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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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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确实是没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过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后，差异是很明显的。
被称为“上海古树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两旁种植着460余株浓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静静地散发着一股历史沉香。走在树下，很不自觉就会想起上世纪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历史名人如过场般轻盈的踩着舞步般划过这月下梧桐街，留下长篇人文轶事。
但是，在深圳，这些“旁白”却很难加注。深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所赐予人们的梦想——“淘金梦”。一旦这些具有灵性的生物与金钱、功利联系在一起，总会感觉变了味儿。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体人所说的：“这个城市没有细节，在这儿，你就不太想说‘出去散散步吧’。时间久了，你觉得还是与它很有距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忆。”
相比意大利花了5个世纪才建成米兰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只用了30年，所以，所谓雕梁画栋、所谓耐人寻味、所谓历史积淀、所谓人与城市的完整关系都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没有容器用来发酵城市精神。所以，现在，来到深圳、离开深圳的人都会感叹：“这里没有归属感、人际关系太疏离。我们就像候鸟般，短暂停留，还是飞走了。”
总归还会走
在深圳，初次见面的人往往都是用这样一句寒暄对白开场：“你是哪里人啊？”紧接着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这座城市，别人这么问你，并不需要感觉“地域歧视”，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万人口中，95％以上是特区设立后进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新移民，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用《新周刊》里的话说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数，它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在深圳，外来者也分为两批：“新移民”和“过民”。新移民从归属意义上讲，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人数是如此之多，队伍是如此之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当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高新技术人才，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经过与深圳的融合，他们往往会“直把他乡做故乡”。然而，被称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的人则不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深圳只是一个大舞台，他们只是在这个舞台上匆忙亮相、混个脸熟、走个过场。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
每年一到春节，就可以看到罗湖火车站、深圳宝安机场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当“异乡人”回乡后，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郭海鸿在他“剥皮集”的博客中写过2009年深圳春节的景象：
今天，寒潮袭击无冬的深圳，北风呼啸，室外温度少有地降到6度。
这是节前“最后一班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样早起出门赶车上班。昨天尚为拥挤的公交地铁，忽然变得冷清异常，像被放干了水的池塘，车厢空荡荡的。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拥挤堵塞的街道，如今畅通无阻，站台空落，行人渐稀。
过年过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寻常。
早在若干时日前，深圳的返乡潮就开始涌动了，那些工厂歇业，提前放假的外来工们，早早就打道回府，避开了春运高峰。
按官方数字，深圳现有1300万人口，其中70％属于“暂住”，也就是流动人口。而户籍人口中，属于深圳本土居民，恐不过百万，也就是说，深圳不是绝大部分人的“老家”，他们的根不在这里。
作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过节，它的热闹总是来之不易。
如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过的人，一定对过年的景象记忆深刻。那时候，一到过年，要在深圳的街头找家饭馆吃饭，几乎比登天还难——饭馆老板也回老家了。
后来，为了增加年味，有好几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过大年”，通过各级政府，社区组织，工会妇联，层层落实，组织联欢游园，免费吃年夜饭，给企业补贴留深人员过年开销，市区街道各级领导与打工人员拜年等等，各种方法应有尽有，目的无他，就是让“外乡人”留下来，给深圳的春节增添点人气。
就近两年，口号不再是“深圳留你过大年”了，大概变成“深圳送你回家过年”，深情欢送，目的在于，让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们还来，早点来——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间，“明年你还来吗”，成为深圳的一个痛。春运期间，市政府组织免费回乡大巴，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车站送回乡劳务工上车，深情寄语：欢迎你们再回深圳。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过年”跟“还来不”，都很难表达城市的心情——这不仅是深圳，全国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一个热闹惯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伤怀。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对于出门人来说，今年春节也许都别有一番滋味，“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我身边不少五年八年没回家过年的人，今年都早早准备，倾巢归乡。
我父母兄弟，早一周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两大家子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委托浇花喂鱼。而我同一楼层的其他三户邻居，也破天荒地“集体离深”，回家过年去了，交代我们“看看门”。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来给深圳守岁吧。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这个概念在深圳才特别明显。很多在深圳生活几年的人，都认为深圳只是一个“中转站”，匆匆的来了，最终也会默默地离开。
西祠胡同里一位叫做“双火”的人举了他身边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捞上第一桶金。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说了声“该回老家结婚了”，就毫无眷恋的踏上北去的列车；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广告业务的40来岁的南京人，对他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该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种种例案印证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结构现象。而昂贵的住房（租房），较高的生活消费也同样制约着打工者的“安家落户”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鸟似的飞来又飞回。
我的生活不关你事
在深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像一本关于深圳的小说所提的，深圳人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就是说在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没有交集。
深圳没有这样的传统，原因就像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里所分析的“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这点与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儿妈”、有“小脚侦察队”，上海有嘴上说着“关侬啥事体”却又爱窥私的市井小民。这是农业社会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种“好奇心”，邻里街坊间会像氏族或乡亲一样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非亲非故，因此，对于别人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兴趣，也造就了一种距离感。
而且，深圳又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别了。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炒了老板的鱿鱼？人情淡淡，经营感情对深圳人来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交集呢？
深圳不相信眼泪
深圳从一开始发展，便充满了竞争。深圳有很多机会，但都是靠人不屈不挠的攫取而得的。刚来深圳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将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地狱。”
每个闯荡深圳的人都要在出行前做好“北京人在纽约”的那种受苦准备，因为，差不多每个“深圳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在内地是血气方刚、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的天之骄子，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自己却饥肠辘辘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不比“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因而，内地人认为在深圳打拼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狼性”，一股“狠劲”。在深圳“英雄不问出处”，所以，人们的出身可能千差万别，但是目标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机会。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下，高手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深圳也只会以“成败论英雄”。人与人之间自然多了些提防与猜忌，而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顾怜。
易中天说：“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别有洞天’。反正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呆在‘家里’的，有的人甚至会通宵在外。因为在这个心理上感情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原本就无家可归”。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与这个城市总是有距离，而在广州，人与城市也有一层隔阂，这个隔阂就是“粤语”，语言这个本用来日常交流的工具，却成了一种身份标签，是“本地人”与“北佬”的识别标志。
2。粤语同你“拗撬”
拗撬，粤语里的念法是坳（ao，阴去声）叫（giu，阴去声）。意思是闹矛盾、过不去。例：“个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这孩子生来喜欢与人过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广东，别的先不论，单是语言关，就很不好过，常常让人感觉是粤语故意与你“拗撬”。
不过，广东人有时也觉得是普通话在挤兑粤语。2010年7月25日下午，广州地铁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广场聚集了1万多名市民，这些市民通过“粤语散步”的行为抗议广州政协委员的提议——“把广州电视台的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语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在这两个频道的主要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以适应11月前来广州参加亚运会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
虽然提议本身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不懂粤语的游客来说，增加更多普通话播出的节目以便于他们更多的了解广州、获得资讯。但是，却似乎触动了广州人捍卫“本土文化”的神经。这种反应不免让人困惑，因为现在每个卫视几乎都是用普通话播音，方言类的节目反而招致非议。但是广州却相反，电视播音几乎一律为粤语，增加普通话的内容反而引起抵触情绪。
也许广州人会为自己辩解，他们与粤语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从小生长在广州的老城区，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对粤语的感情很浓。首先它是一个生活交往的基本载体，它不仅仅是相对于汉字的发音系统，而更多的包含了广州人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这在各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全球化大一统的时代下，粤语的确是广州人能够交流的独特载体。说起小时候的粤语表达方式，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实际上，在广州人强烈捍卫粤语的同时，他们忽视了粤语施加在客家话、潮州话和闽南语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而如今“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面对粤语在广东、香港等地的强势，以及客家话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图腾子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广府话劣质的，“至少，不要充满优越感地夸夸其谈，不要自大到以贬损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话）为乐，不要对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无动于衷吧。如果你觉得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在更大的鱼面前束手无策。”
无疑，在这场所谓的“粤语保卫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语言之间的竞争关系。“作为强势文化，粤语在广东省境内对其他方言的作用，与从全国视角看，普通话对粤语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个背景实力更强的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排挤”（《“粤语保卫战”背后的荒诞与可悲》）。
而面对这样的竞争，面对粤语“吃掉”其他相对弱势方言的结果，其母语为客家话的香港作家陈云却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报专栏文章里，这样表明立场：“霸权不要紧，粤语也霸道，在广东排挤了客家话、潮州话和苗、瑶、壮、侗、黎等少数民族语……此中既无政府权力威逼，也无文教机构倡导，一切自然生成，岂无合理之处？”但是，语言学家刘镇发撰写的论文《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等，都揭发了此中的“人为”因素。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粤语的是是非非，只不过当事人对竞争后出现的“吞并”现象，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值得玩味。在广东人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你当时持有何种“武器”或“暗器”，能击败对手，最终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那你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广东人认可并施行这样的处事原则。
于是，面对激战之后获胜的粤语，即便这并非他们或自己父辈的母语，也照样力挺之。这是他们对待胜利者的态度。而外来者要融入广东人的生活，就必须接受语言上的“挑战”。适者生存。
于是，对于所有身处广州的外来人口而言，粤语向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发起的“挑战”，就成为他们融入这个城市的一道桎梏。一位网友说：“在广州生活2年，唯一对广州不满的就是到处讲广东话，包括电视台（除了广东卫视外，其他台基本上都讲广东话）、电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地方。这给外地人带来很多不便，比如看电视基本都看不懂，90％都是讲广东话，连大陆拍的电视剧也翻译成粤语！还有就是本地人与人交流基本上都讲广东话，而我每次都要多说一句‘对不起，你能跟我讲普通话吗。’其实对于一个有着大量外来人口的大城市，在全省推广广东话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不仅不方便外省人、也不方便本地人（广东其实还有很多方言的如：客家话，潮汕那的闽南话）。保护地方方言是好的，但广州做的太过火了，要是每个城市都像广州一样，那中国的方言就遍地开花了。而我感觉广东捍卫粤语的原因却是：（1）广东经济实力强，外出工作的人比较少；（2）受香港影响，感觉说粤语很有优越感。广州不是只属于广州人，广州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地人，难道你就不能大度点、包容点吗？既然普通话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听的懂，你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难道你们广州人眼里只有你们广州人吗？或许有人会说去一个地方要入乡随俗，我们何尝不想融入这个社会呢，但学一门语言容易吗？我不想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生活和工作的不顺。”
同样，《联合早报》特派广州的记者杨永欣，作为一个“外来者”也有他的感悟：“我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两年半里发现，一般广州人虽然可以包容外地人在广州讨生活，但外地人若要真正被接受，就得先掌握粤语。例如，一些本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坚持讲粤语，尽管乘客很可能对粤语一知半解；两个广州人交谈时用的是粤语，即使是当着听不懂粤语的外地人的面；最近乘搭广（州）九（龙）直通车到香港，也发现车上的列车员只讲粤语，不讲普通话，给人一种只有讲粤语的人有条件去香港似的。对于粤语，广州人还是存在着一种优越感，也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使用它。不过，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南山院士日前指出，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音，因此外地人要学会粤语相当困难，他们听可能没问题，但要他们会讲就有点过分要求了。”
方言在现代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方语言，由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方言的地位也逐渐提高，相应的，人们的优越感也逐渐在方言上体现出来。
粤语在内地的吃香从现在已成永久性的词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像“T恤、打的、埋单”等，而广东曾几何时的（W//RS/HU）经济地位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流行语中也可见一斑。经济发达加上流行文化使得广州的粤语情结更加傲慢。许多在广州流浪多年的人都觉得对广州人对普通话确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隔膜感。
当然，对于一个外地人而言，如果不能融进当地的语言，也很难融进当地的社交圈子，也就永远只能游离在外省人的边缘状态。即便聪明机灵的外省人试图通过模仿粤语“入乡随俗”，但还是会在广州本地人面前被识破——“此兄不是说粤语的”，因为本地人的粤语尾音很难学会。
广州使用“粤语”将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自然分隔与边缘化，外来人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生存，难以产生亲切感与共鸣，反而，倍增“异乡人”的孤零与漂泊感。
3。“市态”之城
易中天曾言，广州“市态”种种，此“市态”就表现为商业性。在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乃至“抵死”。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可见一斑。
市场化歌手
广州人对于“商业”的诠释到了如火纯情的地步。乐评家金兆均回忆：“流行化的商业演出，广东相对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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