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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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但他说开得快一点儿，能赶在雨下起来之前回到北京。”　然后陈白露的面色霎时变得惨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晕倒，冲到病床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额的碎发立刻被虚汗浸湿了。　“你别胡思乱想，哪里有电话打不通就往坏处想的？”我劝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杨宽四处打电话，给交通局、给公安局、给武警大队，动用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寻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时间推算，雨下起来的时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显示着，这条高速严重积水，　汽车像火柴盒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着一个车顶，有的漂到了远处的田地上，远看如同汪洋大海。人们手拉手站在大巴车的车顶。

我们没敢把这恐怖的图片拿给陈白露看。　而这时我和杨宽才发现，我们自恃了二十几年的所谓权势，在危难关头根本没有用。一条高速路有几百公里长，被积水没过车顶的汽车有成千上万辆，除非动用卫星——只怕卫星也无能为力！

我和杨宽把两个手机打到没电，瘫坐在椅子上。

陈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然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找陈言。”

“谁？”我和杨宽都吓了一跳。　“陈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过我？”　我的眼泪涌出来。

我摸着她蓬乱的头发、她高烧消退后冰凉的额头：“现在连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气了。”

她神经质地一笑：“连我都找得到，还能找不到别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　筋疲力竭的杨宽握住她因为打点滴而高高肿起的手。“白露，现在只能等。”　“等？”她抬起头，像是听不懂这个字似的。　“听天命。”杨宽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三个字啊。雨在后半夜停了，我们的恐惧却没有减少一分。房间里闷热得吓人，我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外面劫后余生的新鲜空气一股脑儿涌进来，带着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凛。

我扶着虚弱的陈白露站在窗前，院子里那棵被风拦腰吹断的树死状惨烈，枝丫摔得到处都是，一只巨大的乌鸦在树干上蹦跳着，在路灯下留下贪婪的阴影。

“天哪。如果他死了怎么办？”陈白露惊恐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头看向杨宽求助，但杨宽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

“他死了我怎么办？”她像怕我们没有听清楚似的，又重复了一遍。

我见过陈白露经过无数困难和险境，她从来不问“怎么办”，她总是知道怎么办。

“等天亮。”我无力地说。

杨宽从护士的值班室拿了一副扑克牌回来，他帅气地洗着牌，问陈白露：“你不是德扑高手吗？用棉签当筹码，好不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医用棉签，“顺来的。

”

我们在雪白的被单上玩着牌，我和杨宽小心翼翼地交换着眼色，故意卖破绽给她。我们让她赢了点儿小钱，为了不使游戏太无聊，又认真地赢回了一点儿。再后来，不管我们怎么有意地让着她，她还是输光了。

天亮了，万里无云，晴好得仿佛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铺天盖地的新闻，雨中死亡数人，失踪无数，郊区受灾严重。我们不能再瞒陈白露，她握着手机，每看一条，脸色就更白一分，等她把所有的图片都看完，神色反而镇定了。

她紧抿着嘴唇看着窗外被洗得一尘不染的树叶，脸上带着大病未愈的蜡黄。

“白露？”我轻轻抱着她的肩膀。　“要是他没事，我以后脾气会好些。”她轻声说。“要是他死了，你同我去他家，我要保险柜和书房里那几张画。”　“白露！”我喊出来，“你在想什么？”　“你少指责我。股权、房产没有我的，我能动的只有这些了。”

“薛先生待你不薄。”

“我也没有辜负他呀！但是道义是对活人讲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算过分的话　——”她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间或一阵咳嗽。我看着疲态和狠毒同时汇聚在我熟悉的那张脸上，那张脸上曾经带着纯美羞涩的笑容，　在老首长的沙发上，对我说“我叫陈白露”……又想起秘书翻着白眼说　“喂不熟的白眼狼”。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转身走出病房，毫不犹豫。杨宽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没有理他。

谢天谢地，我走后不久，薛先生就回来了。　据杨宽说，薛先生当时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如我们所估计，他的车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过车顶之前打开车门走出来，　避免了一场惨剧。他和逃出来的人们站在大巴车顶上熬到天亮，手机和钱都冲走了。早上积水消退以后，他走了十几公里，用西装外套跟村民换了一顿饭，然后搭车回了北京。

~5~

我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昏天黑地地补着睡眠，我梦见一间大房子，　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我的父母都还年轻，系着红绳的水仙花在白瓷盆里盛放；我梦到许许多多无聊的琐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饺子皮，往磕破了的膝盖上涂紫药水，偷偷在书包里装一盒火柴烧柳絮　；　在大花坛前吃串红里的蜜汁……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多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早在骑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梦。

杨宽说：“薛先生请我们过去。”　“不去。”我不想见到陈白露。　杨宽叹口气：“我和薛先生的司机在你楼下。”　我拉开车门，杨宽和我一样一脸睡眠不足的疲惫。　“她总是需要你，也总是需要我。”我赌气说。　“惯出来的。”杨宽第一次没有站在陈白露那边，顺着我说。　“好大的脾气，好尊贵的架子。当年的程雪粟也没有这样过，路雯珊也没有。”我顾不得胖司机在支愣着耳朵听，一口气说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去薛先生家，但车子停在了陈白露的公寓楼下。我有些诧异，薛先生劫后余生，难道陈白露不应该陪在他身边吗？　推开门，我和杨宽都呆住了：酒气熏天，浓重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一浪接一浪的说笑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音箱里似乎放着一支爵士，被大呼小叫的加码声不时地盖过——陈白露竟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赌局。

我们瞠目看着这群半醉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想必是陈白露新结交的朋友。陈白｛“文｝露穿着一｛“人｝件白底绣｛“书｝樱花的睡｛“屋｝袍，露着光滑的胸脯和手臂，天，她手背上的浮肿还没消呢，现在就推了一把筹码上去，然后迅速输掉了。除了陈白露，每个人手上都夹着一支粗壮的雪茄，那是薛先生送给陈白露的。她在烟雾里开怀地笑着，又止不住地咳嗽，不时抽出一张纸巾捂住裂了口的嘴唇。

他们不知道她有肺炎吗？　就算他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在意吗？　对面的书房门开了一条缝，我和杨宽看到薛先生露出半张脸。我们走进去，他站在书架前，脸上胡子拉碴，也许是光线的缘故，我感觉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桌上一大杯水里泡腾片正飞快地冒着气泡。

“您还好？”我问。　“有一点儿感冒，没有关系。”薛先生说，声音嘶哑。　杨宽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气我的。”薛先生说，“她生我的气。”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气你活着回来吗？”　“一个小姑娘，我在天津的朋友，知道下雨的时候我正在赶回北京的路上，打不通我的电话，很是担心。今天早上她找到我家来，正好撞见陈白露。”

我和杨宽站了一会儿，慢慢想通了原委。薛先生当然不止陈白露一个女朋友。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朋友。

薛先生站在落地灯旁，有一点儿无助地看着我们，他的背微微地驮着，额头上有一点儿皱纹。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许多人的父亲，平日里精明强干，昂贵的西装和炙人的权势能使人忽略掉他们的年龄；可是在生病和受了责难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饰地显露出老态来。

“她一直是知道的。所以我没有预料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薛先生说。

我们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这沙发是我陪陈白露选的，米白色的罩子，豆绿色的棉垫，清新柔软。　“她要和我分手。我以为她是赌气，和她确认了好几遍，可她说什么也要走。我没有挽留女人的习惯，二十年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我挽留了她，海小姐，你懂吗？”他从灯光里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她。”　他摇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感情不像你们一样浓烈，把爱和恨都分得很清楚。你们只知道爱恨，不知道缘分，到了我这个年纪，感情是很淡薄的东西，倒是缘分看得更重了。我不愿放她走，是不忍心看着她毁了，你们认识她比我久，想必懂我的意思　——如果某一天她为了生存，变成了她现在鄙视的那种女孩；如果有一天我在风月场遇上她，我不能原谅自己当初放弃她。”

“趁我还有钱一天，就养着她一天，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我没想到她这么骄傲，她默许我有别的女人，但挑明了摆在她面前，她就不肯妥协。我真是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我许诺给她很多东西，但我开出的价码越高，她就越愤怒，她说我想买下她的青春，如果想挽留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她出来工作，海小姐，我——”

我微微摇着头。　杨宽突然开口：“她要工作？”　“对，我当然同意，我本来也不喜欢她整天闲在家里。我说可以介绍她到任何一个外企或者传媒公司上班，但她想跟着我学习做海运——她要来我的公司帮忙。”

“她要股份吗？”杨宽一开口，我也明白了。

“不，不。她不是那种人。”

我和杨宽这一次没有交换眼神，但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薛先生说得对，毕竟还是我们更了解她，她当年那句“我没有底线”我们都记忆犹新，昨天她在病床上还心心念念保险箱和书房里的画呢——薛先生，她当然是这种人。

“您同意了吗？”杨宽问。　“没有，我已经过了和一个姑娘并肩创业的年纪，况且我也没有时间手把手教她做生意。所以她才熬夜、打牌、糟蹋自己的身体来报复我。”　薛先生叹着气说，像一个父亲在倾诉对女儿的无奈。

陈白露在门外，笑声又响起。她边喘着气边吩咐一个人：“去厨房里拿一只熏鸭子来，还有酒。”

“什么酒？”　“随便什么，快一点儿。”　那人应声跑进厨房，紧接着柜门一阵乱响。这是她养在家里的食客吗？随时听命，唯唯诺诺。　薛先生痛苦地说：“她得了肺炎，还这样大吃大喝。”　我看着他皱起的眉头和两鬓银色的发根，我知道他最终会答应陈白露的，无论她提出的条件是什么。谁的感情更深些，谁就是输家。陈白露胜局已定。

杨宽摇着头说：“我们劝不了她。她的朋友是同她打牌的那些人，不是我们。”

而我在心里说：答应她的条件吧，然后她的病就会好了，她的醉生梦死也结束了，她会爆发出吓人的聪明，然后像个贪食的蚂蟥一样蚕食你的财产、地位、你多年经营的一切。你处处容忍，而她野心勃勃；你渐渐老去，而她正年轻。　我和杨宽起身告辞，推开书房门，正撞见陈白露饮水一样灌下一整杯香槟。

她看着我，　她的瞳仁　因为生　病和醉酒　显示出　迷离的　光泽，　头发　在脑后挽着，额发披下来，散乱地盖住烧得通红的脸膛。被酒精和病容包裹的她比健康时更加风情万种，我和她相识四年，那几乎是她最美的一刻——但我感到毛骨悚然。仿佛这场被命运驱赶着前进的旅程又被她翻手控制，然后引领进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路途；仿佛她的轨迹已经偏离了她的初衷，她的野心和欲望把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和杨宽没有同她告别。

~6~

后来她追了下来，在夏日闷热的傍晚，她满眼的疑惑和期待，站在一株盛放的美人蕉前，小风吹起她昂贵的日式浴袍，美得不可方物　——　而我扭过头去。

“祝贺你。”杨宽握了握她的手说。　我们走了。

几天后，陈白露也离开了。薛先生带她去冰岛疗养，那里有最好的温泉。她只告诉了路雯珊一个人。我回了广州，和我父母一起过夏天。　我父母在三个月前搬家了，搬到了屋后有菜园的房子。我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花卉市场，买了满满一车筐的菜籽，生怕不够用，临走时又买了许多，衣兜里也装满了。

回家后，我被　爸妈笑　话了很　久，　这堆成　小山的　种子恐　怕能用到　我三十岁。

我说：“那就种到我三十岁呗。”　我妈笑我：“别人的孩子都有志气，能飞多远就飞多远。”　你瞧，“别人的孩子”是永远的噩梦。　“我呢，偏偏就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我很多年没这么快活过，这个夏天我的爸爸妈妈似乎不像从前那么忙，饭局从早上约到半夜里。他们从要职调到了闲职，时间大把地空了出来。我很开心。

我们一家三口在凉爽的清晨把土地锄得松松的，种上小白菜和西红柿；下雨的黄昏，我们在飘窗前喝着红茶看雨水打在刚长了两三片叶子的小苗上；深夜吃完夜宵回来，纤细的苗秧扫过裸露的小腿，能感受到秋露在悄悄凝结。春华秋实、冬风夏月。

你问我什么叫胸有大志？我的志气就是和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不知道，这未必比“光耀门楣”“富可敌国”“大济苍生”什么的更容易呢。

2012年秋

~1~

秋天到了，我返回北京。贺岁档的宣传开始了，如今英总离不开我，　而我不再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了。

广州艳阳高照，但北京正在遭遇一场大雨，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在白云机场的休息室，喝了一肚子冰水。

我在这时候接到陈言的电话。他的声音里满是疑虑：“海棠，你猜我见到谁了？陈白露。”

我吓得一口水几乎喷出来。　“不可能。”我迅速说。　他的嗓音一下子颓唐了下来：“我知道。我看花了眼。”　“在酒庄吗？”我又好奇。　“不在酒庄。”他低声说，“在酒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我路过那儿，我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但只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瘦瘦的，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裙子，手上夹着一支雪茄。我边走边想，谁会在教堂里吸雪茄啊！哈哈，只有陈白露。”

听着那声悲哀的笑声，我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问：“一个人？”　“谁？她吗？是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好像是来旅游的中国学生，正仰着头看壁画呢。她的背影实在像陈白露，除了头发更长一些。”　我笑：“没去搭讪吗？真人已经弄丢了，找个替代品也不错。”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叹似笑地说：“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陈白露。”

我怅然地握着电话。那个眼波流转、谈笑风生的姑娘，不会再有了。　连她自己也回不去了。

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2~

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　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　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　“好，是我错，以后再也不偷偷进你家门。不过，你把密码改掉好不好？我怕忍不住手痒。”　“不改。密码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她挑起眉毛：“我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是天下第一厉害人。”　“我知道你心里骂我呢。”　“好。”我懒得多说一句，“再见。谢谢你的礼物。”

她大概没有想到我如此冷淡，眼睑立刻垂了下来。然后她说：“再见。”　“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杨宽给你的。”　“什么？”她挑起眉毛。

“还记得你给一个生意人和杨宽牵线的事？付师傅介绍的，和银行有关的？”　她“哦”了一声，我接着说：“这是杨宽给你的报酬，密码是你生日。”　她的眼神迅速黯淡了，手还藏在宽大的白裙边后面，没有接。　“放在你这儿吧。我现在不用钱。”　“我也不用。”我说，然后把卡塞进她敞着口的帆布包里。她没说什么，垂头怔了一会儿，手里抓着帽子的软边，裙摆一闪，就从门缝里消失了。

我又累又饿，冰箱里却只剩了一瓶醪糟和半盒汤圆，只够吃一餐。　我边烧着水，边听着窗外狂风大作，卷起的沙石使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六点钟如同八点钟。我看着马路边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她在等出租车，　一只手按住裙角，风吹得她倒退了两三步。

CBD向来不容易打到出租车，这时又正是下班高峰时段。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天上噼里啪啦地砸下了黄豆大的雨点。

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想，冷冻室里有冻起来的米饭，这还是从书上看来的办法：做一大锅米饭，分成十几个小碗冻起来，吃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　就和新鲜蒸好的一样，最适合独居的女孩。

“只有冻米饭，没有菜可以配。”我说。　她眼睛一亮：“茶泡饭！”　迅速泡了一壶大红袍，她叮了两碗米饭，我们睁着四只饿得发绿的眼睛，看着紫砂壶里的茶叶慢慢舒缓，浮上来又沉下去。　赶紧泡饭，窗外风雨大作，窗下茶香米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感慨同我一样多。　有多久没吃茶泡饭了，白露？那个捏着蟾口紫砂壶，在食堂外的报刊亭下等我的小姑娘，你同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是不是一个人呢？如果那时就知道后来要遇上的人、要发生的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呢？

“你去法国了？”最后我先开口。　她一愣，拿着小勺的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　“薛先生很喜欢巴黎，我们回国之前在巴黎住了几天。”她不动声色。　“巴黎还是　Loire　Valley？”我说。

她惊恐地抬起头，大眼睛盯着我。　“酒庄附近的小教堂？”我说。　她慌了。

然后她低下声音，用哀求的语气说：“他看到我了，是不是？”

“不然呢，难道是我跟踪你。”我故意用云淡风轻的语气，她果然受了刺激，满脸写满了哀求，我知道她想问陈言，但我偏偏不说。　“你怎么说服薛先生带你去酒庄的？”　她的嘴角颓丧地垂下来，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软弱的气质里。她摇摇头：“我是偷偷溜出来的，从巴黎到Loire　Valley，坐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我天亮时到达，中午回来，跟薛先生说我在商场购物。”

“你见到他了吗？”　似乎我的问题太过残忍，她的大眼睛里蕴满了眼泪。　“没有。村子里的人指给我一个中国人的酒庄，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了很久，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就走了。”　“为什么不去敲门呢？”我不动声色地问。　“你只知道他害怕见我，你不知道我更害怕见他。你是一路看着过来的，我也不用装什么——他轻浮凉薄，我又何尝无过？我恨他没有担当，　但不怨他。怨是推脱责任，我不推脱。”她说着又咧嘴笑起来，“他爱高贵和自由，却没想到长了我这样一张脸的，未必都是什么白莲花。也好，　给他一个教训，他以后交女朋友，一定会双倍地擦亮眼睛。”

“教堂里的壁画好看吗？”我也红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