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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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　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从财务抽屉里拿出一本发票：“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
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糊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应该没有问题。”张敏耐心解释，我释然。
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账，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账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赚了钱，买了一辆1。5吨的丰田小卡车。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的拓展，就是三头六臂，每天24小时连轴转也顾不过来。一个助手已经不能应对业务的拓展。我招聘了第二名助手，一位本地民办教师，黄世浩。陆陆续续的招聘，加上特发的关系介绍，饲料贸易组的人手增加到7人。
邓奕权虽然个子瘦小，人却机灵，也肯卖力气，星期天的时间还悄悄把“王经理”（他从不叫我“王组长”）的脏衣服给洗了。他小学文化程度，文字表述能力奇差，数学也不行。除了民办教师出身的黄世浩，其余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同邓仔差不多。我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他们上完课后，我自己一个人自学财务课程至零点。睡觉前，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威瓦尔第的《四季》、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莫扎特的《弥撒曲》成为伴我入眠的天籁。
四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省外经委的一位同僚来深圳办事，顺便来探望我。恰逢午饭时间，他表示吃过了，但可以陪我午餐。我说：“不用，很快就可以打发。”顺手撕开一袋方便面，倒了一杯温开水，咯哧咯哧，就着温水，嚼咽了起来。三分钟时间，拍拍手上的面渣，“瞧，午餐结束了。”
“你就这样对付，是不是艰苦了点？胃受得了吗？”广州的朋友很惊讶，我却一点不觉的，反而喜欢这种富有激情的特区节奏。虽然未来的道路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你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艰苦？”我反问了一句，“在新疆戈壁滩上开汽车的时候，冬天零下30几度，夏天零上40度，一天两顿饭，连续十几个小时驾驶，有时候驾驶着汽车就睡着了，汽车一偏斜就脱离公路驶进戈壁滩，呵，好在那时候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多。”
5年部队生活，当时年轻，并不解其中滋味。到了深圳创业，才感觉到部队磨练出的吃苦精神、坚忍不拔的耐性对创业者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航线开通了，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十分顺利。随着时间推移，特发公司财务部的饲料组专项账户上资金越滚越多。风言风语也伴随而来：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贴着4分钱邮票的匿名信纷纷向特发总经理办公室飞去……
特发总办主任李守芬曾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个矮壮实，黑白发间杂。大概是抽烟太多的原因，话音有些嘶哑。我申请进口饲料指标或其他业务前往总办时，碰到李总往往只是点点头，算是礼节性的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把我唤进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临走时，这位当地出身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听到这位老干部的鼓励，心里暖融融的。
去特发经常打交道的除了财务部的几位人员，还有业务秘书曾国华。健谈的曾秘书属老三届，毕业于宝安一中，善思考，同其谈话有种快感。去总办办事，总要同曾秘书聊上一会儿，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问题，比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借鉴等。风言风语的环境中，能遇到一位谈得来的同事，真是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抗，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两条三五烟的贿赂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嘛？“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中国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破产边缘、困兽犹斗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也在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再次来到正大康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刚孵化出来的种鸡苗成千上万只地推送进焚化炉烧掉！过去只从书本上读到：经济危机发生时，积压的牛奶成千吨地倒进海里，刚出生的牛犊就被宰杀；而眼前的场景则如出一辙。残酷和浪费就展现在眼前！细想之下，看似残酷的行为却有其合理性：继续将雏鸡饲养大而又没有市场接受，经济损失会更大。残酷的选择未必不是合理的选择。
城墙失火殃及池鱼。王石饲料组的畅销玉米也成了滞销货。
月内，铁路在途的近千吨玉米陆续抵达笋岗北站。车站的仓库塞满了玉米包；站台也码满了玉米堆；装玉米的车皮仍在抵达，没地方卸货就临时甩在铁路直线上……通知到货的车皮数量在不可遏制地增加着。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拿到相关表单，核对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本月到达的玉米是原计划的4倍：4　000吨！
怎么会增加这么多？打电报询问发货单位：原来计划内发往香港的玉米因香港方面不开信用证而临时改计划发给了王石。没有“致癌素”事件，玉米多多益善，可现在的情形却让人欲哭无泪。
这下子，整个笋岗北站，到处都是堆放的玉米，还有二十几辆待卸的玉米车皮。
没几日，台风肆虐深圳。台风过去，我来到货场，只见遮盖玉米的帆布破口处冒着白沫，如同大闸蟹吐沫的情形。怎么回事？原来，破口处灌进雨水，玉米受潮，加之闷热发酵便产生气泡……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酸酸的味道。继续捂下去，不是酿成酸醋就是玉米酒！我急忙动员全组人员，雇请20个民工摊开帆布，打开麻袋，晾晒潮湿的玉米，剔除发霉变质的玉米。
将麻袋的封线剪开，再将150斤重的麻袋拎起，将玉米抖出来，摊开。干着干着，突然发现麻袋口上血迹斑斑。哪来的血迹？张开手掌，自己的十指被磨破，血淋淋的，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每天上午晾晒玉米，下午则开着小卡车，在方圆半径150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推销玉米，就像篦篦子一样将顺德、东莞、佛山、惠阳地区生产大队一级的饲养场篦了一遍。但香港人不吃鸡了，谁还有心思养鸡？生意好的时候，买家最少批量采购30吨，现在却是多少不限，我还负责送玉米上门。
一次，黄世浩兴冲冲地介绍了一个买主：他过去任教学校的一位老师，购买1。5吨玉米，条件是还要无偿运送2吨猪饲料。我爽快答应了，送完一吨半玉米，再开车来到一处偏远的养鸡场。这位经营家庭农场的民办老师指着一堆清理出的鸡粪：“这就是喂猪的饲料，装车吧。”我二话没说，脱鞋袜、挽裤腿，赤脚站到鸡粪里，屏住呼吸，抡起铁锹往丰田小卡车箱里甩鸡巴巴。难道这位老师是教授生物的？鸡屙出的巴巴，没有完全消化的蛋白质再送到猪的胃里接着消化？就这么干到半夜才返回深圳东门，浑身全是鸡粪味道。
香港人不吃鸡，珠江三角洲的人却照吃不误。销售玉米的目标便随之对准内销，对准珠江三角洲的养鸡场。
电话联系到惠阳养鸡公司的霍经理，经过劝说，对方的订单从30吨增加到150吨，条件是货到45天后付款。
“下个星期我们从惠阳去深圳拉玉米，王经理，你们把货准备好。”
“我给你送货，明天我亲自押运。”
“仓库还没准备好。”
“一言为定，明天下午4点钟前200吨玉米送到。”
“150吨，怎么又加码了？”
“啊……”
放下电话，我驾驶着卡车来到皇岗村。“牛仔”去香港了，也没有找到发仔。打听到村里的翻斗车都在深南S路段运送施工沙料。滚滚沙尘飞扬工地，觅到发仔的泥头车，追上去按喇叭，“喂，发仔，动员全村的泥头车明早到笋岗北装玉米去趟惠阳。”
“不行啊，这里的活得干一个星期。”
“后天继续干嘛。”
“不行啊，要罚款的。”
“运输费按双倍价钱去不去？”
“需要多少辆？”
“多多益善。”
“什么意思？”
“能来的全来！”
第二天，发仔带着38辆卡车到了笋岗北站，其中有21辆8吨翻斗车。5吨的载重量我们装7吨，8吨的载重量我们装11~12吨，总计装载了360吨。
作为饲料组长，我驾驶丰田小卡车在前面引路，38辆运送玉米的车队浩浩荡荡杀过去。下午4点半抵达惠阳养鸡公司。霍经理吓了一跳。我安慰霍经理，“你不需要的算我的，暂存。”
无论如何，放到这里，算上路费也比堆到站台的仓租便宜。铁路仓库的堆场费是每3天3角/吨，3天之后6角，再三天之后上涨到1。2元，之后是2。4元，4。8元，9。6元，19。2元……便宜货存放一个月，其价值还不够付仓租费。
“王经理呀，我没有那么大仓库哇。”瘦瘦的霍经理无能为力的样子。
但拉来的货总不能再拉回去吧。养鸡公司旁边是座小学校，暑假期间没有学生，联络校方，腾出三个教室做临时仓库。
返回深圳途中播放《新大陆》，紧绷了多少天的神经总算松弛了一些。
谁料更大的打击正等待着不胜疲劳的王石。
黑夜回到深圳东门。邓仔一脸愁容递给我一张通知单，单上写着：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没收并重罚云云。落款：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
哎呀呀，岂敢藐视，实在是一没市场二没仓库。我暗自叫苦。
打听到交通指挥部焦主任的居住地址，我抱了个西瓜，连夜敲门赔罪。让进会客室，焦主任气恼地质问：“我们还在纳闷，这货主何方神圣？玉米把地方全占了，煤炭、大米、面粉全都卸不下来。必须三天将玉米清理干净，否则重罚。”
“给宽限一个星期吧。”
“没有商量余地，就三天，再拖延一切后果自负。”
从焦经理家里出来，开车到皇岗村。村里已经没有灯光，只星点传来几声狗吠。咚咚咚，敲响“牛仔”家的木门，睡眼惺忪的村支书问：“什么事，不能明天商量？”
“给你生意机会。”
“赚钱也不能不睡觉呀。”
讲明原委，“牛仔”思索了一会问：“我能做什么？”
“港商在你们村投了那么多鱼塘，我想玉米也可以喂鱼。”
“这么急，鱼老板还不杀你个血本无归？”
“顾不了那么多了，焦主任上纲上线，我现在已成了破坏特区居民安定生活的祸首，看那架势三天不清理干净要拘留我呐。”
“还是跟着我做旧轮胎生意吧，不辛苦，也没有什么风险。”村支书忧虑地望着憔悴疲劳的同龄人。
“呐，第一，你现在就通知鱼老板，明天上午10点钟在笋岗北站参加拍卖库存玉米；第二，通知其他村的干部，让附近鱼塘的老板全去参加拍卖，也得现在通知。拜托啦。”
翌日10点钟。我站在一垛玉米堆上，下面围着二十几位鱼塘老板或代理人。我抬高嗓门：“这一堆30吨，你们看到有些玉米浸水发霉，但大部分是好的，就是发霉的也可以喂鱼。成本价4万块，起价2万块，有人要吗？”没人应价。“1万8。”“3　000。”一位鱼塘佬举手应价。　
“你说的是美金吧？”众笑。
“1万7”，我故作镇静，心口却一阵痉挛，好似被捅了一刀。
“1万6”，我仍固执地每一叫价只降低1　000块钱。
“5　000”，第二个应价。叫价应价几轮下来，30吨玉米1万2成交，相当于每吨400块。接着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着一堆一堆拍卖，拍卖一直持续到夕阳染红笋岗北站，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一天下来，拍卖出400吨，明天继续淌血，无论如何后天要清理干净仓库和站台。
当天晚上，东门宿舍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自报是深圳华侨光明农场的，听说这里有大量便宜的玉米出手。来主介绍：光明农场饲养奶牛，为香港维它奶提供鲜奶，价钱合适，数量不限，希望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吨700元，全部扫光。怎么样，王经理？”
“这是卖麻袋！你们是趁火打劫呀。”我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同鱼塘佬接受的价格相比，每吨多卖了300块，仅此一项，少损失近100万元。问题是从未同光明农场打过交道，是实盘吗？
“OK！”我伸出手表示接受买价。
第二天，聚集在笋岗北站的鱼塘老板们得知没有便宜玉米拍卖了，痛心得直嘬牙花子。
港人不吃鸡，我就认栽！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只要供货方催逼货款，我随时可能破产。怎么办？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询问对方还有多少库存玉米？
“1。5万吨。”
“全收了，我派船，在当地港口交货，付款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贸急于出手积压的库存，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现货。现在谁都不要玉米，市场价是最低的。问题的要点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要点是，香港人什么时候开始吃鸡？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第一条万吨散装船在大连装载了7　000吨玉米，启程经渤海过黄海向南海驶过来。随着海轮距深圳的路程缩短，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7　000吨玉米船却没有误期，按时抵达南海海域，并向珠江口进发。
还没有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7　000吨的玉米船却距离深圳越来越近。夜深人静，我在莫扎特《弥撒曲》声中默念：台风啊，南海的台风，你刮吧，刮吧，阻滞这条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运合同保了自然灾害险。
差两天，7　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找到发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　000吨玉米。
来到赤湾港。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起重门吊上的吊网一兜是8吨玉米包，轻轻抓起，滑轮滑动到停车的位置，一松网兜，100多包玉米落进翻斗，卡车启动，后面一辆轰隆隆补上位等待装包。向正大康地、远东金钱驶去的装载卡车队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玉米变成了金豆子。深圳的许多企业纷纷派业务员到北方收购玉米。来自北方的玉米从港口、铁路、公路源源流入深圳，流入珠江三角洲。蛇口港露天货场堆满了玉米包，还有大大小小待卸的玉米船。供需失衡，11月份，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