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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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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书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书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我担心。
一等人党支书，贵重礼物送到屋；
二等人党支委，孩子老婆一起美；
三等人当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
四等人打算盘，抽烟喝酒公家钱；
五等人管现钱，花多花少没人拦；
六等人保管员，铧铁绳头换零钱；
七等人赶大车，种子马料换酒喝；
八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九等人遛垄沟，跑着干活撵着扣；
十等人是四类，大声说话也犯罪。
“打算盘”就是会计，给人的印象向来不好，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精明人，掌管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会做账，吃吃喝喝队长拿他都没有办法。“打算盘”是美差，人人想干，赶不上的就看你的小脚，鼓捣你，让你身败名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台巴掌响”，拥护你，想从你那里得到些实惠。得不到，就揭发你，落个“下台绳子绑”的下场。
从我当会计的那天起，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没有胡乱地花生产队的一分钱，无论大事小事都请示队长作主。我不是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本质决定的。我也知道，我的脑瓜皮儿比别人的薄，经不住敲打。再说了，上中农的成份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怎敢给自己挖个陷阱呢？奶奶和父亲对我更是耳提面命，提醒我好好做人做事儿。我当会计的时候，连一支钢笔都没有，用的是“蘸水钢笔”和圆珠笔。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当会计，有个一差二错的遮遮掩掩就算了，轮到你身上，谁替你遮掩……”
尽管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依然遮掩不住我当会计的现实，灭顶之灾一步步向我逼近。
1 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1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我当会计的风，不知道是怎么吹进一位公社领导的耳朵里，他的大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就像他的位子被我霸占了一样，对我耿耿于怀不可一世。他没有多想，立即下了诛除异己的决定，不然就会有“阶级敌人的复辟”的危险，害怕我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公社蔓延开来，夺无产阶级的权。
其实，我当会计是经过李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生仁研究后决定的，有关的公社领导也默许了，只是公社党委没有立会讨论通过，他才不知道。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一个坚持留用，一个坚持清除，我无能为力，只好坐观其变。
后来，经过大队与公社的一番沟通，又考虑李队长“我们生产队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实际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如下：“改造使用，监督利用”的“八字宪法”。
“改造”，我不反对，上山下乡就是来改造世界观的，石维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都表了态。但是，“监督”让我难以理解。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放弃高考，到广阔天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也是个革命青年，怎么还要监督我？这就是石维书记曾经说过的，对我们要“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吗？
我们这批新民县最原始的知识青年，唯独我遭到了冷遇，叫我心寒。我不晓得我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我的前途“路在何方”？
和我同样回新兴公社务农的同学还有苗雨新，我和他的境遇实在是天壤之别。苗雨新从学校回来后就去了公社“报到”，不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为后备干部，到法库县农村锻炼。
我和他脚前脚后也去了公社“报到”，这是石维书记告诉我们的，以引起公社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来到公社，是一个党委委员接待的我，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记得他对我说的话——
“报到不报到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回家干活嘛。”
说过，他就被另一个公社干部叫走了。他没有和我告别，我呆呆地发愣。
我们的个人档案，毕业后由学校转到公社，档案中所有的“秘密”，那个接待我的公社干部再糊涂也得看几眼吧。人家所以“不重视”我，而轻视我，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与个人表现，决定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苗雨新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在学校他就是班级里的干部，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他的人生之路，步步春风得意，处处凯歌高奏。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时，他早就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是想解除压抑在心中的阴影，才不懈地去努力、探寻、追求，去追逐阳光，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会计，名义上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所以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也有我参加的资格。但我总是直不起腰板，总有一种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总有一种被人监督的恐慌而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危机感，像做贼，也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1965年初春，也许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日子吧。大队党支部责成李队长同我正式谈话，也就是公社团委委托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我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
一个青年入团，由党的组织和你谈话，而不是团的组织，高级别的背景还是我的家庭成份问题使然。超常的谈话，给你不寻常的感受，你要接受对你超常的要求，和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表现。
说实话，我的不寻常表现，就是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没有。我所以能够入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赶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
大概是1964年年末，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看望上海知识青年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别人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对于我，这个讲话就是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经久不散的阴霾。
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名团员了，觉得前程一片光明，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了。李队长对我更加放手放心，他不再背什么用人不当的包袱而缩手缩脚。打那以后，很多“内政外交”都交给我来处理，即使日理万机我也在所不辞，难得对我的信任，仕为知己者死嘛。
流行的“十等人”中，我排在第四，但我问心无愧，也有目共睹。于是，那个时候我的威信为人如日中天。
1965年5月，大队党支部对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决定由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并得到公社党委的批准。和我同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还有团山子大队的曲作星，他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虽然那时的政治空气布满了春风，但“异己份子”能像鸡毛一样上天还是麟毛风角，我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空间。
团支部书记，是大队的兼职干部，身份仍旧是农民。兼职干部不能再兼职会计了，8队的会计由比我小3岁的董向国接任。好长时期我帮他当会计，不多挣一个工分，还得负责帐目，直到他“独立”为止，我才撤出“殖民地”。
大队的兼职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干“公务”由大队记工分，秋后再和生产队算帐。大队没事可做的时候，你就回生产队劳动，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级别”高了，“地位”却下降了，“声誉”则与日俱增。
60年代的团员是很受人尊重的，可以用“形象高大”来概括，决不夸张。你是团员，用人的部门或单位就高看一眼，同等条件下就优先录用你。换言之，团员是一种荣誉与资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那时候，没有一个青年不要求进步的，要求入团的申请书随时交给你。每天里都有青年要求和你谈话，许多家长也加入与你的谈话中来。每每这时，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把他们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区别对待。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团员由原来的20几名，发展到了近40名。
“谈话”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却是易如反掌。
或开会，或活动，只要你通知一两个人就行了，然后一个传一个，保准一个不落地准时到会、到场。用不着你用广播大喊大叫的，那咱也没有广播。开会和义务劳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不占用劳动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去燃烧着每一个人。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就是一团不息的篝火，燃烧在今晚，照亮的是明天。
那时候我21岁，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心仪的人。屈指算来，16年前还是旧社会，而封建的习俗依然占据庄稼院的心田，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品行不端”。男女青年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控制你那微妙的眼神，否则就会闹出是非来，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前科”。所以，我和青年谈话都要带上一个男性的支委，在即不受干扰又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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