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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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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我给沈家留下上个月我们用的电话费、有线电视使用费共80元，足够的了。我决不让他们等我走后叨念我占了他们的便宜，让他们说自己很大方。
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虽说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我同别人办事从来不去计较盈亏得失。盖两件小草房的时候，很多木料都是买孙海学家的旧房子下来的檩木，讲好的价钱一共是26元。秋收后孙海学路过我家时，便招呼他进屋结账。我没有零钱，就给了他30元。他也没有零钱找给我，我也没有让他找给我4元钱，他走了。4元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用它买火柴可以足够一年用得了。在我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0元钱，这10元钱从初夏一直花到老秋。这4元钱我买了一个“大方”虚衔，办事地道的“实称”，孙海学逢人便讲。所以，李昊炒股亏进去的钱，如果时间允许，我在左邻右舍是不难借到的。
松辽小客车离开德盛堡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先到沈阳李昊那，然后就去了苏家屯辽宁林校女儿那，已是暮色沉沉了。司机不愿意在半路上吃饭，我们就回到了离家还有10里路的老牛圈吃了晚饭。
这一天早上就开始整理衣物，也没吃什么东西。中午时分又和沈凤忠进行了一番交涉，哪有吃午饭的时间？虽然腹内无食，但不觉得那么饥饿，满肚子都是火气。
到了老牛圈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才算填饱了肚皮。送走了司机，我和孩子的妈妈才体验到无家可归的滋味。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到哪去过夜？那个家不属于我们的了！思来想去，我们只好回德盛堡孩子的姥姥家。
那天夜里天气格外的凉，一出饭店的门口便冻得瑟瑟发抖。去沈阳之前，我就把摩托存放在傅万一饭店那了，这摩托我还得用它几天，有事要办。
傅万一是我的姨表弟，也是我的学生。他见我冷得厉害，就把他的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一路上才免去风寒月冷的苦楚。
我不想在德盛堡这块土地上多做逗留，经不起触景伤情的折磨。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去了40里路以外的六王屯二妹妹家小住几日，打算在那等待李昊婚期的消息。
李昊的电话通了，他们一时还定不下来确切的婚礼日期。但有一点很明确：国庆节前安排不出来时间了。那时我想立即去北京，取消在老家举行婚前的宴请。孩子的妈妈说：“这怎么能行啊，多年的礼往不能回收不说，我们去北京也不是躲债，也不是在这呆不下去了，为什么就这样悄没声地走啊……”
她说得很在理，妹妹和妹夫也是这样的看法。于是，我再次和李昊通话，商定婚前宴请的事宜。很快，我们决定在9月20日在老牛圈宴请亲朋好友。
3 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3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多年来我从没搞过什么宴请。三个孩子升高中考上大学、几次乔迁新居、李静结婚、发送先父，从来不去劳动他人。许多同事故旧时常打听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他们好过来祝贺。我也曾表示过，三个孩子“操办”一个就行了，到时候一定恭候你们光临。
这次虽然决定宴请，但我坚持规模要小，不会让人误会“他去北京了，临走了捞一把”。
乡政府的主要领导我一个都没有请，不给他们找“麻烦”，更不想让他们壮我的声威。其他同志尽量压缩，邀请的都是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挚友。家在新民市内，我的高中同学早就有约会，必请无疑。各村的干部一个不请，不让老百姓骂街。他们都是公款“消费”，实属无奈。我时常下乡到村里蹲点，村干部和我的感情都很深厚，给信就到。但是，请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难以计数。乡里的干部请他们，甚至市里的干部有事也请，公安、法庭、工商、税务、电力、银行……有事更邀请，个人有那么多的钱吗？况且都是为了村里的“公事”才请的？这么多的宴请令他们接应不暇又“钱去囊空”。前些年都是自己掏腰包，现在则是公款赴宴了。越是公款走人情，请你的人就越多，恶性循环了，病入膏肓了。“幸福”了少数人，坑苦了一大帮，群众能不骂街吗？我还能雪上加霜去宴请他们吗？当然了，也有些村干部乐此不疲，公家的钱出去了，他自己有事也操办一把，公款就变成了私款，中饱私囊，堂而皇之地洗钱。
对于李昊的婚宴，我的妹妹和内弟早就有话，不请说不过去。我也讲礼尚往来嘛，只是别人有事我就去，我有事不请。那天，所有该请的客人都到场了，一共8桌。8桌，一般的农民也比这个数要多，就别说那些“公卿将相”巨贾富商们了。
宴席上，我们有指定主持人，大家都是客人，我自己客串一回主持：
感谢各位光临李昊马娜的婚宴，感谢大家为我去北京送行！
就这么简单。
其实原来定了7桌，有一些要好的村干部听说后也来了，真是无奈，那才是真实的情感啊，我很感动。
午后，我们一行6个人打车去了沈阳李昊那里。这6个人：我们夫妇、李昊和马娜、胡振全和李晓黎。
到沈阳后，李昊马娜的婚礼定在10月17日。李晓黎的婚礼日期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学校已经给他们房子了。我提议李晓黎的婚礼请学校的有关领导主持，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参加了。小胡和李晓黎表示赞成，让我们早点去北京安顿调整一下身心，这段时间累得要命，身心俱疲，有目共睹。
在沈阳时，我们俩为李昊和马娜的婚礼做了一些准备，做了一切被褥什么的。可是，离他们结婚的日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就于9月26日乘12次快车去了北京。
一路上思前想后百感交集。我不曾想就这么快离开了生养我的故土，还有朝夕相处的亲友乡邻。也不曾想，临行前沈家派生出那一幕“逼宫”一样的事变，把许多的感情变得如水似烟。也不曾想我宴请的客人一个不落地光临，还来了那么多的不速之客。李昊曾反对我宴请，说“人走茶凉”，谁还会来。不曾想的事太多了，多得如在梦中。
昨日还欢欢喜喜济济一堂，今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路上的孤独静寂都随着滚滚的车轮在心中翻江倒海，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最深切的感触就是“失去了一切曾经的拥有”，这剩下相濡以沫的两个知天命的孤家寡人。走进儿子的家，除了我们5口人之外，所到之处举目无亲。我也知道我不会适应这种环境，亲朋们也告诫我慢慢地适应，那就慢慢地适应吧。
适应，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那就像小时候去很远的地方串门，一夜之间就想家……我也曾经想过回来，但可能吗？来干什么来的？唯一能缓解感情折磨的就是打电话写信。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41封“家书”，或倾述离别之苦，或致意他们对我的关爱，或向不曾告别的朋友同事表示歉意……
10月14日，李昊的婚期即在，我第一次返回沈阳。夫人因为身体不适没有跟我前往，说在17日前再赶回沈阳。
虽然离开老家不到20天，但好像熬过了20年，归心似箭。火车路过新民时，我极力地眺望100里以外的家乡，但昏霾蒙蒙目不所及，只好看看我眼前的母校新民高中。
读高中的时候，回家在火车上一过高台山就可以看见姥姥家乡的七星山，我的家就在山的西面七八里路。今非昔比了，什么也看不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心情的花开败了？还是结果了？不得而知。
10月17日晚，他们的婚礼早就结束了我便乘晚车返回北京。此次一返真不知道何时还能回来，和老朋友匆匆见了一面又分开了。
他们的婚礼来了那么多的宾客，多是马娜方面的，没有一个我熟悉的。我只认得马娜父亲等少数娘家客人，还是吊唁她母亲时相识的。我最熟悉的就是从新民赶来的老同学程德昌还有电视台的老朋友。程德昌是我高中毕业后接触最多的同学，前文有很多的叙述。我们都为孩子的喜事而欣喜也都为我们一天天的变老而傻笑。他说，人生如朝露，青春年华稍纵即逝啊。我说，人生如流水，逝而不返啊。
“流水人生”，这就是我写《草根家事》的感慨。初稿的时候，就是“流水人生”这个题目。后来改了，是因为我的两部小说都与草根为名，一部叫做《草根轶事》，一部叫做《草根说事》，所以这部纪实文学就叫《草根家事》了，写我自己的家事，以及相关的人和事。
这部纪实文学，正是我在北京很无奈又无聊的时候起笔的，写在原稿纸上，写在我记忆最好的时候。
1998年12月初，我在北京得知沈阳市的乡镇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我们乡先走了一步。没过几天，乡政府就通知我回去办理有关“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
这次乡镇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按着中央有关简编缩员的精神进行的。据说，乡镇党政群的编制要比原来缩减三分之一，还说要通过考试和民主评议来确定谁该下岗。也有说，下岗人员按有关政策精神给予一次性“处理”。但是，所谓的有关精神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回到乡里一切才会真相大白。
到沈阳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去了乡政府。我乘的班车因道路原因是绕行的，由沈阳向北路过老牛圈、郭家沤麻坑、三道岗子，才到罗家房。这一大圈的路途我太熟悉了。老牛圈是本乡的地界，我不仅在这住过半年（1994年），而且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老牛圈以西便是马场，这里有我当过农民时的足迹。夏锄时天气炎热，带的水不够喝，就去喝马场里坑泡的水。坑泡里的水脏得很，虫子、腐草，甚至牲畜的粪便比比皆是。思想起当年来真的不堪回首，但此时此刻却觉得是一种“苦中作乐”品味。
郭家沤麻坑在马场的西南边沿，也是我读书的地方。小学6年级的时候，唐国仁老师曾带领我们到马场的坑坑泡泡那捉青蛙——相当于勤工俭学搞创收吧。每一斤鲜活的青蛙卖给供销社得6角钱，好高的价格。那时候的6角钱能买12大张白纸，每张白纸可以钉一个32开共32页的算草本，一年都用不了。一个学生一天至少能捉到5斤青蛙，可见那经济效益该有多么的可观。那时候不讲保护动物和环境，也没有那个必要。供销社收上来的青蛙晒干了，卖给养鸡场做饲料。唐老师太聪明了，他一计算，就说“一斤干青蛙比一斤猪肉还贵了”，就说过几天后供销社一定不会再收青蛙了，就领着我们“大干”。结果我们发了，供销社赔了。
现在完了，马场所有的坑坑泡泡都干涸了，沈阳市自来水公司把这里作为水源地，地下水被吸干了，还有“蛙鸣一片”的景象吗？
班车来到郭家沤麻坑村北的时候，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时的那片菜地，一共有六七条垄吧。地虽然不算太多，可种的蔬菜倒是不少，大葱、黄瓜、土豆，种什么长什么。现在已经开水田了，昔日的景象荡然无存，但我家那趟街我看见了，草房变成了清一色的砖瓦房，只是不知道原来的住户是谁家了。
从郭家沤麻坑往南走就是通向三道岗子的路，小时候我常走这条路，熟悉得很。小学升初中就走这条18里的路，那叫赶考吧。同学们边走边背诵唐诗和各国的首都。那时走路也不嫌累，近日乘车却被历史的沉积压抑着，知道过去是不能再从时间的底层翻上来了。
一路绕行，整整绕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圈，中午时分才到达罗家房。到了饭时，我就近进了一家饭店。坐定后，就打电话给乡政府，约李世和过来先了解一下机构改革的有关事宜。放下电话，李世和还有许多领导和同事就一起过来看我，“久别重逢”了。
面孔还是那么的熟悉，情感还是那么的亲热，只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听他们说，这几天来乡里正忙于应付考试，“府门冷落车马稀”。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特好的消息——1944年（含1944年）以前出生的免于考试，属于新文件规定的“提前离岗休息”一档的人员。我们乡政府符合这一规定的一共有5人：李长彦、郝春学、胡玉才、李绍珍和我。
事业编制的也有几个人执行这个文件，但退休金没有一点保证，多少还没有定论。至于他们怎么离岗，有人说按照工龄给予一次性处理，即按工龄计算给予80％了断。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手续业已办完，我不想在这里多呆，因为许多人都在忙于考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做打扰为好。
第二天，民主评议开始了，所有的机关干部共80多人均按时到场。因为有我一票，也有人约我投他一票，领导又再三挽留，我参加了这个会。
与其说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评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平日里自己的为人和个人情感的汇总。评议是按“德勤能绩”四个方面打分的，每个方面又分为优秀、及格、不及格三个档次来填写。我没有被评议，也没有要组织委员给我的那张评议别人的表格。我想，我还是不参与的好，我不想用我的笔来决定别人的命运，这种民主的水分太大。平时很多事都是由领导一锤定音，得罪人的时候上级有采取这种残酷的做法极不科学也不人道，是一种极不负责人的官僚主义，是一种“群众整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但也有一些合理性，此时此刻可以对公认不称职者，而平时备受领导庇护者大开杀戒了。
评议结果不出所料，亲情关系跃然纸上，“罪有应得”者“寿终正寝”。最高分90以上，最低分不到60。得60分的，考试再好也难以过关，何况他根本就不善于考试，长于专营啊。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3 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3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如何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评议中无论是得高分的还是低分的，个个心里都没底，这可是决定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了，谁会掉以轻心！一本厚厚的书，要在20来天的时间里通晓精读谈何容易？大都本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态度加紧备战。
考试终于来临了，也终于在一天的时间里结束了。先后名次很快揭晓，我是在沈阳休息时听到的。因为有关我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就在沈阳儿子那小住几日等待，尽管心里急于回北京。在这之前，刘书记刘国成极力挽留我，我在罗家房住了3日，他自己掏腰包请我去最好的饭店吃饭。还专门派一辆车让我回德盛堡看看家乡的亲属，我很受感动。这几天来，许多部门都约我做客，真实盛情难却。一天天地推杯换盏有点难以招架，倒不是酒量不济，而是耽误人家的备战时光，所以我去了沈阳等待关于我的消息。
还好，不日终于有了定论：除年末奖金和下乡补助外，工资照开，待60周岁时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有了定心丸，一切都好办了，12月30日我再次从沈阳回到罗家房办理了正式的“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眼看就到元旦了，当天返回沈阳。
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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