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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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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华为25岁的员工胡新宇就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但病发前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据《南方周末》对其女友张宝可的采访可知，那时，胡正着手准备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项目开始后，胡新宇“30多天只回了4次家，除此之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睡在实验室的床垫上，早上9点又开始工作。”虽说，华为的发言人傅军称胡新宇的加班是出于自愿，而且华为的“加班政策”规定晚上10点之后加班须经公司批准，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但是，张宝可却认为“这是因为项目紧、逼得没办法，属于变相的用超负荷工作进度和工作量，来迫使员工加班。”
胡新宇事件只是华为加班事件的一个升级，加班在华为司空见惯。一位曾经短暂驻扎在华为的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加班文化，这位叫“君”的人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
公司接了个华为的项目，虽然说不大，但是保密级别甚高，代码和资料都是绝密，那边的接口人跟我们说，如果要外发代码，需要他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的老大签字。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项目组一行人移师华为，直接在华为的办公室做项目，为期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在那边呆了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有所见所闻的：
华为确实像传说中的那样，加班氛围甚浓厚，每天下了班以后几乎感觉不出办公室内的人员数量有什么变化，倒是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才看到加班大军浩浩荡荡地出门等班车，剩下的一小部分项目紧的也许就准备通宵了……华为的班车很多，从1号线排到8号线，不过9点班车几乎每辆都坐得满满的，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小袋加班发的食物……
经常在工作闲余的时候听到华为人聊天，而开头几乎都是这种方式：
A：你今天加班么？
B：当然要加啊！
A：哎，我也是，已经加了n天了，快不行了……
其实，除了华为，深圳IT业的加班现象都很普遍。“干我们这行，根本不存在公司鼓不鼓励你加班，活就那么多，你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心里的弦也不得不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所以人们都说我们是‘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后拿钱换命’，很荒唐，但很真实，你别无选择。”这是一位姓黄的深圳IT人的心声。
2009年，深圳知名数字视觉科技运用公司——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层干部朱波也因连续加班过劳猝死。与朱波共事3年的同事刘强认为“丝路数码刚起步的时候，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我们）经常不回家都在公司睡，不加班走得早反而显得比较突兀。公司基本上每个人都加班，我最长时间连续5天没回家，公司还专门买了折叠床放在办公室。而且，这份工作脑力劳动强度特别大，看图纸注意力要相当集中，保证不会出错。”像朱波这样的IT精英都成了“炮灰团”。
向前的鞭子
除了电子行业本身的竞争外，华为本身还采用了“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等严格的员工激励体制。所谓“末位淘汰”就是对员工的综合成绩进行考核并按照5％的比例裁员。2007年前，当员工的考评累计达到两个D，部门主管等就会与员工谈心，劝说员工辞职，若拒不辞职，华为也不会立即赶人，而是等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但从2008年起，IT风向标华为正式启用“5％淘汰制”，被淘汰的员工即被辞退。末位淘汰就像一个隐形的鞭子，让华为的员工时刻不敢懈怠。2008年传出裁员消息后，华为员工还自觉加班以防被裁。
并且，这样的绩效考核还和绩效奖金挂钩。华为员工李强（化名）在网上透露了华为的待遇情况，他说“一般员工进入华为，大学本科基本工资是5000元左右，研究生是6000元左右，如果到了年底，会有一笔数额不菲的绩效奖金，一般都至少上万。不过，并非每名员工都能拿到这笔绩效奖金，因为员工每个月要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分为ABC三个档次，按照李强估算，每年每个档次的总绩效奖金差别在五千元以上。绩效考核按照员工比例来固定分配，A档次一般占员工总数的5％左右，B档次占45％，C档次占45％，还有5％的员工将被视作最后一档：待查。如果连续几个月获得C或者待查的员工，不仅拿不到奖金，也意味着被内部调岗或者降薪，对于员工来说，被调动到工资低的岗位或者降低工资，收入损失都不小。考核员工的绩效，往往是领导根据员工是否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而能够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就意味着员工必须加班，才能跟上华为的快节奏，不至于自己成为整个工程环节的拖后腿者。”
在华为工作的员工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学历、工资、福利待遇，但是也有着说不尽的压力与辛酸。就像一份调查中的统计结果所表明的，IT从业人士以约3900元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但是，这样一个高薪族群，跳槽率也达到3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希望有更大发展而跳槽的53％之外，竟有高达43％的人士因为加班的缘故而经常跳槽，这其中包括劳动量大，身体吃不消等原因。
2010年深圳人才大市场发布了招聘信息：从招聘单位数来看，排名前十的行业依次为：电子业、制造业、计算机行业、金融业、通讯业、商贸业、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察业、物流业、中介服务业，该十个行业的招聘单位数占整体招聘单位数50％。电子IT行业几乎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家独大”，因此，虽说在深圳的电子、IT企业中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但是，所面临的竞争与压力也是十分之重。
5。抑郁之都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与华为员工的猝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在经济急速发展下人的竞争与焦虑。
白天，深圳的街头，到处都是急匆匆行走的人群，忙碌的深圳人经常把“好累”、“好烦”挂在嘴边。曾女士是一高新企业的部门副经理，她认为，“整天跟上战场拼命一样，稍慢一步我们的市场就会被竞争对手抢了过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敢有一刻放松，否则自己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小张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在某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工作，快节奏的工作让他感到有点疲于奔命。白天要跟外商谈判，晚上还要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周末也经常要加班。“整个人现在是连轴转。忙起来的有时候晚上都会失眠，而且一想到没完成的任务，半夜就会突然醒来。”
夜晚，深圳的酒吧，人山人海。深圳国贸附近一个酒吧的老板就曾说过，他曾在国内5个城市开过酒吧，但是，经他观察，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大部分深圳人来酒吧不是为了休闲，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和不满，为了买醉。
2006年11月，深圳市卫生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市民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并不是特指重症精神疾患，各种因精神问题引起的反应，如抑郁、焦虑、狂躁、失眠等，都叫精神疾患）总患病率超过20％，也就是说，深圳每5个人里就有1个有精神疾病，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康宁医院的副院长杨洪曾经透露，“康宁医院的心理救援热线每天接收到40多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年轻人、有学历、收入高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
2007年，深圳市政协常委、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纪泽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深圳，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000人左右，已经超过了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许多自杀者选择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抑郁。
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工作节奏非常之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新移民刚深圳，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许多市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却很难找到亲人和真心朋友来倾诉，从而日积月累了许多抑郁情绪。就像深圳大学的教授徐景安所言，现在“深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人。
而一位在广西阳朔西街开酒吧的深圳人也在其博客中写道，“深圳是全国背包客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丽江、拉萨、黔东南、凤凰、甘南这些背包客最喜欢的旅游线路上，到处都是深圳来的年轻人。只有做驴子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不是一部机器。”
6。转型后，要谁？
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内迁，迁走“低端劳动力”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这个改造就是将低端产业迁移，把土地和资源配置给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规划专家指出，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强力挽留的态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随着富士康的内迁，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切相应地也将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早在富士康之前深圳福田区就开始了“工改工”之路。以前福田分布着大大小小30多个工业区，多是以制衣、五金机械、建材、电器、汽车修配等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制造业，以农民劳务工为主。但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产业升级转型展开，数以千计的企业大量外迁，经过产业置换，通信、网络、软件、芯片设计等高科技研发企业成为这里的主角。入驻的65家企业几乎清一色为科技企业，企业员工高达2000多人，其中博士38人、硕士165人、本科1553人。
除了“工改工”外，类似的还有“工改商”和“工改文”的转变。“工改商”样本就是将著名的“华强北”电子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工商混合区，改造为“中国电子第一街”；而“工改文”就是将以前充斥路边排档、杂货铺、汽修五金的一片简陋的旧工业厂房打造成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包括10位排名世界前50位的设计大师的工作室。
这一系列改变，被誉为“成就了福田的产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转移，人口从数量型向素质型转移的变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经开始超负荷，通过深圳的产业改革可以看出，未来的深圳将通过收缩底端劳动力来调整人口结构。就像宋丁所分析的：“深圳产业调整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变化；对深圳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低端的人才在深圳待不下去；而高端的人才留了下来。比如IT行业；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公司的总部都选择设在深圳；人才的竞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应该说；深圳的人才结构更加专业化和定向化了。”
人才逐鹿新三大支柱产业
过去30年，深圳本土诞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包括招商、平安、中信、中兴、华为、国信证券、比亚迪、腾讯、华润、博时、万科、中海、金地、凤凰传媒集团、华侨城、中集集团、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航集团）、金蝶、富士康、鸿富锦、茂业、天虹、三九、创维、康佳、TCL、迅雷、朗科、飞亚达、迈瑞、方正、万基、海王星辰、爱普生和长城等等，这些企业有不少已经跨入全球500强企业，也有正准备跨入500强的企业，有更多企业也是中国500强。
这些企业甚至成为过去20多年，无数中国大学生投奔深圳这片热土的动力。当然，这些企业为年轻的、追求梦想的大学生也提供了一方大展拳脚的舞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他们的用人特点也很明显：
一是，偏爱“名牌”。据统计，1999年深圳接收市外毕业生1万多人，其中博士生有218人，硕士生2200人，本科生7783人，其中，市外毕业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牌学校和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名不经转的院校毕业生很难得到深圳用人单位的认同。此后，深圳引进人才的层次逐年提高。就像《2002记录深圳：当学习成为一种“深圳病”》所调侃的“10年前的深圳，站在国贸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有9个是经理，一个是副经理。2002年的深圳，你可以想象到的是，站在地王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中，有2个博士、3个硕士、4个学士，还有一个正在参加自考”。
二是，人才专业主要分布在理工类毕业生，尤其是计算机、电子、通信和竞技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占极大比例。相较而言，文史类毕业生中，除外语、法律等少数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外，其他人很难进入深圳。1999年深圳接受的毕业生中，文史类仅占5。9％。
很明显，这些企业正是深圳曾经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代表。现在，这些为全国大学生提供职业机会的企业也将面临深圳产业转型提出的更高要求。
2010年5月31日，深圳提交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高新技术和金融产业提出核心创新中心的新概念，并特别指出，更进一步提高金融对经济服务的能力和贡献率，而会展和文化，也要“做大做强”。对于深圳产业布局的调整，报告里用了5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核心竞争力、高端化、总部型、低碳化、集群化。
而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极”就放在了互联网、新能源和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专家查振祥解读了四大产业和三大产业的关系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支柱产业是现在，是基础，而三大产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深圳新的支柱产业。据《南都周刊》的报道，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三大新兴产业的产值规模最初设定为8500亿元，按照2015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5亿元的目标来计算，仅这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而即便是报告最终采用的6500亿的设定目标，五年后，这三大产业在深圳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超过4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为了推动这三大产业的发展，深圳政府也将提供“钱、地、人”的全方位服务。其中，在人才引进上，措施规定将优先支持新能源企业、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或创新基地，对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或流动站予以一次性50万元资助、创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万元资助，博士后级别的个人还将给予10万元资助。而分别落实到三个产业的吸纳人才政策上分别是：“鼓励互联网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团队来深圳创业，参加深圳市举办的全国性创业大赛。在本市经认定的互联网企业连续从事研发工作1年以上的创新人才，根据其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新能源产业人才申报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学术研修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大学城等在深院校开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
一直以来，深圳对四大产业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势头，而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差不多占深圳毕业生需求总量的一半。现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的政策出台，未来的人才需求也有可能会重新“洗牌”。
结语
广东（广州、深圳）在企业形态上与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广东企业多以民企为主，北京是以国企居多，上海则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国企的“后台”硬，同样，也不敌外企的资金雄厚。企业的性质直接关系着人的工作状态，在民企居多的广州与深圳，人所面临的竞争相应就会高于待在国企与外企。
如今，广州与深圳的机会已经远不如从前，再加上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要求更高，竞争就更加激烈。
第四章 骑楼里的过客
因为追逐梦想，我们离开故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这个地方有着与故乡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但是，总会让人“水土不服”。
深圳，因为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来自全国天涯海角的人们也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差异；因为没有乡土社会的“宗族”关系，人与人之间没有交集；因为工作认识的人们，带着利益纠葛，平添竞争；因为没有城市核心价值，因此人们总容易迷失……
广州，因为有着悠久深远的“粤文化”，从粤语到粤菜到人际相处都是本土的，因此，对于外来者是天然的屏障。人们很难融入广州的社会，而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防备”与“敌对”……
广州和深圳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像一个驿站，只有回忆缺乏深情的地方……
1。陌生他乡皆“过民”
广州对于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感觉会非常“强烈”。你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和格格不入。这座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现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难免有种不安全感，吊诡的是，造成这种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两旁的树。特别是晚上，娑娑的树影让人提心吊胆，生怕那茂盛的树背面突然蹿出一个蒙面大盗。常理说来，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城市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宽容”植物的生长，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就是很难打起精神将这些无辜的树“浪漫化”。
究其原因，确实是没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过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后，差异是很明显的。
被称为“上海古树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两旁种植着460余株浓密的法式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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