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结语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

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上海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就是重利和趋利，由此延伸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以及乐于用高档消费来进行身份的表演。对上海人来说，消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他们真正追求的是这项消费带来的“身份感”，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讲排场、爱体面。

同时，上海人更看重实际利益的结果，这也使他们不拘泥于过去，欣然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并基于交流的便利性，而使上海话逐渐衰落，转而使上海成为一座“不说上海话可以，不会普通话或英语就万万不行的城市”。

一切都指向了上海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正如一位上海青年打算与农村户口的姑娘恋爱，遭家人反对而心烦意乱。《新民晚报》的“全家福信箱”就这样开导他：如你俩已难舍难分，分手后会影响你一辈子，则要三思而后行；但如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根据现行户口制度，子女往往跟女方入户，婚后孩子、口粮、读书问题很多，加之夫妻分居，久而久之也会影响感情，“与其这样，不如趁早分手好”。上海人的实用理性可见一斑。

1。铜钿眼里翻跟头

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气。其实，说穿了就是上海人趋利、重利，以及对金钱和物质的极大推崇。听过一则笑话，是说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园，两个老太太在聊天——说“您琢磨着本·拉登这小子究竟跑哪儿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说“我前天买的那只股票又涨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财富焦虑

自从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股票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宠物，就像伦敦人见面聊天气一样，几个上海人凑在一块儿就必定聊股票。2006年“沪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让2007年的上海沸腾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增设半小时休息时间，以“方便让员工炒股”的公司规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台湾《Smart智富》与上海《理财周刊》合作，针对上海市与台北县市居民，进行理财行为大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民众比台北民众在理财方面更多焦虑，最近1年台北民众50％没有投资理财，而上海有理财的民众高达97。8％，多数台北人不理财，焦虑感自然较低。此现象背后多层意涵值得注意。

从人生经验与财富累积阶段的关联来看。台北民众已经历过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房子、家电、汽车等资本财产多半都已拥有，也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是朱浩民认为没有太大理财焦虑的原因。反观上海，正在重演台湾1980年代的高速成长与兴盛，民众赚钱改善生活的欲望凌驾一切，脱离贫困、买房子、累积财富等都是目标。

还有是薪资水平与理财目标的差距为生活中最现实的焦虑。从两个城市民众的薪资所得来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约为台北的1/3…1/2（依据官方统计资料，台北民众年薪约为32…42万新台币；上海民众为4…5万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新台币汇率4。2比1估算，约合新台币16。8…21万元），但物价水平却因是外资汇聚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为例，小杯拿铁的价格与台北相当，但中杯与大杯的价格却比台北贵。

最后可由两地民众对退休金额的设定来观察。相较于32。8％的上海民众认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万…500万人民币（约840万…2100万新台币）才安心；台北民众却有32。4％认为只要存到新台币500…1000万元就足够，显示上海民众面对平均薪资低、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环境，又怀抱财富每年尽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财焦虑当然就高。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目前状态下，上海人面对这座城市里丰富的物质诱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追求。

实用主义

这种趋利、重利的心态，落实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惊叹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口号，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在池莉这个湖北仙桃人看来，这些标语都是“特别露骨头露鲜血的危险与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装修得十分诗情画意的餐厅，也在餐椅背靠上标明了这样赤裸裸的警告：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

池莉说，“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含蓄与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趋利、重利的心态，实践到生活中，就变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使上海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首先想到其中的经济纠葛、利害关系，而非道德伦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报》“咸淡人生”专栏，就曾刊登一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文章，针对一位出国女性希望为留在国内的丈夫找一个临时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愿望进行规劝，无道德教训，只细陈利害：1、现在女孩太厉害，要她们不为结婚，光跟你玩玩，没名没利的人，她们可不会瞧一眼；2、找一个纯情女孩，对你丈夫一往情深，你两人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护？3、若遇到一个刁难女子，与你纠缠不休，对簿公堂，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还是早打退堂鼓。

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共场合，“用眼睛捕捉女士们的眼睛，直至她们时不时露出一丝小鹿般的惊慌，我便会感到一种略含恶意的快乐。”然后引证审美的“距离说”，认为将上床视为最高境界划不来，不仅费力破财，“花上那么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欢，还要躲躲闪闪，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开水，还要研究如何撒谎”，如果“最后还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受到谴责”，便是“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种教人如何省钱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见之于上海，堪称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时时在在可见类似的实用主义。就拿上坟扫墓来说吧。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交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2010年的轨道11号线也为了分担扫墓客流，而赶在清明前试运营。

上海人的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书写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

“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

“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余秋雨也在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中说，“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诸如此类。

余秋雨认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上海人不仅喜欢内部“算计”，也乐于把这当做一种良好习惯，与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师在上海出差，问路。被问询的上海老大爷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还是A站下车为好。

不过，这种实用主义演变至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上海人的亲友关系中时，就显出了“金钱的冷漠”。黄阿姨是安徽来沪打工的钟点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认钱不认人”。她曾经照顾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两年多，平时儿女亲友很少上门，“老爷子一死，要分财产了，该来的不该来的全都来了”。

上海市妇联曾于2002年选取1006户上海家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了上海亲戚关系的弱化趋势。当询问受访者“您家在上海有几家走动的亲戚”时，有二成多的家庭连1户经常走动的亲戚也没有。调查还揭示，大多数上海家庭平时主要靠电话和亲戚保持联络，而和亲戚经常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时，上海人的邻里关系也呈现淡化趋向，“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被众多上海人抛在脑后。七成多受访者表示并非完全不认识邻居，但多数只是“点头打招呼”、“偶尔谈话”的关系，或仅限于“知道邻居姓名或职业”。能够与邻居保持经常往来的家庭只占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邻居经常往来。

保守规矩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实用主义，由这一群体趋利、重利的处事态度所演化，而对于实际利益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们太看重孜孜不倦争取来的既得利益，不肯轻易撒手，更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损失。而这一性格特征，由来已久。不妨看看19世纪50年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

一则流行的比喻说出了上海人和广东人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慢走，遇到红灯不敢走，还要指责别人绕着走，呼吁建立更多的红灯。广东经验中注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没有说不许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执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规定可以做的，而且执行政策许可范围内最严苛的下限。

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认为，“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他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即便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总免不了这份过度专注于得失的“乖巧”。杨东平就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们非常理智非常规范非常自觉，少有失误少有出格少有锋芒。乖巧和庸俗的结合，形成一个‘甜腻腻、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乐于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们总是期待社会的喝彩而什么也不损失，或者投入最小而产出最大，这需要精确地探测气候，‘轧苗头’的本事和打‘擦边球’的高超技艺——这是惟一值得冒的风险。”

杨东平说，“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沙叶新是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侠骨的上海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他的人格和艺术多少体现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价值”，但沙叶新“戏谑地为自己设定的原则仍不乏上海人的‘聪明’：标新不立异，崇洋不媚外，离经不叛道，犯上不作乱”。

所以，动什么也别动上海人的钱，越什么也不能越过上海人守财的规矩。否则，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涂”。用周立波的话说：“什么叫拎勿清？就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在饭店门口摆粥摊，在银行门口数一块钱，在阿扁面前谈‘洗钱’，在周立波面前说‘海派清口’。”

2。凡事上档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质论”者，而且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这是事实。所以，如果当你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听到某女紧张地呼叫：“不要挤我的LV包包！”请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么紧张，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咸菜馒头。

这就是上海人的“档次”，他们用消费来彰显身份。消费最初的意思是“耗尽”、“用光”和“摧毁”，这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性质，身份的表演。一场场消费的假面舞会，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恒隆广场隆重上演。

消费表演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费额只占全国总额的9。8％，在城市中仅排名第五。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购买力而言，确实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们在北京做推广时，曾有煤老板一来就买下价值700万元的宝格丽珠宝，还有人一次买了500万元的礼物给太太。”但如此一掷万金的事在上海很难发生。“上海人通常很务实，这也使得上海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更加精明，不冲动。”王陵说，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争相涌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却并没有最佳销售业绩，这就是上海人的“消费演绎身份”。所以，网友们会对那些在星巴克里端坐一下午只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领嗤之以鼻，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在消费中寻找虚假的身份感，仿佛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纽约人，或者和那些一样喜欢星巴克的华尔街名流成了同僚。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造就了中国最早的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发展了以大众趣味和市场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然而，这一传统却并无传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市民阶层，却不屑于对身边‘小市民’生活和心态的提炼、把握。诚如邓云乡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丰富的生活场景，如乘电车、小菜场、居委会、荡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们似乎更喜欢抒写上海西区的幽静、雅致，以及他们不太熟悉的新旧上海的‘上层生活’，从而标定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风》）

张柠于2001发表于《南方周末》的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妮宝贝在《告别薇安》一书中采用了“一种‘市民细读法’，或者说一种‘症候阅读法’，就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解剖你、确认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这种细读法”。

“比如，尽管是名牌服装，但搭配不得体；比如，还用电动剃须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须膏和剃须刨子；比如，香水味儿太浓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视。在这种种细读之下，他们用不着深谈，就能知道你是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等级、什么品味；是住在杨树浦的还是西区的，收入属于什么等级，甚至你的家族背景。进而选择是否嘲弄或蔑视你。不在上海摸爬滚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体、行为方式中每一个细节与身份的关系，想打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说，等级、身份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气息和动作。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法，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简单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对于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告别薇安》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