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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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社保基金的窟窿越来越大，连俞正声都不得不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上海做了什么？让外来人口一起参与进来，与上海市户籍人口一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2009年7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俗称“城保”）对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员打开一扇门——允许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在上海缴纳城保。

根据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最新规定，从2009年7月1日起，外省市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应当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并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或者为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以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2009年2月公布的户籍新政，也意在吸引符合条件者申办上海市居住证，这样的人群，在上海市有近200万，而7月份改革之后，上海纳入城保范围的是几乎所有外省市户籍在上海就业人员，数据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达到600万之巨。

以一个持居住证者月平均工资5000元计，其企业缴纳的“三金”额一个月即达到1080元，全年即12960元，目前上海市持居住证人口约21万，仅此一项，社保基金每年增加收入约2。7亿（社保资金中企业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医保和社保，略有区别，难以精细计算，但企业缴纳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入统筹账户的）。

而从远期来看，上海有约200万外来人口都是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如果这200万人全部办理居住证，那社保统筹账户每年可增收27亿，可以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保“穿底”的压力。

但是，上海在对外来人口打开这扇进门的同时，另一扇出口的门却还紧紧地关着——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了城保，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金。

“这是一条只看得见进口，看不见出口的路。”在上海市某台资企业工作的王蕾说。在上海，和王蕾处于一样状况的人有近600万。眼下的问题是，只能缴费却无法领取保险金严重影响了这600万人的缴费热情。

“按照目前的政策，参加‘城保’之后，拿到的钱可能更少。”这是王蕾研究完新政之后的结论。

根据新政，没有上海本市户籍的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城保”，在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之后，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现行的政策，缴费人可以自己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将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和年限转过去，但是，能转移走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不能转。”社保局的相关人士表示。

这就意味着，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户籍人员，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医保账户的情况也和此类似，离开上海时只能转移走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则不能提取。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供的信息，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人员，每缴满12个月，可获得一张老年补贴凭证，在男性年满60，女性年满50周岁之后，可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目前大约是1000多元。

“我算了一下，基本上等于几十年后拿回本金，但好歹还能拿到单位为个人缴纳的部分，而一旦参加缴纳‘城保’，将来转回原籍，等于单位缴纳的部分一分钱都拿不到。”王蕾说。

尽管拥有居住证的公民一样可以在上海享受子女就学、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保政策，但是细究起来，其待遇却大不相同。

首先，拥有上海市户籍者，必须参加上海市城镇保险，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四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办理居住证的劳动者只强制缴纳“三金”，企业无须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

其次，居住证和户口最大的区别在于：持居住证者尽管在上海缴纳养老保险，但并不纳入上海的养老体系，不能在上海支取养老金。换句话说：企业为持有居住证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劳动者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是一样，持有居住证者，退休前可在上海享受上海本地医疗保险。而退休后上海不承担居住证的医疗保险，退休后需要转回原籍，只能转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不能提取。

正是这些支取条件的限制，加上从2002年至2009年1月，居住证转户籍的大门一直紧闭，使得上海市居住证的办理比例一直不够理想。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外来人口近600万，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超过433万人，但这其中占多数的是临时居住证，达到392万人，临时居住证的办理者多数办理的是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而非城镇保险，而可以办理城保的人才类居住证的不过20万人。

上海600万外来人口中，有200万属于吸引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对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表示，但这部分人群中，办理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提供的一组数据更能反映问题：2002年推出居住证制度的当年，上海办理人才类居住证7500人，当年户籍引进4。67万；2005年，办理居住证人数才首次超越办理户籍人数，至2007年，上海办理居住证5。43万人，当年办理户籍2。42万人。而这背后的背景是：从2004年起，上海大幅度提高了进户籍的门槛，60％以上的本科生申请不到户口，只能申请居住证。

在这种情况下，为居住证转户籍撕开一道口子，好让更多外来人才积极主动申请上海市居住证，以便增加缴费人员的数量，成为上海最现实的选择。《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中，也鼓励参保人多缴社保。在第六条（激励条件）中提出：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技术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可不受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等级的限制，可以优先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仔细一瞧，上海市实施的一系列对于外来人口、人才引进、户籍改革的措施，全都可以落实到一个字：钱。而上海的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在这座城市看来，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她的魅力掏钱，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了“成为上海人”买单。

2。白领被“白领”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白领”？按美国的标准，白领是指年薪在8万美元、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

但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词又变了味儿。所谓“白领”，就是今天发了薪水，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方便面，摸摸口袋剩下的钱，感叹一声：唉！这月薪水又白领了！——有位网友这样解释自己的白领身份。事实如此，近些年，白领们头顶的光环已渐渐退去。

尤其是在昂贵的上海。对“白领”们来说，上海就像吸血鬼，将他们的人生瓶盖打开之后，插根吸管，把瓶子里的“青春、热情和希望”一饮而尽——三分之一拿来养活现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来养活未来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养活“别人”，所谓“别人”包括餐厅老板、KTV业者、服饰店小姐，还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幸福感最低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它是当时惟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驻沪机构派员的市属国有企业。从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驻机构雇用本地员工有了通畅的正式渠道。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墙建筑，让当时还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弹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进出男女个个西装革履、体面至极，以致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然而，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于2005年对京、沪、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万至2万元、年龄在23岁至38岁、所属不同行业的白领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里当白领，物质满足度相对其他城市可能较高，但幸福感最低。

53％的上海白领购买过奢侈品，以23…3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而北京的比例为45％，以28…35岁白领为主；广州为37％，以25…32岁年龄段为主；深圳为28％，年龄段以27…35岁为主。

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在购买高档服饰、家具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锐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分析说，23…30岁的年龄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说明上海成熟白领对奢侈品消费渐趋于理智，但年轻的高收入白领们却大多抱着盲从的心态在消费奢侈品。

为什么上海的年轻白领会出现这种心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又逐渐减少呢？可锐同期对京、沪、穗三地跳槽白领生存状态的调查，可以给出答案。

该项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工作现状，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北京为53％，广州为47％。

分析认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工商社会，其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再次，虽然上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市场，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识比较强，爱比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谈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费、就业环境等带给人们的物质压力更是明显。

虽然收入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遥遥领先，但在四地白领幸福度的比较中，上海白领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却是最低的。可锐职业顾问通过幸福指数的比较，比如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为重点进行综合调查，上海白领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领的幸福度最高，随后是广州、深圳。

说白了，上海白领的压力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贵，而置身于这个繁华大都市，贫富差距格外鲜明且刺眼，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

不如蜗牛

《解放日报》曾于2009年刊登了一篇对该市白领生活状况调查的文章。该文透露，上海白领生活中的住房开支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高，给大部分白领带来压力。

在被调查者里，每个月挣3000元以下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几乎全部在10％以下，这些人都是有住处的上海本地人，因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还房贷的费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这三档收入水平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分别在10％、10％…30％、30％…50％这三个档次。

“在上海，买不起房，工作压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归去！”这是白领小于在离开上海前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小于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和丈夫两人的月收入税后都有7000多元。然而，这样一对业绩可观的白领最近却考虑“出海”——“跟着老公回重庆”。小于说，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错，不仅待遇优厚，公司还经常会有去日本培训的计划。“如果我们有套房子的话，在上海的日子其实是很滋润的。”

然而，今年已经年过30的小于怀孕了，这让她和丈夫必须要考虑房子的问题：“我们两个的存款过日子绰绰有余，但是要买房却是望尘莫及。”小于说，自己和丈夫几年前就考虑过要买房，但是当时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无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庆的解放碑附近买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商铺。

“当时我们想先投资买个商铺，租金可以存起来在上海买套房。”不过，几年下来，小于靠着重庆商铺出租赚来的租金远远抵不上上海楼市涨价的脚步。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又需要住房，于是，小于和丈夫就考虑着要回老家了。

由于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于的老公在重庆得到了一份外资公司客户经理的职务，月薪9000元。小于说，来到重庆，“钱赚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质量却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房子位于重庆的市中心。考虑到小宝宝马上要出世，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楼市的频频跳价中，不断攀升。年轻白领想要在上海落脚的梦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渐脆弱，房租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不少白领望楼兴叹。“我希望能够在上海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梦即可！”27岁的童睿（化名）感叹说。

童睿说，虽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凭借刻苦和努力，毕业时他以一人独得6个offer的成绩“笑傲”全班，在众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中，广告专业的童睿最终把一家大型公关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时这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大部分同学得到的工资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这样拿到5000元工资的毕业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带着即将踏入社会的喜悦以及得到较高月薪的骄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住。“当时的房租是1500元，我觉得相对于我5000元的工资来说绝对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挣扎在温饱线

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生育槛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