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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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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传奇缔造者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外贸之都”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夭夭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W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2。速度“话事”
话事，读蛙（wa，阳去声）士（xi，阳去声）。本义是用说话去传述事情，引申为行使权力。广东人的饭桌上常常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大家推来让去，总不去吃那只唯一的鸡头、鱼头或乳鸽头一类。因为或鸡首或牛头，均有一个指挥全身各系统的大脑和一张代表大脑发号施令的嘴巴。广东人对这一首脑行为一言以概之：“话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话事”的一直是经济发展和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和白热化的竞争，也让广州，尤其是深圳逐渐失去了“广东味儿”。易中天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粤语主阵地的广州，也在亚运年“掘金”之际，让广州人感到尴尬。
一位资深旅行社经营者说，广州也想趁2010年亚运会之际学上海世博会，搞旅游开发，但是“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广深珠游，可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面貌，而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吸引内地游客。对国外游客而言，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如西关文化等，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渐消失”。
30年内扩张30倍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读城记》）
那么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语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于它的年轻，与北京、上海搁一块，立马就没有历史上下文的照应了，唯一找到的坐标便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标志，30年内从200公里拓宽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记录，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于深圳特区中部；东起罗湖区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区南头特检站，全长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和景观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宽，设计部门提出要将其拓宽至50米。关于这个提议，很多人反对：“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修这么宽的马路要花费多少钱？简直是资源浪费嘛。”难怪当时的人们会这样想，有谁会料到它几乎记载了深圳的变迁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建设了。建设者们把道路中的一个个山头铲平，把路拓宽、拉直。与此同时，一幢幢高楼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长的一段深南路拓宽已完成，这时，人们发现，就连50米宽的路也开始堵车了。
深圳的发展总是在一眨眼间，50米后，深南大道又迎来了它的再次拓宽。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定位深南路：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做将来建设轻轨之用。140米的宽度同样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提出，这个宽度快赶上长安街了，但是后来被拓宽的这个140米至少说明了一点：深圳发展实在太快了。
拓宽与堵车就像一个胶片被快进，从空白的画片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占据画面位置，这座城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条道上被淋漓尽致的演示。对于它，有人这样赞颂：
深南大道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归属，
它展开了这个城市的开放胸怀：市民中心，中心公园，世界之窗，五洲宾馆；
它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天天长高：国贸大厦，地王大厦，报业大厦；
它雕塑了这个城市的美好瞬间：小平画像，拓荒之牛，深圳的深红，舶来的深蓝；
它拨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旋律：深圳书城，深圳大学，深圳大剧院，深圳科学馆；
它激活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华侨城，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
只是，这条大道总少了点人文韵味，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样带来了城市历史的“缺场”。
深圳速度
穿梭在深南大道上，你总会看到一座高160米、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之前，这是国内最高的建筑。当时，这座建筑不仅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还创下了另外三最“最早”、“最先”、“最快”。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是我国最先大面积应用滑膜施工的建筑；是创下“三天一层楼”最快建筑纪录的代表。
大厦建筑师向香港第一高楼和合大厦取经，不仅照搬一个旋转餐厅——“旋宫”，还在国贸大厦四方笔直的建筑主体顶端设计了一个停机坪。国贸大厦的落成不仅让“深圳速度”名扬四海，更成为当时向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那时，建筑工地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中建三局的上层和大楼建设者像攻关一样，以第5至10楼；7天一层；第11至20楼；5天一层；第21至30楼；4天一层；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3天一层；其中最快是两天半一层的速度完成了这座地标。
国贸大厦几乎只是深圳快速建城的一个开场白，随后，不仅在高度上，速度上、数量上，深圳后继建筑都频频刷新纪录。
国贸大厦落成四年后，深圳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纪录刷新了“深圳速度”，也以383。95米的楼高重塑了深圳的高度。2009年9月，新的“深圳第一高楼”奠基，那就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设计总高为588米。
深圳，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所感叹的“深圳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已经能够与世界其他著名城市中心区相媲美了”。他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时，对很多外国人而言，大家对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并不熟悉。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深圳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令我印象深刻。”
库哈斯发表这段言论时，正值他为深圳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封顶之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耸立在30多米高的“漂浮平台”设计，是世界上最大的悬挑平台，也是“世界上最大空中花园”，这个设计取意“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对于这座深圳和中国金融业地标，中建三局董事长熊德荣说，中建三局曾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如今一举攻克世界最大空中平台难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彪炳建筑史册。
但是，这种狂飙突进的快速建城却让人不得不反思著名平面设计师韩家英所言，“深圳是白纸一张，它跟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不一样，给它放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规划上更要有审美和长远的眼光。”
就拿深圳CBD来说，深圳CBD与上海的陆家嘴几乎同时于90年代初开始开发建设，时至今日，陆家嘴已经蜚声国内外，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香港中环比肩齐名，但在国内或国际上却很少有深圳CBD的声音。
如果你去过深圳，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官体验：在寸土寸金的城中心，一边是破烂的城中村，一边是豪华的商务建筑群，这种极端的不和谐显得十分扎眼。
最典型的就是福田CBD金田路两侧的建筑，西侧是高档写字楼与五星级酒店，东侧则是岗厦河源片区的农民房群落与工业厂房。2010年7月22日，《南方都市报》上的一则新闻又撩起了深圳的这块伤疤。报道说，在福田CBD中有一个大中华广场，此广场被称为福田的地标性建筑，这里坐落着超五星级的喜来登酒店。入住喜来登豪华套房的宾客推开窗户，看到的不是宜人景色而是突兀的堆积如山的废品。那是一个大型废品站，就在大中华广场的南侧，面积近千平方米。收购站的周围时常停靠一些人货车、三轮车，有些废品贩子则在四周设立流动收购站做起二手中转生意。前往贩卖废品的，先被废品站周围的流动收购站收走废品，然后再转卖给这个大型废品站。除了金田路，紧邻CBD的福田南路也几乎被流动废品站所“占领”。
农民房只是深圳CBD的败笔之一，一位作者在他的《深圳CBD的10大失败》中分析出了10个原因，而最主要的正是：深圳政府对于CBD的认识缺乏高度与深度、CBD的规划缺乏战略扩展空间、CBD的土地开发缺乏合理的节奏、没有高标准引进开发商以致中小开发商急功近利缺乏城市责任、分拆销售写字楼等。
深圳一贯追求的“速度”在城市建设初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但是，“欲速则不达”的古训也在深圳得到了诠释，过快的发展造成了困扰日后的“顽疾”。
3。双子星再定位
深港大都会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深圳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但是，早年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奇迹却在逐渐归于庸常，就像文化评论家朱大可所担忧的：“以‘深圳速度’命名的狂飙运动一去不返。这座被降温和降格的城市，面临着跟其他城市相似的发展迷津。在丧失了‘特区’的政治优势之后，深圳只能转向单一的经济”。
那么，而立之年的深圳路在何方？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在新一番经济格局中又是怎样定位？
曾经依托香港海外投资与产业进入的深圳于2006年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南边。2006年7月，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明确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深港同城）。2007年8月，香港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智经研究中心也发表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该报告在回顾总结过去30年港深两地经济整合的趋势和现状后，也提出香港应该和深圳携手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港深都会”。
这个近乎国家战略层面的决策已经在普通市民的身上得到了实现。2007年时，李安的《色戒》在港上映，香港票房的1/3由内地居民创造，其中尤以深圳影迷贡献最多。完成这趟色戒之旅只需这样简单的几步：20元签证费、30元交通费以及70元的电影票。同样，深圳也成了许多香港市民买房安家、双休日扫货的“后花园”：从冒牌手袋到假首饰，从书籍到蔬菜，从桑拿到补牙全干。就像TVB剧集里经常出现的那样，香港的老太太拉着购物小车，往返于深港两地。这样的方便在不久之前都是很难办到的，然而，现在却轻而易举。同样，以深圳作为中转进出香港也成为全国各省市除可自由行地区外，其他持L签证的个人的选择。个人与旅行团从最初的罗湖口岸，到现在福田口岸、皇岗口岸、深圳湾口岸等7个口岸，有了更多进出香港的选择。尤其每年的圣诞、盛夏打折季，从内地去香港的购物团蜂拥而至。据说，从前SASA化妆品店里的导购小姐只说粤语与英语，现在，普通话反而成了她们每日说的最多的。
除了口岸，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铁的港深跨境段与香港段也将在2014年贯通。届时，从深圳到香港西九龙只需16分钟，从广州至香港也从100分钟缩短为40分钟，香港与珠三角的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也不再是传说。
这些都只是港深两地关于共建“港深大都会”一揽子布局中的一部分，更大的蓝图是：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等。
实现这一蓝图的第一步已经跨出，深港正在合作将深圳前海打造为“东方曼哈顿”。前海位于深圳西部蛇口西北部的南山区，多为填海用地，片区占地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两个油尖旺区。该片区的功能定位为：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结构调整引领区。重点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这点源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封小云教授所分析的，“转型崛起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全球60％的平均数，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而深圳的比重也低于50％。”因此，此次深圳的转型似乎应了美国学者斯其维·沙森的一句话“全球城市的特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前海湾保税港区作为前海地区的先期启动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服务业，主要吸引金融、保险、航运、贸易、信息等相关服务业入区。另外一个先期启动区前海商务中心区将重点发展创新金融、会计法律服务、金融信息、科技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从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看，前海未来将发展位于产业链最高端的一系列产业，其服务范围将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珠三角。”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许重光说道。
未来的“首善之区”？
广东双子星的另一城市广州，目前也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困境。《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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