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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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我们决定先进行播种，然后再召开第二次庄员大会，由上面说的那种委员会作报告。当全州播种完毕，农民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地里时，他们确信，确实不会有任何人来强迫他们，有1100个人收回了自己的申请书。其余的人我们让他们离开了集体农庄。”“是的一啊一啊……”谢尔戈拖长了声音。“要是各个地方都进行得这么顺利，那该多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顺利的事。有人告诉过你们吗？有一个村庄根本不想播种。那里住着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怎么办？我把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叫了来，命令他一清早开去5辆拖拉机，把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地都播上种。我们就这样作了。”①

①根据А．Б斯涅戈夫的《回忆录》。

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谢尔戈确信，不能把地方上的领导人变成一些不加思索地去执行某种最高意志的人；在农业中也象在任何经济中一样，对于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应当制止，而应当鼓励。同谢·奥尔忠尼启则（他是少有的人中之一，但我们也不去把他理想化）是可以开诚布公地、坦率地交谈的。让这个州的领导们对自己所采取的英明措施陷入一种愉快的迷惘不解的状态吧：在实行斯大林的残酷政策的环境下，任何一项不合乎标准的措施都可能使人觉得是一种英明的措施。

在农村政策中最可怕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如果注意一下斯大林所发表的那些指示性的言论，那就会发现，反对剥夺富农的不仅有列宁．而且还有这位“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①——这是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这和任何号召剥夺农村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是不同的。但是，突然之间，同一个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却宣布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口号！②“消灭”一词牢固地变成了一个日常通用的词：消灭富农，消灭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政策中的错误，消灭落后，消灭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消灭……消灭……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0页。——译者注

可以把新的曲折说成是总书记的健忘：他忘记了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忘记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许多专门委员会……不久前“全国”和“全行星”庆祝了总书记的五十寿辰。什么称颂赞扬他的话没有讲呀！这些他是记很牢的，于是他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领袖”的权力，命令着手干一项事业，干一项极其符合他心意的事业，这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一两个月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达了一项指示：中央建议不要不加区别地一下子把所有个体户都加以剥夺和消灭，政府的工作细则中将谈到“灵活性”。制止恐怖行为的微小的企图……

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100万个。如果把富农作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来谈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群众曾在白军队伍里作过战，并同白军一起退却，后来便迁到国外去住了。真正的富农没有去等待贫农阶层的代表把他们的家产抢光，把他们本人枪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同自己的儿孙们一起，投奔城市无产者去了。因此剥夺者和讨伐者的主要打击实际上落到了中农身上。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

我记得1944年春天的情况。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从莫斯科开往北方。究竟开往北方什么地方——这只有押送队才知道。我们坐的火车缓慢地在爬行，在各个车站的备用线上要令人痛苦地停留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经过了维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科诺沙，每过了一站，关于最终地点的不同说法就减少了一个。很快到达了科特拉斯，从这里往前行进有两个方向——一个向维亚特卡（这个古老的城市后来用被杀害的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另一个向伯朝拉。一些富有经验的惯犯已经回忆起了伯朝拉的羁押犯人的监狱，唱起了令人凄惨悲哀的集中营的歌曲。要想从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跑掉，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坐在三层双套马车最上边的一层。头目们坐在用钢栅栏钉住的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的旁边。他们的位置舒适，宽敞。他们可以尽情地抽烟，“放开肚子”吃东西。他们交谈时声音很低，他们表现出一种消极无为的情绪。

在第三层，那些公子哥儿和犯刑事罪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的嘈杂声传不到这里。我们的普尔曼式车辆是一个放在4根轴上的木盒子，里面塞进了100个犯人，他们是莫斯科各监狱的新产品。聚集在一起拥挤得不能想像的、在一个来月中乌龟式的前进中消瘦了的“政治犯们”（他们多数都不知道任何政策）和那些从来都不阅读战时颁布的大量命令的“扰乱社会治安犯们”——所有这些遭到残酷折磨的人都在暗处蠕动。他们本能地推测着发给口粮的时刻——口粮是粘土似的面块，带有一点面包味。政治犯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家用物品。没有来得及将家用物品换成马哈烟的人，他们的最后一件上衣、裤子、鞋子就被人偷走了，或者简直就是被人抢走了。而现在在这二层的简单板床上，这些私人衣物却被拿来赌博。所有放到赌池里的东西，渐渐地落到了彼得这个机灵鬼的那个角落，彼得是一个灵活而不易抓住的人，厚颜无耻的人和走运的人。有人认为事情不在于走运。可是在他赌博弄鬼时却没有被当场抓住过。为此他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那不过是羽毛戳肚子———微不足道。彼得这个机灵鬼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小偷，不过他的档次要低于处在上面一层的那些人。

……在过了乌赫塔车站，距离伯朝拉还有250公里的时候，彼得倒霉的时候到了。年岁大一些的小偷把他叫了去，掏出自己的一付纸牌来同他玩，于是一会儿彼得这个机灵鬼就输个精光。他所弄到的一切衣物，摞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墙角处，墙的上方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荷包。别人让他抽烟，说彼得你就象通常那样，抽吧……

在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中的那个窃贼头目未必能模仿出斯大林在30年代时的样子来。但是他们两人却都是按照盗窃界的标准来行事的，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则是在盗窃的范围方面。科巴一斯大林也是从小事偷起的———他抢劫邮局，抢劫轮船上的现款……他从这些“剥夺”作起，最后发展到对全国农民的大剥夺。他的成功的时刻到来了。他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和怀有政治野心的掠夺者。完全是由于他斯大林的那种天才的远见，才及时地消灭了富农这个敌对的阶级。他在红旗的掩护下对农村进行了大洗劫。在所有这几年中。那些热心效劳的思想家们，曾经制定了许多个变幻无常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和消灭富农的纲领，他们就这个抽象公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展开了争论，还非常狂热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在引证时也展开了一番争论。他们只是在如下一点上意见一致，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在伟大的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在集体农庄处于灾年时所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要分裂农村。但是，在斯大林看来这还不够。他在煽动农民发生内讧时，还企图使传统上形成的牢固的农民家庭也发生分裂，企图利用少年儿童来同“富农”和“富农的帮手”作斗争。在乌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儿子出卖了父亲，因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且还编了一些歌曲来歌颂他。政府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范例来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少先队员。

而给那些被流放的或被枪毙的“富农”的子女则准备下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凡是戴上“富农的儿子”、“富农的女儿”这种帽子的儿童，对于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教育这一点，是连想都不用去想的。“被褫夺公民权者”——这是那个残无人道的时代所产生的又一个新字眼。几百万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农民，几百万农民的子女被剥夺了一切：房屋和粮食，自由和公民权。

农民家庭出身的党的工作人员或苏维埃职员——在全国，农村居民占优势——在报告自己的经历时，总是竭力强调自己的父母是真正的贫农。他们在履历表中则写上“出身于无马户”。这标明他是可靠的。正如在往昔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是可靠的一样。谁如果提到自己的父亲是中农，他就要立即受到审查。而出身于富农的人是连填表都不能填的。

很多被调进党和国家机关的青年人以及被调进军队和保安机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是斯大林在农村进行大清洗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遭受大恐怖的准备。

1932年时，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决定跟随其他作家到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去体验生活。他想写一部描述社会主义农村的书。他说：“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情况，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难以想像的灾祸，那种可怕的苦难，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实际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病啦。整整一年都睡不了觉。”①

①《新世界》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6期第208页。

……当局剥夺农民是第几年了，消灭农民是第几年了，实际上当局简直是在杀害农民，迁移农民，使他们定居务农，而粮食收购量却越来越少。在北高加索，竟发生了把整个村庄、整个集镇都强迫迁走的事情。但是，就是使用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无济于事。提高粮食、肉类、蔬菜的收购价格倒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只是零售价格的1／10。但是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工人和农民，这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有何相干呢？斯大林鼓励不管收成好坏和有无储备而硬是要把农民的粮食拿光的作法。很多集体农庄连种籽储备都没有了，在普遍搜查之后，农民的小木房里一无所有。只有带把的杯子、小水桶、碗和这些物品的勺子……

男子汉战士一领袖①（仅只为了这个字眼，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其全力来压制农村。农夫们不堪忍受。为了不被饿死，只有逃跑。可是逃往哪里呢？去盗窃用汗水所获得的产品也“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会得到什么报应吗？斯大林除了看见“粮食收购方面的怠工行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想去看见。而对付怠工行为，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恐怖手段。农村十室九空了，幸免于难的农民们都躲藏起来了；全国足足有一半适宜耕种的地区都在闹饥荒。需要引证数字和证明材料吗？那是所有有人性和有求知欲的人都知道的。整个整个的农村连同儿童和老人都灭绝了。首先死去的是农夫。那些还有力量走动的人，都奔向了火车站，或者是涌向城市，路途上布满了尸体。而周围竟然象在战争中那样，到处都是阻击部队。因此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看来恐怖手段眼看就要因饥饿而受挫了……

①这里的“男子汉战士—领袖”是用来讽刺斯大林的——译者注

1921年时，人民已经经受过一次饥荒——那是战争和经济破坏造成的后果。受害的有17个省份，有2000万农民濒临死亡边缘。1932年秋天到1933年春天所发生的饥荒是可怕的。这不只是在规模方面。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由人为而造成的饥荒。在1921。年时，全国都来救济伏尔加河流域。当时从国家的储备中拿出了1200万普特的种籽和3000多万普特的粮食运往闹饥荒的村庄。①苏维埃政府很乐意地接受了外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许多火车车厢满载着美国救济总署赠送的食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在1932—1933年时，闹饥荒的地区没有从国家得到一公斤粮食。斯大林没有从饥饿的死亡中拯救过一个婴儿！

①А．拉基京《以革命的名义》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6、140页。

有一次，在饥荒的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到南方去休养。火车行驶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陪同总书记的《消息报》编辑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农民正在纷纷饥死，农夫们……我们还有少量外汇储备，应当用来在国外购买粮食。”主人严厉地回答说：“不行，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正在进行怠工哩。”①

①伊·米·格龙斯基的证词。

是的，对饥荒可以不要多加操劳，而“已获得的成绩”则是应当巩固的。于是斯大林便向国外出口粮食：1929年向国外出口的粮食是260万公担；193o年为4840万公担；1931年为5180万公担；当饥荒遍及全国时，还向国外出口了1800万公担。①出口额虽然不大，但是事实本身……

①《地平线》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5期第34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7卷第493栏。

在1928年时，某些领导人曾建议在国外购买粮食。斯大林却对这些“投降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者”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①于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的财主便把那些从正在饿死的农民那里抢过来的粮食卖给西欧。几百万人就是由于他而被饿死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31—232页。——译者注

1942年，温斯顿·邱吉尔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是想用这个举动来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呢①，还是这个手势只不过是意味着“很多，多得很！”？对这位职业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屠杀几百万人早在战前很久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事了。不同的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死亡人数：从300万到600万。②而整个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③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一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互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一共为381000个。④如果按一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难。不久前发表的И．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回忆录》⑤使人们对此有所了解。

①《新世界》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30页。

②В．Л．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和30—40年代的“人口惨剧”的争论》。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③А．И．戈祖洛夫和М．Г、格里戈良茨合著的《苏联的人口》196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1页。

④《真理报》1988年8月26日。

⑤《青春》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3期。

把人分成战争时期的牺牲者与和平时期的牺牲者的这种分法，是极其相对的。用强制手段进行的集体化，就是用武装部队夺取土地，俘虏几百万富裕农民，并将他们赶入致命的流放地；就是抢光财产；就是屠杀’人民——这不是斯大林在1929年发动的一场国内战争又是什么呢？关于这场战争，关于集体化所造成的牺牲者和关于遭饥荒时的牺牲者——关于这一切，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去谈论。那时各家报纸都保持沉默，演说家们都保持沉默。

可是，你看，列宁在1921年时就不怕公开地讲出实情！关于伏尔加河沿岸发生的饥荒，各家报纸都写了文章，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还就那里的饥荒作了报告。在很多省份里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都建立了救济饥民委员会。当时在萨马拉这个饥荒中心担任该省救济饥民委员会领导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根据列宁的请求，发表了一本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小册子，标题是：《赶快去救济正在饿死的人》。各家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饥荒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杂志上都有关于谈论饥荒的文章。还有作家们关于饥荒所写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饥荒所作的许多发言。

列宁在同非党农民、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交谈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叫去对他说：“你们萨马拉的农民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在他们那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县，有人吃人的情况。”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在那里，有人吃尸体情况。”“人吃尸体？”列宁又问了一遍，然后痛苦而又愤怒地说：“对此，武装干涉者要受到惩罚。”①

①А．拉基京的前引书，第139—140页。

可是，对于在集体化的年代里死去了几百万农民这一点，应当受到惩罚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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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这位伟大的集体主义者什么话没讲呀！他先是表现出一种过分谦恭的样子：说什么我本来不打算讲话，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我就只好遵命了。①接着他向与会者谈了几个神话：说什么二千万贫农已经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②；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还讲了忍耐的好处这一怪事。原来在国内战争时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黑面包，而且还掺着一半豆饼渣。在整整两年中工人们一直在忍受着。他们忍耐着，但没有灰心丧气。因此“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③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32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18页。——译者注

这位善良的魔术师在说着，顺从的孩子们在听着，他们玩弄一会口号，夸耀一番出色的成就。斯大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去说这些突击队员代表们那几千万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