可怜啊。
柴禾既然没有打成，就有愧于母亲那顿午饭，我是下班后没有吃饭就出来打柴禾的。经过这么一番惊险，我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饭，却两手空空的回家了。母亲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没有问我缘由，我也没有说那事，怕她为我担心。因为那次“辽河惊魂”被母亲知道了，是邻居看见我在辽河里挣扎了，告诉母亲好好地管教管教我。
但是，有些事不是母亲能管教得了我的。
也是1965年，正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股不祥的政治风浪向我袭来。
在一次全大队团员青年的大会上，我带领大家学习了辽宁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政治觉悟。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北京“三家邨”的内容，读罢，我还做了心得发言。大体是号召大家提高政治敏锐性，关注“文化斗争”的新动向。“文化斗争”是我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能理解。也许是我过于敏锐了吧，反正我闻到了异常的味道，那是那年的夏秋之交吧。
到了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掀起。没有多久，这场亘古未闻的政治大混战便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时间，“大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书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书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书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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