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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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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Ф．Ｍ．克努尼扬茨的《回忆录》。
起初，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走了运。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到父亲①是一个死后受到诋毁的受害者。诋毁者是历史学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央承认这位革命家是无辜的。不久，我收到了为父亲死后平反的证明书。自然，证明书不是寄给我的，任何人也没有找过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请求。过了不久，在196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研究员Д．Ｂ．奥兹诺比申公开指责“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情绪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时在乌克兰战线上执行了反党的战略。一年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Ａ．Ｍ．索沃金写的一篇短文，他断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德边科串通一起，对一篇预先约定的电文——“把条例发出去”进行了改写。根据这封电报，一支舰队在1917年10月，应当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这样一来，安东诺夫和德边科就从名利主义的动机出发，把电报看做是自己的。从而“伪造了一份历史文件”。③
①即本书作者的父亲。——译者注
②《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③《消息报》1965年7月10日。
这篇报纸上的潜言中伤当时是索沃金炮制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炮制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①多年来一直在贝利亚的领导下有成效地工作着。因此，寻找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行为动机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促使报纸编辑Ю．П．沙拉波夫去参加这一诋毁行为的呢？
①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是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译者注
我在编辑部里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3个科学副博士来干一件简单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编辑大笑起来。我可笑不起来。我决定对索沃金和编辑部向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给予恢复名誉的权利的条文。我诉诸了人民法庭———申请书自然未被接受。又诉诸市法院，情况也一样。只是由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预和总检察长的个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对案件的审讯……但是马上就闭庭了，原因是《消息报》及时地刊载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并不是向读者和报社编辑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①不过如此而已……《消息报》编辑部一句话也没有讲。
①《消息报》1965年8月31日。
与此同时，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或者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它们都出版了一批党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是革命领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领袖。作者们采取了对他的名字避而不提这样一种方便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骂却加倍地厉害起来。因为离了咒骂，就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就不能够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不管有无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里，安东诺夫曾在巴黎办了份国际主义的报纸，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团结一致地行动，而同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则公开地划清了界限。所以列宁欢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立场。但是，有谁去弄清楚这些细微之处呢？依然给人家扣一些陈旧的、可靠的帽子，当然是最省事的。
还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这就是1923—1924年进行的辩论。后来斯大林的这一挑拨行为使几千个诚实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摇铃吧，你去敲钟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对总书记的证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证明文件……这场荒谬的运动并不就是这么荒谬的。因为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又如何解释党的列宁骨干的死亡呢？至于右手干的事，左手不知道，这样的障眼法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而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们的纪念日开个纪念会，纪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0诞辰（1963年）和90诞辰（1973年）时，一两家报纸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发表了几篇短评，但在短评中却总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过去。这位革命家的战友们打算在革命博物馆和苏军大楼举办几次回忆晚会，但是他们“不被理解”，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或基辅，这样的晚会都未办成。一些著作家建议在中央大楼庆祝一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90诞辰，但是这个建议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有人说：“在这些失势的人中，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对他的平反是中央决定的嘛。”——“可是谁敢向我担保，明天他不会像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取消对他的平反呢？”——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负责人。后来，在报刊上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诋毁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协会的成员，几年来我曾在那里就父亲的革命道路作过几次讲演。接着就有人对我进行告密，于是不准我“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向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我请委员会主席Ａ．Ｅ佩尔谢检查一下对中央决定的执行情况。如果中央的决定还没有被取消的话，就应该停止对我的已经平反了的父亲进行语言中伤。两个星期之后，佩尔谢的助手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导员彼得罗娃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等了两个星期（因为问题正在研究中）。这时我给她打去了电话，我从电话中听到：“决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声明呢。你父亲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了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是1917年入党的，而在此以前……”——“请原谅，为了把情况搞准确，我不得不插进一句话。我父亲是1903年入党的。这反映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您亲自接见我的话……”——“这没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呀？1938年时，你被学院开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复学了。一年之后，我领到了毕业证书。”——“这不可能。”——“请您稍等，我把毕业证书的号码告诉您。”——“不必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这么说来，我是一个骗子了，我拿到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话题已经谈完了。”
我给佩尔谢的助手打去电话说：“我请求你不要使我父亲的名字蒙受耻辱，但是您的工作人员彼得罗娃准备连我也一起加以诽谤。”这位助手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是善于辞令的回答。感谢他们——佩尔谢及其助手，还有彼得罗娃这位什基里亚托夫从前的女助手。是她帮助我在50岁时懂得了别人早已清楚的事：一个革命家的英名在党内那些大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已着手在出版一套《党的政治家丛书》。起初有人建议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一系列书籍和好几百篇文章、特写的作者及许多报刊的创办者列入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更高的负责人拒绝同一个“失势的人”发生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写了一干多篇文章。其中有《党的历史是一门学科》这篇重要著作。他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从来没有偏到一边去，没有同反对派一起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就连涅夫斯基也被拒绝承认为党的政论家。他们对克德罗夫也是这样。他们认为，重新发表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文章，要令人放心得多。
但是，瞧，亚·米·何伦泰的一本文集出版了。令人腻烦的逻辑迫使人们要问；“为什么？要知道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①并不只是卷入一种倾向呀。”我似乎已开始觉察到一种规律性。柯伦泰是没有被镇压的人！奥利明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是这样——他们也都各出版了“一套书”。至于“已经平了反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版一本书。对于他的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博物馆都顽固地予以回避。
①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柯伦泰的名的父名。——译者注
勇敢的革命家、列宁的战友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自杀了。他成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者。斯克雷普尼克虽然平反了，但是报刊上还在继续重复着斯大林对他进行的那些语言中伤。尽力地参加这一迫害运动的有利霍拉特。正是他。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来诋毁人：他又是诋毁柯秀尔，又是诋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又是诋毁斯克雷普尼克
他是奉了别人之命来诋毁人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一年，赫鲁晓夫收到了关于布哈林审判案的材料。一天早晨，他把沙图诺夫斯卡哑叫了去，说：“整个一夜我都在看您的报告，我哭啦。要知道对于过去这一血腥事件我也参与了。”对30年代的审判案件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几位诚实的同志被任命来领导一批党的侦查员。关于各种证明文件、斯大林专横时期牺牲者和见证人的供词，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收集了64卷之多。
1960年，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公文夹，里面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各种结论。当时一位负责工作人员在场。多列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请您不要立即撤销一切审判案件。要知道在你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时，就有48000个党员退出了法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斯大林大元帅而加入共产党，那对他们退出党就用不着去婉惜。”“但我还是请你不要突然宣布把所有审判案件都撤销，哪怕是一个月撤销一个也可以。”“但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早已知道，这些审判案是‘假的’。这样一些审判案件应当永远消除。这只会使我们博得舆论的好评。”——“关于这些审判案是伪造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在20—30年代就知道了。对于苏联一些党的活动家同托洛茨基的一切秘密会见，西方报刊在莫斯科各报纸发表了假的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毫不费力地和十分有效地予以驳斥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布哈林不是日本间谍，而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杀害基洛夫。”赫鲁晓夫说：“瞧，这里就是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杀害的。不，假的审判案件我们要统统加以撤销。立即加以全部撤销，毫不拖延地予以全部撤销！”
但是赫鲁晓夫低估了斯大林反对派的力量。他们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对老党员们进行诽谤，对赫鲁晓夫又是吓唬，又是劝说……他们说：“如果撤销审判案件，人民就可能对我们产生错误的理解……请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记得列宁在其《遗嘱》中说了些什么吗？对上帝还是要怕一点吧，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是，赫鲁晓夫退却了。
党的著名活动家叶·德·斯塔索娃、维·亚·卡尔宾斯基和卡塔尼扬请求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党内恢复布哈林的英名。但是他们的呼声没有被人们听到。连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请求为布哈林平反。但是连给他们以回答都没有。
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老党员责备第一书记说：“您曾答应要撤销一切审判案件并公布揭露杀害基洛夫的真正凶手的材料。”——“不，现在无论如何做不到。当然，我们将来一定要做，但是得到15年以后。”所有调查斯大林罪行的材料都交到档案馆去了。①……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的情况：在1938年布哈林审判案的22个犯人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犯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等待着平反。
①根据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Ａ。Ｂ。斯涅戈夫、阿·伊·米高扬的回忆。
列宁的战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遗孀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8年的岁月，她怎么也得不到平反。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去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Ｈ．Ｂ．波德戈尔内。他们说：“到底是怎么搞的？根据苏联的路线，也就是说，按刑法典规定的范围，施略普尼柯娃已经被宣告无罪了。可是党籍却没有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说：‘由于年代久远不予处理。’”波德戈尔内答应帮助办理个人退休金的手续问题，而关于恢复党籍的事，他建议再去找一找中央监察委员会。那里对施略普尼柯娃的回答是：“恢复党籍问题还不成熟。”两个月之后，施略普尼柯娃去世了。她的女儿打电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说：“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了：昨天妈妈已被埋葬了。”①
①И。Ａ．施略普尼柯娃的证词。
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坚持，当面把党证交给了被平反的共产党员们，但是，党证上注明：党龄从1937年到1954年中断。对那些企图提出抗议的人，他们用假装出来的原则性来回答：“你们在监狱里进行了什么党的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自己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却没有忘记办理一个“正常的”党证，即没有党龄中断的党证。
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认为，反对真正平反的只是已故总书记的那些助手们。广大的斯大林派的社会人士都加入了维护不公正事情的斗争。……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在26岁时被消灭了。是根据谁的告密而被消灭的，不清楚。为瓦西里耶夫平反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作到的。因为有人反对。
十二月党人Ａ．И．雅库波维奇的曾孙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波维奇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从1930年到1941年，他一直在蹲监狱。后来，他在被释放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被关进监狱。1956年他被平了反，但只是在第二案件上被平了反。在第一个案件上，即在所谓的“联合常务局”的案件上，雅库波维奇没有被宣告无罪。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罪的：无论是克雷连科（他在1931年孟什维克的审判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还是米高扬（雅库波维奇以前曾在他所领导的机关里工作过），都知道这一点。
米高扬把雅库波维奇的申请交给了总检察长。但是鲁坚科需要政治局批准。而政治局则予以拒绝。米高扬对雅库波维奇说：“中央认为，复查政治审判案，现在不是合适时机。进行新的平反，也是这样。”
平反的过程像揭露斯大林的过程一样，有其来潮和退潮。“不是合适时机”、“在西方面前感到尴尬”、“人们会怎么说？”……都是一些方便的借口。其中的一个借口我记得特别清楚：“莫斯科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当我已经平了反，请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的秘书Ａ．Ｍ．别哥夫（上面提到的一个人的弟弟）给我办理在莫斯科登记户口的问题时，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要想让他接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出生于莫斯科，学院毕业于莫斯科，被捕于莫斯科。现在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我有权住在首都。这一切我都向别哥夫作了叙述，但是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我不想去找中央。在度过了北极圈以北的集中营的生活之后，我爱上了南方。于是我在加格拉安顿下来，接着我向莫斯科写去了信。我请求把父亲的埋葬地告诉我。要知道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别于手的遗骸都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之上……我得到的回答是：要查明父亲死去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为死者平反的工作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在初期更是如此。一些偶然的同情者为死者和幸存者编制了一些偶然的名单。杀人者的行动则完全不同：斯大林杀人是有计划的，是按照次序的。而且不怕宣扬出去。对某些“人民的敌人”，他向全世界加以大声宣扬。而对于被斯大林杀害的人进行平反的工作，却是秘密地进行的。大概这里表现出了一些领导人的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也表现出了那些参加消灭运动的人十分自然的羞耻心。他们具有这种羞耻心已经很久了。因此对于杀害列宁的战友们、元帅们、科学家们和作家们的日期，他们还要隐瞒匠：20年。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在公布死者的材料时，是相信内务部提供的情况的。这个机关的认真负责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它执行了这样一项命令：把被斯大林杀害的人死亡日期分散在1935—1945年期间。如果将其死亡日期只限定在1937—1939年这3年的话，那将会出现一种使人感到十分寂寞无聊的情景。
从原则上来讲，领导人是不反对把事情公诸于众的，只是要掌握限度和分寸。人们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都写成是“被凶杀”，而关于列宁的战友们则说成是“被镇压”。他们认为这样说不至于使人那么害怕。
很多老党员都很想象从前那样，为党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在被平反的人中，有一位A．A．梅德韦杰夫，当他在中央的时候，曾敢于提到拉季舍夫①的命运。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把这个农奴制的最凶恶的敌人关进监狱和送去流放，但在流放6年之后，又让他参加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可是梅德韦杰夫的这种暗示也未得到理解。几年之后，梅德韦杰夫去世了。埋葬他时有很多人来为这位革命家送殡。乌德穆尔特（这位著名的师长在国内战争时曾在那里进行过战斗）的几位党的领导人也到莫斯科来为他送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梅德韦杰夫为革命树立了丰功伟绩而在死后奖给他一枚勋章。
①拉季舍夫（1749—1802年），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俄国革命思想传播者。他的主要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专制政权和农奴制度的残酷。书出版后被查禁。179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流放地回来后，重申废除农奴制的主张，再度蒙受迫害，被迫自杀。——译者注
死者生前进行党员登记的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预先通知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怎么，你们想为自己的这位被平反的朋友举办盛大葬礼吗？不行！”区委派出一位受托人即房管处的党组织书记（他是一个很象样的斯大林分子）去监视葬礼的进行。他首先发表了临葬悼词，悼词十分简短。接着这位受托人便下命令道：“拿棺材盖来！”但是棺材盖在一个诚实的人的手里。于是这时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便发表了讲话。接着又响起了“拿棺材盖来！”的喊声。继他之后沃特金斯克市委书记又发表了讲话……那个受托人又下令道：“拿棺材盖来！”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汽车开来了。他们抬来了一个用鲜艳的玫瑰花扎成的大花圈。德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走到棺材跟前，把一枚勋章固定在死者的衣服上。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预先阻止大使时，大使便发表了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到了斯大林进行政治杀害的牺牲者。“拿棺材盖来！”——那个受托人最后一次下了命令。
……追悼的钟声不再响了。70年代到来了。一位地位很高却叫不出名字的人郑重地说：“我们对亡灵已经感到厌烦了！”从这一天起，所有关于被害的列宁战友及一切著名活动家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在结尾部分都是一大堆好听的话，极力称赞死者对党的忠诚——既不提死亡日期，也不谈遇害情况。象“镇压”、“诽谤”、“牺牲者”、“专横”这样一些字眼，部成了铁一般的禁忌语。这样一来，被斯大林杀害的人就只得到了一种纸上空谈的永垂不朽。
而为了使被斯大林杀害的人的幽灵不去惊扰新的几代人，革命者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被取消了。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叛乱被瓦采季斯、穆拉洛夫、涅夫斯基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剧作家M．沙特罗夫却被迫在“7月6日”这天代替他们来表演一个波德沃伊斯基①。根纳季·菲施描写了芬兰的革命事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领导了赫尔辛福斯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接着却下命令把他“除掉！”于是《在1917年6月》这本书的作者就从自己的书中把他除掉了。
①尼古拉·伊里奇·彼德沃伊斯基（1880—1948年）是俄国革命活动家，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历任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主席，彼得格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等专职。———译者注
……在埃尔米塔日参观的参观团成员们被指给看一把梯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当年率领起义者就是爬上这把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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