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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道路与梦想-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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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秉持“人才是万科的资本”的理念，万科给职员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和机会。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万科建立了一支忠于职守、精于专业、勤于工作的职业经理团队；在创建初期完成了制度创新，作为中国内地最早完成股份化改造的企业，万科树立了诚信经营的良好的上市公司形象。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渗透到管理层面的一套制度和方法，恰恰体现了万科企业文化的核心：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度，这不仅成为万科的企业文化特征，还成为同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参照系。
同时，我们坚持职业化的操守，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从2002年到2004年，万科连续三年名列北京大学企业案例管理研究中心和《经济观察报》联合评选的“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最近的一次排名，我们是全国第二。2004年还有一个“首届中国企业公民行为评选”，我们在本土企业里面，排名是第一位。
谈企业，或许“言传身教”，是万科文化血液得以延续的重要行为组成部分。《万科》周刊是万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起到企业文化宣传和凝聚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面对外部读者，我们有一批富有人文精神的同道者和撰稿人，面向内部，周刊的文章更多的是来自于公司各层面的员工，它对一个良好企业氛围的形成功不可没。同时，万科的管理层都是企业文化的身体力行者，万科的很多老员工，受万科文化的影响也已是深入骨髓。他们的行为，他们对周边同事的影响，是万科文化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方式。另外，集团内部网、内部论坛、价值观宣传卡片、职员手册、12条沟通渠道，还包括我们每年一次的集团全体员工参加的“目标与行动”沟通会等形式都是企业文化很好的宣导形式。
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来看马克斯·韦伯的全集。韦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通俗来说就是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价值观这个东西是没有目的的，它本身就是目的。用韦伯援引康德的话来说，这个就叫“绝对命令”。
但是企业是一个群体。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文化作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它应该发挥制度的作用。制度有什么作用？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比如说张五常先生、周其仁先生。制度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让人和人之间可以用一种稳定的方式来相处。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应该努力去做，它就减少了冲突、内耗，减少了很多发号施令的必要性。
另外，文化有一种筛选作用。企业和员工是一种契约关系，只要不违反已经做出的承诺，员工是自由进出企业的。一种清晰的企业文化，可以聚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它的凝聚力、执行力、工作效率、创新能力都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从更广阔的一个层面来看，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活跃细胞，要为社会树立典范，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要赚钱，但不应仅局限于此。万科通过自己努力，通过对自身价值观的坚持，也是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做出探索。
我们相信，万科的文化，顺应和激励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
万科过去20年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发展。那么面对未来的调整，万科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支持并保证企业的发展呢？我们是否也需要对我们的企业文化进行一些调整，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思考并进行研究。当然，我们核心价值观是不会改变的。
另外，随着万科的发展壮大，我们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新公司陆陆续续地成立，那么如何才能让万科的企业文化在众多的公司中保持一致并且有力地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是万科企业文化面临的一个挑战。在未来10年内，万科的员工数量也将成倍数的增长，要保证这些员工都认同同一个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是万科企业文化建设在未来10年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司的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公司内部，也包括它如何看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万科选择规范化的道路，是和未来打一个赌，赌社会、行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规范。
经济学上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便宜，那么最终的结果，也会是“劣币驱逐良币”。我们当然不要这样的结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大家都遵守规则、实现多赢的好人社会。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今天说，社会和谐，企业有责。
万科创立之初，我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一定要尊重人，一定要坚持规范透明的底线。所谓人的尊严是要有选择权，机会均等。这就是我成立万科的一个基本思想，到现在还保存着。同时规范透明也是对人的尊重，如果行贿，还哪儿来的尊严？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生命中我最重视的，就是两个字：尊严。
尾 声
2005年，北京。在《第八峰》首发仪式上，我感慨万千。
登上珠穆朗玛峰，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有人问“你觉得登山和搞企业哪个难”，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搞企业难。”登珠峰，如果把之前的准备和训练时间都算上，我用了5年时间；做企业，我做了20年。如果把登珠峰来比喻做企业，8844。43米的高度，万科充其量还在6 500米的高度上。
把企业做好，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是在成熟的工业发达国家，一个伟大的企业也是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而在中国，我们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现代的企业制度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再加之长期的封闭，所以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所经历的事情，比登上珠峰还要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营企业是一种生存方式，登山活动则是一种生活状态。站在整个人生的角度，管理企业与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精神。而登山，更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不放弃，终会成功。登山是人生的浓缩，之前，因为成功而有机会登山，而我仍需要继续攀登一座峰，就是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峰……
后记1
天空湛蓝
王 石
2005年春天，《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建议我从个人角度写一写万科20年的故事。我表示也曾有此念头，只是工作节奏太快，总是不能静下心进行写作。
秦朔开导我，“你可以试试把过去20年的文章、讲稿，甚至是写在网上的东西加以整理汇编，空缺的部分可以用口述的方式记录。让《万科》周刊总编缪川协助你进行文字记录和梳理，应该不是很难。”
我心想，既然有周刊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方式或许可行，就应承了。
转眼7月，《万科》周刊总编缪川告诉我，图书选题已纳入中信出版社12月份的出版计划，并将作为2006年的重头戏隆重推出。
平时温文尔雅的缪川拉开架势：“董事长，我已经按照编年史的方法梳理过背景材料，初步看来，1995年以后的资料比较全，之前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发生在80年代的很多事件就要您仔细回忆。我已拟好您回忆过往时可借助的事件要点，我们之间的访谈每次至少半个工作日，看您的时间，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开始！”
呵！一切都已排入程序。
借双休日和出差之间的间隙，我同周刊的年轻人口述万科创立和发展的故事，每次通过口述及以前写作的内容，都可以整理出两三万的文字量。两个月后，按万科发展的时间顺序，文字已经整理到2000年，但激情却始终没有迸发出来。自己总觉得：万科是透明的，王石是透明的，媒体报道得已经很多，再把大家知道的事情重复一遍意思不大。
国庆假期前，我同秦朔通了个电话，流露出对此书的困扰，这位前《南风窗》主编认同我的感受：“就万科谈万科没什么新意，但如果把万科放在时代的大背景去思考就不同了。万科的20年反映了特区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更是中国新兴企业的一个缩影。以万科的发展线索做图书的主干还不够，还需要枝干横向发展，比如你周围发生的事，你身边的一些人，通过他们在这20年的奋斗、荣辱和命运起伏，来描述公司和时代发展的进程。这样就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了！”
茅塞顿开！
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批年轻人满怀激情和梦想来到特区闯荡。改革风云变换、大潮几起几落，不安寂寞、不愿平庸、不甘贫穷的这一代人为了生存和生活、尊严和荣誉、希望和理想奋斗着。作为一个载体，万科的20年足以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放纵、梦想、奋斗、喜悦、贪婪、困扰……写出来！
找到感觉，再次面对录音时也有了激情。
10月份从印度考察古建筑半个月返回，经口述和整理的文字已经有25万字的规模。阅读过后，我感觉仍有很多细节需要补充和修改。
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改稿，几乎熬了三个通宵，却只完成了1983年前的引言和开头部分。我将这部分的原稿和修改稿分别发给缪川、秦朔、吴晓波、全忠、袁昆和王梅咨询，得到大家的肯定。
继续修改！时间却成了问题。
10月下旬参加央视组织的“玄奘之旅”徒步体验，回到深圳已是11月初。出版社的计划截稿期是11月10日，只有强行军，每晚10点对着屏幕敲键盘至凌晨五六点，再“迷瞪”两三个小时上班。我仿佛回到了80年代。处在睾丸激素强分泌下的兴奋状态，人并不觉得累，但每到下午，人都多少显得呆板和反应迟钝，一副刚从海拔高处下来的傻样！
如此努力，在截稿期交上的稿子却只修改到1993年，这样的稿子怎么能对得起读者？
随即同南极探险队进四川藏区半崖山进行寒地适应训练。即使再给一个月的宽限期，也无法完成。我产生了推迟出版的念头，但想到事先的承诺，想到一旦推迟，写作的激情难以为继的事实，就决定延迟截稿期，书要争取尽快改出来！
出四川、飞北京，同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协商，延缓截稿期到12月5日。
于是，晚上改稿，白天将修改的部分E…mail给缪川进行细部调整，再电话讨论……12月5日截稿时，通篇修改到2000年。2000年而后的部分则适当进行了修改。
与其说是修改，不如说是将在过去文章和讲演中没有涉及，或不便谈及，而现在足可娓娓道来的人和事更为细致地描绘出来。这些发生的事件和个人感受足以增加全书的戏剧性和可读性。
伟大的公司，往往缺少奇迹故事。世界500强排位第一的美国沃尔玛连锁超市，您可否听说过它的戏剧性事件？读者要有心理准备，对这20年进行描绘的文字中，2000年之后的部分会让人阅读起来有些乏味。但这一部分中，有大量对万科过往宝贵经验的总结。而万科也正是从新世纪开始，稳步向伟大的公司这一目标进发！
什么样的公司才能称为伟大的公司？我以为，这家公司不仅需要在本行业出类拔萃，更要具有跨行业的相当影响力；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在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扮演积极角色。
万科在努力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这是万科人的光荣与梦想！
特别感谢秦朔对于该书写作的提议和建设性意见，没有他的建议，这本书可能还未开始。
特别感谢我的合作者缪川在成书过程中始终如一的认真和坚持。没有他的坚持，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感谢宁高宁董事长、周其仁教授和张五常教授为本书作序的热诚及万科同仁丁福源、郁亮、莫军、刘冀民和周慧为顺利出版而完成的工作。全忠、袁昆和王梅对引言、初稿提出了修改的书面意见，原万科管理人员黄胜全和明承海对本书部分内容提出了书面回忆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感谢吴晓波、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副社长臧永清、总编辑潘岳、编辑蒋蕾、出版人常飚及“蓝狮子”的陆斌一直以来对本书的推进。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小江和女儿鹿鹿，以及家人们多年来对我的关爱。
最后，感谢万科的每位员工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并不是一本个人传记，而是一个公司和一群人的成长史，他们生活于改革开放以来充满着波澜和故事的阶段，在历史的进程中完成或者改写着自己的梦想，也以自己的双脚塑造着这样一个时代。
谨将此书，献给为了理想而前行在天空下的深圳特区每一位建设者！
后记2
梦想、行者
缪 川
每一个字，都是梦想的果实。
2002年春天，我离开曾经工作许久的北京加入万科。而后3年有余，周刊事务、媒介关系及品牌建构工作的需要使我接触到各类资料，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公司的价值取向、战略架构及经营管理的种种细节也在脑中日渐清晰，形成工作中的种种方案，文章或往来信件。
2005年，秦朔和吴晓波两位老师分别找到王石和我，沟通了关于本书写作的想法。而后，是上百万字材料的阅读整理，数十次的沟通，漫长夏日中的写作和修改。和王石合作成书的过程中，他始终引导我就企业发展脉络和书中细节一次次地讨论和修改。渐渐的，原有材料开始融为一个整体，很多尚待理清的细节也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变得澄明而有力。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企业的成长史，是一个充满着神话的历程，机会与梦想，取舍与迷惘，放弃与坚持并行不悖。有关“人”和“规则”的描述，往往易于被淹没在众多企业的成长神话中，一些理应被重视的基本商业道德及规则也往往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成为注脚。这种现实，不仅同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也取决于新行规范不得不依托于旧有体制成长的事实。
但，对于被传统定势及商业价值夹击的企业而言，如何选择成长道路、塑造企业精神、推进企业成长，仍是一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坚守商业精神，并将之实践，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改革开放之初，此种做法不仅有唐吉珂德般的理想色彩，更将同传统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冲突。
而万科和王石最初的尝试，就是一次满怀梦想的尝试。
不能否认，在一个充满着机会和诱惑的时代，如伊卡洛斯般身插蜡翼飞翔天际远比《天路历程》中武士大心历经艰险的路途更有诱惑力。增长的冲动、领先的愿望不仅可以让企业制造神话，更容易让企业迷失，甚至结束于神话。这样的情节中，最初的万科同样难以避免宏大语境的影响：加法的冲动，利润的诱惑……诸如此种事实，都在万科的历程中曾经上演。
但幸运的是，万科和王石始终能够保持警醒。对于市场力量的坚信，对商业道德的遵从，打破政缘和地缘局限的决心，并尝试将基督教文化下产生的现代企业制度于中国加以实现的种种努力……使得万科得以摆脱宏大叙事的桎梏，也清醒地拒绝了制造企业神话的冲动。
与此同时，万科更以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诚实而坚持的态度对诸多看似简单的商业规则加以实践，并经受住了考验。做简单而不是复杂、做透明而不是封闭、做规范而不是权谋，追求公平回报而不是暴利。这些看似朴素而实则难行的语词，恰好可以用来总结万科20余年来脚印的全部。
写作的过程中，王石同我达成一个共识：这本书要以坦诚而真实的态度，展现一个企业和一群人的心路历程！修改中一个插曲颇能反映这种期待：讨论全书的章节标题时，他始终觉得原来的标题无法道明万科和一代人的过往，但当试着用名著的名字特指每一个段落时，一切顺畅了！《红与黑》、《喧哗与骚动》、《荆棘鸟》、《光荣与梦想》，这些耳熟能详的书名，不仅暗合他这一代人的阅读心路，更对万科的不同发展时期做出了巧妙而具有戏剧性的总结。
过去的日子里，王石董事长在我，始终如一位严格的长者和优秀的师长给予着无私的指点和鼓励。这次写作的过程，更使我受益良多。而以郁亮总经理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也一直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职业精神，给予我大量的支持。
成书过程中，要感谢丁福源、刘爱明、丁长峰、解冻、莫军、肖莉、周慧、韦业宁、王昂、季蕾、黄芳、杨佳、张洋、朱宁、刘冀民和王润川等公司管理层及同仁的协助和支持。
感谢秦朔、吴晓波两位老师，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副社长臧永清、总编辑潘岳、编辑蒋蕾、“蓝狮子”的陆斌、发行人常飚等人的建议和努力。
我要感谢年纪已长的父亲和母亲。儿子远行尽职，无法陪伴二位老人，但他们始终给予我深厚的爱和包容。
遗憾的是，由于出生的年代，我并不是这个企业初创和中期发展时期那些波澜壮阔日子的亲历者。但在倾听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愈加深切地感受到万科的坚持、梦想以及由记忆汇聚而成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成就了一个时代，以及一群人生命中难以磨灭的部分。
而这种力量，也将使我铭记于心。
跋
这个人与这个时代
秦 朔
每个人都无法拒绝自己的出生，因此也无法拒绝他所生活的时代。王石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机会的分布并不均匀，但却能让一部分人找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这个找寻的过程是艰辛的，惟其如此，光荣才更添壮丽，梦想才愈显价值。
展读全书，我最深的体会是，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真心向往的方式去生活、工作和创造时，他的人格才会走向完整，他的人生画卷才会精彩，而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必然充盈。
与王石相识八年，最终促成这本相当于其自传的书籍的问世，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一
1997年12月，我与王石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相识。那年，我刚担任《南风窗》总编辑，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遇到有些价值的会议就打着“波音的”参加，一来建立资源，二来推广杂志。当时我对王石和万科的了解，一是通过《万科》周刊，二是通过1995年深圳《投资导报》“财源”版上发表的那篇《王石：万科领袖》，三是君安证券提议改组万科风波时媒体的诸多报道。我知道万科的城市住宅在房地产界享有很高声誉。
我对王石说：“久闻大名，但还没有见识过万科的房子。”
王石说：“广州的门难进，我们进不去啊。”（一直到2004年，万科的“四季花城”才进入广州。）
王石安排同事陪我参观了北京万科城市花园。眼见为实，转了一个多小时，我吃惊地发现，竟然找不出一块丢在地上的纸屑和垃圾，真是清爽之至。
颇有感触的我在1998年2月号《南风窗》的扉页位置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伟大在于细节的积累》，这篇短文影响不小，当时，珠江三角洲有的制造企业把文章复印张贴在每间办公室里。香港中国海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杰先生到广州约我见面，也谈到这篇文章。王石和孙总是中国房地产业所有职业经理人中我最钦佩的两位，万科和中海也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标杆。在本书中，王石提到他曾经劝说中海与万科合并，可谓是“英雄识英雄”。
二
1998年3月，我邀请王石到广州演讲，谈中国新兴企业的成长。从此，我对万科开始进行比较贴近的观察。
房地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行业”，只要你去计算一下有多少官员和“企业的内部人”栽倒在土地出让、银行贷款、项目审核、规划报建、工程建设、配套服务、税费减免、鉴证落户等所有和房地产相关的“腐败的高危环节”，只要你随便问一个发展商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从此岸游到彼岸，你就知道，坚持规范经营并不容易。可是，王石说：“大家都不规范去做，万科规范去做就束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规范，将来我们会被淘汰掉。我们现在规范，可能市场一直不规范，那我们宁肯被淘汰掉，也不能退出规范。这等于是你对将来下了赌注，就是你认为将来是规范的。”正是因为王石，万科一直奉行“追求阳光下的利润”的原则，直到现在成为内地房地产的第一大公司。
这是一个相信未来的理想主义者的赌注。理想主义者会吃很多亏，王石曾感慨地对我说过，“广州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好几年就是拿不到地。”万科在武汉等城市拿到的土地，有的也是靠一种偶然，例如某某领导一直收到《万科》周刊，培养了感情，给了万科参与的机会。
时间是公正的，万科不靠台底交易，就靠扎扎实实做项目，做企业，终于还是成为长距离竞赛的胜利者。
马克思·韦伯讲过，“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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