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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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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连马云自己也说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思维、两种模式的冲突日见明显，即商人和官员的冲突日见剧烈。尽管EDI给了马云很高的礼遇，很高的职务，但马云心里清楚：他不过就是一个做网站的高级打工仔。他和他的北京团队一直都是外经贸部的编外人员。如果部里有会做网络的人才，谁会找他们？
在马云参加的外经贸部的大小会议上，那些中央和地方的经贸官员，谁会把马云看在眼里？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一切本来就是常态。更何况是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
张瑛（马云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知道马云受冷落，但他是个很乐观的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来不说今天很郁闷，很气愤，他总是用平常心对待这些，总是给我希望。”
马云的痛苦和烦恼从不表现出来。但是马云进京是来创业的，是来追寻他的互联网梦想的，他不是来简单地打工挣钱的。
到了1998年底，网络大潮席卷全球，中国也第一次出现了网络热。五花八门的网站如雨后春笋，新浪、搜狐、网易一路高歌猛进，曾是中国网络第一人的马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马云怎能不心急如焚？
马云所面临的无非是两条路：留在北京，或者离开北京。若留在北京，机会倒是有，比如当时的新浪和雅虎都希望马云去加盟，但马云认为北京的网络太浮躁，很难成事；况且马云已经受够了在政府企业里做事时条条框框的束缚、磕绊与畏首畏尾。马云敏感的直觉告诉自己：中国的网络形式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全世界互联网高潮马上就要到来，留在政府里对不起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1998年年底，马云突然向大家宣布：我要回杭州了！
决定之后，马云把他从杭州带过来的团队召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留在部里，这有外经贸部这棵大树，也有宿舍，在北京的收入也非常不错；你们在互联网混了这么多年，都算是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到雅虎，雅虎刚进中国，是家特别有钱的公司，工资会很高，每月几万块的工资都有；也可以去刚刚成立的新浪，这几条路都行，我可以推荐。反正我是要回杭州了。”
接着马云又说：“你们要是跟我回家二次创业，工资只有500元，不许打的，办公就在我家那150平方米里，做什么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如何抉择，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当时，不管多么反对，多么不理解，但真到做抉择时，马云这支13人的团队没有任何人犹豫，也不用三天时间考虑。五分钟后抉择就出来了：全部跟马云回杭州！
湖畔花园的激情
回到杭州，马云说，“我要创办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后的阿里巴巴集团，而它诞生于杭州西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湖畔花园。确切的地址是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号——小区中一座4层居民楼中的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面积150平方米，这里本来是马云的新家，还未来得及住就被拿来当做了阿里巴巴的办公地点。
当时，阿里巴巴的模式对于的中国互联网来说，是非常独特的。起初，马云团队的大多数人认为做一个像雅虎、新浪那样的门户网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马云认为“大部分人看好的东西，你不要去搞了，已经轮不到你了”。于是，阿里巴巴没有拷贝任何已有的成熟模式，选择创新，而创新的风险十倍于拷贝的风险。如此“出格”的冒险之举，放在北京，放在外经贸部或者国富通的框架里运行，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1998年圣诞节前，张瑛和蒋芳（后任阿里巴巴B2B…ICBU总经理助理）先行返杭，开始布置湖畔花园的“办公室”。张瑛从家里找来地毯和窗帘，又找来一个烧油的取暖器和几件旧桌椅。一切因陋就简。后来，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用报纸把四周的水泥墙糊了起来，这是唯一的装修。所用中英文报纸全部是IT技术类的，等闲人还看不懂。
湖畔时代是阿里巴巴激情燃烧的时代。
作息是早9点到晚9点，每天12个小时，这是正常作息时间。加班时，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加班又很经常。谢世煌（后任阿里巴巴战略投资董事总经理兼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说：“湖畔花园里有一个小会议室，可以打地铺，那时睡办公室的时间不比睡租房少。”
创业初期曾访问过阿里巴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这样写道：“没日没夜的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
数月后《福布斯》杂志的资深记者贾斯汀·杜布勒在马云夫人的带领下参观了阿里巴巴创业时的房子：“20个客户服务人员挤在客厅里办公，马云和财务及市场人员在其中一间卧室，25个网站维护及其他人员在另一间卧室。……像所有好的创业家一样，马云知道怎样用有限的种子资金坚持更长的时间。”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插曲。
有一天，几个工程师工作到早上5点40，天亮了，大伙还没睡觉。有人提了个建议：出去逛逛。于是，几个人呼啸而出，打的来到西湖边。
这些人被关了几个月了，没时间进城，更没时间到西湖来，跑出来有点像羊群出圈。当时正值早春，细雨霏霏，柳丝轻扬。几个人跑到断桥上，大喊大叫，引吭高歌。在西湖边上潇洒了一小时后，他们又跑到知味斋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跑到新华书店，每人买了一个“背背佳”。尽兴而归，回到湖畔花园时已经快10点了。
发现所有其他员工都站在凉台向他们眺望，个个神情严肃。马云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没事了，你们回来就好！”
原来早上大家来上班，发现所有的工程师都不见了，服务器也死机了，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留条。每天这会儿他们都应该在地上呼呼大睡的。一些人有点慌，甚至提出要报警，工程师失踪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凉台翘首远望。
从这些年轻工程师的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阿里巴巴的创业精神。他们能彻夜苦战，也能苦中取乐。有时他们半夜看鬼片，看完就搞恶作剧。有一天，半夜12点，几个工程师在小区路边干聊，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就想吓他一下。在那个人快看见秋千时，他们把秋千高高荡起，然后赶快躲起来；那个人看见无人的秋千，吓得半死，赶快溜走了。而这样的轻松自在，在外经贸部的灰白大楼里加班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1999年11月5日，张璞（后任阿里巴巴人力资源总监）第一天到阿里巴巴面试，他回忆说：“到了湖畔花园后，感觉这个公司有点怪，像皮包公司。进出以后，感觉不好，黑灯瞎火（因为停电），门口摆着一堆鞋，房间的地毯上躺着20多人，有臭味……”
湖畔花园150平米内的这20多人，显然臭味相投。正如马云激情昂扬的演说那样：“就是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失败了还有这个团队，还有一拨人互相支撑着，你有什么可恐惧的？今天，要你一个人出去闯，你是有点慌。你这个年龄现在在杭州找份工作，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你拿得到，但你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干劲，这种闯劲，三五年后，你还会再找新工作。我觉得黑暗中大家一起摸索一起喊叫着往前冲，就什么都不慌了。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啊！啊！啊！向前冲，有什么好慌的，对不对？”
这就是小个子马云的故事。如果在浏览器中输入。haibofanyi。（马云以英语老师的身份下海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海博翻译社），你会看到马云手写的一句简单但又令人震撼的话：永不放弃！
结语：为自己造梦！
著名的学者、已故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莱安·费尔普斯常说：“想最幸福的事就是最幸福的人。”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想最成功的事就是最成功的人。
夫志当存高远。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道理。但是，现在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当初，你喜滋滋地举着五毛钱的冰棍儿，心里想着将来要遨游太空；如今，你每天节衣缩食，步行好几里路去地铁站，只为了节省2块钱公交费，为了那套二居室的房贷……“北上广”有什么不好？“北上广”就这点不好：它欺负弱小。
所以，马云离开了——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窝孵化阿里巴巴，孵化他的理想，在他还没有真正壮大之前。
马云们离开了，但依然不断有人涌入“北上广”。2010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指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仍有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居住地。其中，97％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希望自己仍居住在这三个城市。调查还指出，农村受访者也表现出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较强意愿：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38。9％的比例，并且，年龄越小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
而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于2010年6月在其招聘网站上进行的一项关于“逃离北上广”的调查，则揭示了大城市的另一面。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公司白领中，有近六成表示有离开这些城市的打算。这项调查的参与者中，66％为男性，大专以上学历占91％，21％的受访者来自外资企业，有两至五年工作经历的占41％。
新浪网也联合《新京报》，针对北京的生活压力，做了一项《北漂，你打算“回归”吗？》的专题调查。在调查中，38。7％的职场人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其中，有82。5％的职场人考虑过回家乡或者非一线城市发展。“如果二三线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会选择离开北京吗？”对于这个问题，69％的职场人选择了肯定答案。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钱锺书笔下的“围城”现象，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中国特大城市，已然愈演愈烈。
其实，无论“冲进去”，还是“逃出来”，都不过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关键在于你追求的是什么。
显然，马云追逐的是他的理想，他的“互联网之梦”——做中国最大的网站。所以马云们离开了北京，1999年3月10日在杭州才有了一个叫阿里巴巴的网站。
时隔八年之后，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但作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和创始人的马云只持有阿里巴巴B2B子公司5％的股份（1。89亿股），以招股价上限计算，上市后马云身价为22。7亿港元。在胡润百富发布的《2007胡润IT富豪榜》中，百度李彦宏以180亿元身价成为IT首富，史玉柱、马化腾分别以135亿元、120亿元的身价占据了二、三的位置。而已经在香港交易所IPO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则以50亿身价的估值位列第8。
原因很简单，马云在这些人中持股水平最低。马云只持股5％，而盛大的陈天桥持股75％，百度的李彦宏持股25％。
马云曾说：“我已经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了，也不想成为世界首富，从未想过。”所以阿里巴巴不造首富而造群富，不追求个人巨富而追求员工共富，这就是马云的境界。他追求高于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回报。
如果他只想赚钱，当初就不必离开国富通，不必离开北京——作为外经贸部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当时雅虎和新浪都曾以高薪打算挖他过去。但如果他不离开，也就不会有阿里巴巴，更不会有今天的马云。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我们讨论离开，不是要你放弃，不是让你倒退，更不希望你掉进二三线城市安逸但平庸的生活里，而是不想看到你囿于一线城市的光线外表不能自拔，更希望你能怀揣梦想，看清现状，冷静分析，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起跑点。然后，狠狠出击！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北京，因为她昨天是皇城，今天是首都，明天是世界城市，所以对所有外来者均“另眼相看”，即所谓的势利。
她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这里路大，地盘大，官大。其他城市经济再发达，人再多，也顶不过“首都”二字。这就是北京的命。
北京同时还是座被“圈子”套住的城，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如今的北京是六个一环套一环的城。在这些有形的“圈子”里，还有无数你看不见、但感觉深刻的小圈子，这些圈子用来划分阶层、等级、财富、户籍、文化程度，等等。
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读城记》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路大欺人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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