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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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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令人难以忍受的手，因此他做什么总是背着总书记。
1923年1月24日，列宁把莉·福季耶娃叫了去，责备她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你在哄骗我。”福季耶娃企图使他相信情况相反，但是列宁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①他没有说错：无论是福季耶娃，还是沃洛季切娃，当天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她们秘密口授的一切准确地报告给了斯大林。
①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第二天，列宁又提起专门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1月27日，福季耶娃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知，文件在斯大林那里。1月30日，她记道：“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①2月1日，政治局终于准许把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交给列宁。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6页。——译者注
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建议政治局解除他担负的与监视列宁执行治疗制度有关的麻烦职务。当然，他是在玩弄手腕。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列宁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陷于迷误状态感到很痛苦。他们都听命于斯大林。列宁不能容忍民族政策方面的大国路线，因此，为了对付总书记，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来研究“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
列宁认为，应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列宁由于不相信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能解决尖锐的冲突，便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请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但是托洛茨基借口有病，拒绝了。②
①同上，第354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313页。——译者注
斯大林担心被彻底揭露，他断然禁止福季耶娃把日常事务向列宁报告。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材料（例如“遗失的”科巴希泽的声明），总书记终究还是对列宁隐藏了起来。
1922年10月发生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斯大林由于立即采取了拒绝垄断制的立场，便认为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研究文件和征求专家的意见。而患病的列宁却这样作了。斯大林留给自己的是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利。但是列宁却说服了各中央委员，使他们相信保存和巩固垄断制的必要性。于是斯大林便撤回了原来的意见，说什么“鉴于近两个月来积累了一些新材料（！——本书作者注）……因此我认为自己应该声明收回自己原来的反对意见”①。斯大林借口积累了“新材料”（其实对于旧材料他也是不屑一顾的！）而使自己保住了体面，并在需要的时刻附和了多数。
①《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4卷第589页第201注。
斯大林表明自己是一个玩弄政治手腕的行家。他在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中巧妙地玩弄着这种技能，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最高任务”（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一个术语）——损害病中的领袖①的健康。
①“领袖”自然是指列宁。——译者注
总之，在1922年12月，中央全会站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来。斯大林自然又站到多数人一边。可是过了半年，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竟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历来都毫不动摇地衷心拥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人，说什么“对外贸易垄断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无需用新的证明材料来加以证明的”。这时列宁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逝世前不久，由于认为斯大林不可信赖，便请托洛茨基不要削弱对垄断制的反对者施加压力。
1923年4月是斯大林感到惊慌不安的一个月，因为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将发表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一封信①。斯大林在党内居于高位以来已经一年了。当然，总书记只不过是中央书记处中的第一书记，他并不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此时斯大林还只是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手掌下面观看世界，没有企图损害他们的威信。但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毕竟是他通向极权的唯一途径。眼下应当克制！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55及其注释。
列宁已经卧床不起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信的话，定将掀起一场喧嚷的辩论来，那时，斯大林关于在俄罗斯联邦的庇护下把所有共和国以拥有自治的．身份联合起来的建议就会通不过。那时，他斯大林甚至有可能连中央委员会都选不进去。历史指点给了他一条出路。科巴在什么地方曾经读到过法国的一项发明——“筹备会议”或者叫“元老院”①。是呀，是呀，建立一个筹备会议，只让它知道这封危险的信的内容也就行啦。而为了更可靠地对列宁派进行封锁，就应当从有威信的人中安排自己的一个人来担任代表大会的会议主席。这样一个解救之计被总书记想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技术问题。
①该词用于俄国时，译“筹备会议”，用于法国或其他国家时，译“元老院”。——译者注
“为了安排好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并使代表们能有最好的条件来得到情报”，中央全会建立了一个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这个决定于1923年4月15日被通过。4月18日，代表大会主席团从列宁的秘书处那里拿到了关于“自治化”的信之后，通过一项决定：在“筹备会议”的会议上来宣读列宁的这个文件，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的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部成员是按照总书记所需要的精神挑选出来并加以说服的。在需要的时刻，自己的那个人就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个人还是加米涅夫。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担任会议主席的就是他。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821页。
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穆季瓦尼。他本来想依据列宁的信来发言，但是主席不允许他引证这个文件。“主席：穆季瓦尼同志，你需要听从主席的。你们自己已经决定，这些信将通报给各代表团，因此在这里，这些信将不予公布。穆季瓦尼：我并不公布，我只是引证其中的一些地方。主席：把引证的地方加在一起也就等于公布。如果你打算遵守为了党的总的利益而通过的我们的共同决定的话，那我就请你不要在实际上公布我们决定不予公布的东西。穆季瓦尼：这就是说我必需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不能根据我作的笔记来发言。”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96—498页。
主席的这些呵斥就是对以后发言者们的警告。加米涅夫殷勤地把自己那软骨头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已经是多少次了呵！当他把自己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时，还依然天真地认为，似乎他正在、而且将永远是在摆正刚开始其一生事业的总书记的脚步。
列宁既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就应该由某个人来制止狡猾的政客和振奋被“纪律”所束缚的代表才是……可是托洛茨基在打瞌睡。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向斯大林开战。但是列夫①却睡过了头，把该蹦跳一下的合适时机错过了。
①列夫是托洛茨基的名字。——译者注
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①。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是分析危急的形势吗？不，总书记登上讲坛不是要谈这些。他谈的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要相信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愿意谈什么便谈什么，但就是不谈自己的错误。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79—495页。
斯大林宣布对参加联盟的各民族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但却只字不提对格鲁吉亚和邻近一些共和国的各民族在行政上所实行的强迫措施。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以貌似科学的口吻讲述原始现象的派头，企图来空谈理论，但同时他却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列宁的意见、列宁的信。总书记顺便谈到了格鲁吉亚的那些“倾向分子同志”（他羞怯地指出，“人们这样来称呼他们”），并证明：如果格鲁吉亚脱离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联盟，那它就将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同时他从地理教科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小学生们用的证据。
总之，他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而是对虚构的“官吏”和外高加索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辱骂，对列宁的文件保持缄默，并进行蛊惑性的欺骗。然而毕竟有一些列宁主义者能够透过尘土飞扬的云雾看清他玩弄的政治手腕。尼古拉·布哈林指出，斯大林由于把大国沙文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便只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揭穿了那些打算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确定一种“中间路线”的企图（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斯大林支持的那种“中间路线”吧）。他特别指出了斯大林玩弄的提出反诉的手腕，说什么“首先你们要克服自己的民族主义”。
斯大林还有一个机会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试图对列宁的拥护者予以驳斥，这个机会就是结束语。但是他却利用结束语来诬蔑论敌，要他们想起从前党所犯的“过错”。他还顺便指出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接着，总书记责备织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为首的整整一大批人都过分地夸大了良族问题的意义，因此，据他说，他们“忽略了一个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总书记把所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包括加米涅夫——穆季瓦尼的对话，都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而他的政治继承人们所关心的则是，即使是经过删改的速记记录也不得再版，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68年为止。关于“遗失的”列宁的文件，如列宁1919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雅·阿·雅柯夫列夫说，“这份文件丢失了……我怕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失了。”①现在说的是斯大林避而不谈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究竟丢失了多少文件，这都要由斯大林来负责……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96页。这篇演说，无论是在代表会议的记录里，或者是在1923年4月以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的那一卷里，都没有发表。
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那就是：要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使用强迫的方法；要使党的所有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总书记的意愿；暗中破坏列宁的方针和不间断地使患病的领袖感到烦躁；加剧冲突；煽动对抗；揭露夺权斗争中的政敌和竞争者，并将其拥护者记下来（集中火力对付他们！）；网罗帮手，并“在工作中”检查他们和训练他们。而关于斯大林所解释的民族政策，只能说它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和镇压任何异己思想的一种手段。
第十二次党代表入会进行得不顺利。诚然，斯大林摆脱了困境——他是化了很大力气和玩弄了很多诡计才得以摆脱困境的。有时候总书记被逼到深渊的边缘，甚至不得不往深渊里看“一看。他坐在主席团里时，表面上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内心里却不住地颤抖——万一他的那些“采掘工们”不再为他卖力了呢？总书记气得发了疯。他决定要进行报复，要不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而硬是要改变辩论的进程。要是列宁主义者们知道斯大林打算把国家变成兵营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将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大国沙文主义或是把大批的人处决）实现他那美妙的梦想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呵！那样的话，布哈林大概就不会去捍卫“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一斯大林同志”了。但是，修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地反对列宁——这不是斯大林扮演的角色。
米尔赛义德—海达尔·苏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干劲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苏丹一加利耶夫决定宣传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这是一位行为不谨慎的同志。斯大林给了他以意外的打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苏丹一加利耶夫布置了专门的监视——连在联系方面（邮件、电话）也对他进行间谍监视。这样；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开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过了3个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了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4天，从6月9日至12日。在这4天之中，与会者谈到了苏丹一加利耶夫，对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而他无法回答他们，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已“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这次会议的各种材料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一直被搁置了50多年之久。在这次秘密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关于苏丹。加利耶夫反党反国活动的报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作关于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各项决议的报告，而是代表监察委员会进行粗暴的斥责。
斯大林在心里选定了这个行政手腕之后，预见到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因此，无论是古比雪夫，还是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们都没有忘记说一说被指责者的革命功绩，提一提他在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样才能立即置他于死地呢？首先应当把苏丹一加利耶夫辱骂一番，然后给他扣上“苏丹—加利耶夫作风”这样的政治帽子，再谈一谈他的正在变为背叛行为的民族主义倾向，顺便提一提把300名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为了吓唬少数民族中那些执拗而任性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
斯大林为自己还提出了一项任务——破坏列宁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这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党内广为人知的人。他开始教训与会者说，应当从“苏—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训：不要去考虑大国沙文主义，而要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积极地进行斗争——这和总书记反列宁的方针完全一致。不，曼努伊尔斯基并不反对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甚至欢迎这些决议。遗憾的只是这些决议在地方上放纵了“民族的自发势力”。同志们，决不能够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自由宪章”！
老布尔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在斯大林的乐队里，认真负责地演奏了自己的独奏部分。总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伴奏曲——赛义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个被逮捕的“倾向分子”的同乡）的发言。在严实的党的官僚主义的帷幕后面上演了一场亚洲风格的戏剧。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谈到，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民族区域里弓！起了不良的反应。赛义德一加利耶夫说：“如果不便于把这个地方删去的话，那么……应当强调这不是反应，而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后果。”至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嘛，那么发言人认为，它引起了很多的传闻和“不正确的解释，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并没有任何令人恐怖的东西”（大厅里发出了笑声）。
为什么斯大林把这个丑角放到舞台上去了呢？他从谍报机关的情报中得知：赛义德一加利耶夫渴望向苏丹一加利耶夫报私仇。原来在鞑靼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过程中，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在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征税时作得极不平等。当不满者起来反抗时，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宣布这种反抗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在外省已经掌握了斯大林的方法）。根据苏丹一加利耶夫的坚决要求，把这个无能的行政人员从鞑靼共和国调了回来。现在在会议上，这个气恼的人便毫无阻碍地对苏丹一加利耶夫进行起报复来。
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奏法。斯大林那一大帮人在准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时所关心的并不是去分析产生“苏丹一加利耶夫作风”的原因：当地的情况和“这个倾向分子”的个性——对这一切决议都不去考虑。但是，对于利用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私敌来反对他这一点，总书记却没有忘记。
可是不管斯大林怎样精心地准备了这次会议，要想预先防上与会者发表批评意见，他是不可能做到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责备中央没有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责备中央发的通告有增无减。伏龙芝揭露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玩弄把重点转到“法律形式”方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了一种意图，这就是力求夸大“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而损害主要的东西——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伏龙芝要求党把实际援助落后民族复兴事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斯克雷普尼克对斯大林分子发动了毫不妥协的进攻。他公开声明，某些与会者企图利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来改变党的政策而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背道而驰。“完全正确！”一托洛茨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他也只限于作了这个插话而已。可是要知道当时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或者是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是能够对科巴进行揭露的。
接着发言的是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图·雷·雷斯库洛夫。苏丹一加利耶夫在被捕之前不久就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打算反对他的是什么。他未曾想过要建立任何秘密组织，他想的是同其他同志们一起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捍卫在民族边疆地区实行的明智政策。他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了雷斯库洛夫，而雷斯库洛夫便向与会的代表们叙述了信的内容。
真理本来是可以妨碍斯大林把他的打算进行到底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倾听雷斯库洛夫的呼声。伊布拉吉莫夫建议对每一个“苏丹一加利耶夫分子”都加以询问，问他画的是什么十字？对那些拒绝声明苏丹一加利耶夫是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将其驱逐出党。沙米古洛夫要求对所有与“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有关的人，都要追究其责任（试问：追究什么样的责任呢？）
A．伊克拉莫夫的发言大概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了。他说，在各地都积累了大量与党的民族政策有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去请斯大林或加米涅夫作出解释，因为他害怕他在这里被逮捕，被枪毙……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总书记透过他那著名的小胡子，露出了淡淡的一笑。足以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不只是在莫斯科人们都怕他。
六月会议帮助斯大林更准确地了解到各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古比雪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后来，当斯大林成了伟大的领袖之后，宽大为怀地允许他们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在家里。而对那些批评者们的命运，他就是另一种处置办法了。
“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是斯大林以不折不扣的职业家的水平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是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加下、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保护下、在托洛茨基佯装的中立态度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
1923年俄共（布）中央六月会议的材料立即作为密件来处理，有限的几份只发给了党的领导干部。有些东西背着党藏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加工他那管理党的方法。而管理，在他看来，任何时候都意味着镇压。斯克雷普尼克无意之中说出了一句有预见的话：“我担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本身会使我们的路线发生某种变动。”实际上，变动已经发生了。而且不只是在“路线”方面。象不真诚和玩弄政客手腕这样一些斯大林时期党的生活中的特点，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斯克雷普尼克在会议上已经公开地谈到了这一点。
在1923年春季时，要挽救局势还是有可能的。一年之后再来挽救局势，就已经晚了。列宁虽已开始豁然醒悟，但是在“科巴同志”这副假面孔的掩盖下，连他也未能看清这个埋葬十月思想的人的真面目。列宁恐慌不安地写到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斯克雷普巳克看出了官僚化在党内的一些最初迹象。
在1921—1922年，列宁时常思考通过哪些途径来改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并加强其同群众联系的问题。最高国家机构的状况也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之操心。他不断地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监督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决定以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建议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叙述出来。1923年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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