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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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跑马占地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是历史形成的，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说。军队宿舍的住房相当宽绰，将军多半住小楼，至少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也“不同凡响”，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当时二环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三里河地区是机关聚集区，房子好，住房也好，过去是最好的区。”任志强回忆说。

对于各个机关、单位“跑马占地”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王军的《城记》中这样写道：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新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们的社区——大院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社会的主体。

大院文化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

北京城的大院长久以来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云路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和作为“京都三部曲”的前两部《昼与夜》、《衰与荣》，才真正将高墙后面的北京揭开了一角：大院里的北京。人们看到了进出于大院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厅里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运筹帷幄，干部子弟的家庭沙龙，作家、记者、艺术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层北京的众生相。

大院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学校、科学院各研究所、剧团、医院等等。部门大院是本部门职工的集中居住区；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独立空间。

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力图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就相对较弱。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将之称为“本位主义”或“部门所有制”，但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部落主义”，应该说颇为传神。

围墙封闭的广大院落内，居住人数上千人至数万人不等。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设有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等等，有的则还设有幼儿园、小学、医院、粮店，以及邮电局、书店、储蓄所、附属中学、派出所等等。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单位包下，几乎都可在大院内得到解决，大院居民可以长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19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关于大院的“闭塞”和相对这座城市其他建筑而言的“难以包融”，《城市季风》一书中写道：“围墙所体现的戒备、排拒和防范心理，不能不说是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的文化遗迹，与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为比较，上海的围墙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较为低矮、单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篱笆是墙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华东局和市委机关大院、淮海路的宋庆龄宅邸也均为竹篱。与密不透风的水泥墙比，它显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大院不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承载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果不拘泥于大院的地理分布和各种具体差异——它至少包括胡同中的“深宅大院”、旧城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城外具有综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说，大院同时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区”，从中生长出的，是与胡同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异的“大院文化”。

等级和资历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杨东平这样介绍：“和四合院各种身份职业的居民杂处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他们在大院内的聚居方式并非在社会流动和迁徙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资历和等级分布。这在部队的院落最为显著。有将军楼、校官楼等等，以及与干部居住的楼房相区别的普通工作人员居住的平房。”

“工作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既添加了较多的人际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间添加了较多的工作和等级关系。同事关系转化为邻里关系，但这主要是‘同质邻里’，即资历、地位、年龄和住房条件相当的一批人。参谋和干事的妻子互相引为知己，正像大学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互为邻里。邻居谈天的重要内容，是一轮大院（单位）内部的人事；邻居的造访，很可能是次日的会议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级很少到上级领导家去串门；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邻里之间仍以职务相称；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长也要敬礼致意。”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

这就是大院向外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关于地位，关于身份，关于优越感，关于强烈的等级关系和严密的圈子意识。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释放出来。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但是，当1990年代大院拆了墙，各大公共媒体都争相欢呼，认为大院的权威性在消解，“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时，有人却发生了不同的声音。

作家北村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形的墙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里的隔膜并非轻易可突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在层次与层次之间，通道很窄。

子弟凶猛

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为新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过，他们的人格特征被笼罩在统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点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而彰显的，他们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作家罗永浩就是个“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谓的“县委大院”，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