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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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你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谁听谁的？你的见地拨开他的谜团，谁比谁高？领导在上面念，你在下边听，听听“听众”议论材料，相当于自我欣赏，也是休闲。听众知道是你写的材料，说你高，实在是高。这不是虚荣，是价值，是认同认可。不是材料的“材料”图的才是虚荣，不是吗？

材料终于写到了句号。去北京前，领导亲自把盏，诚心诚意地送我一席话：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凭你的材料，当什么都够材料，责任在……”

我没有让他说出下话来，他要说责任在领导，辜负我了，可惜我这个人了。

能写材料，就非得当个什么领导吗？我压根就没有那个奢望。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写点材料轻车熟路，难道不好吗？

思来想去，欣慰之余我也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你说，社会的大厦，哪块砖瓦是我的材料构筑的啊？惭愧……

换位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很多人都在新一轮大换血中去了自己心仪的位置，我的新角色是“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股长”。这个股原来是同土地管理所联合办公的，股长兼任所长。到了我这任，破天荒地一分为二各自为政了。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没具体说让我负责什么工作，也没让原来的有关人员和我交代工作，更没有说清股所之间的隶属关系。试问，天下还有这样糊涂的领导吗？还有这样安排工作的吗？我找领导请教，他只说了一句“干什么都是工作嘛”，让我解放思想……

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年零2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书，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书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奇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书记主任做工作了，书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书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也就100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书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书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书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书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奇，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书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书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元2角，粮食单产一跃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书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乱了8队的江山。大队和8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啊，与他们都有扯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原来的书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书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书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书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书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书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书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书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书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书记。

刘书记走后，李书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书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书记。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任命”，就是张书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书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奇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书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书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书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书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书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当团支部书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书记了”。

他苦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