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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道路与梦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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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大小小待卸的玉米船。供需失衡，11月份，玉米真的过剩了。
此时，特发贸易部升格为贸易公司，原来贸易一科孵化出单璇领导的医疗器械科、张西甫任科长的科学仪器科，饲料组跟着水涨船高也升格为饲料科。
某天一上班，我被陆总一个电话叫进他的办公室。
“怎么回事？”编辑出身的陆总将一摞报纸递过来。
我瞥了一眼手中的《深圳特区报》，一篇评论员文章在赫然的位置，批评特区企业盲目进玉米造成的大量积压和浪费，还点了特发贸易公司的名。进陆总办公室之前我已经看到这篇评论。
“什么怎么回事？”我平静地反问。
“大量积压玉米损失严重，尤其是特发贸易部在蛇口码头的积压，一上班孙总就交代秘书追问此事，要我立即写出书面材料。这篓子捅大了。”
“蛇口码头积压玉米？不知道啊。”
“都上报啦，还打马虎眼。我现在就去蛇口，你跟我一起去！”
去就去。
坐上陆总的丰田皇冠，风驰般到了蛇口码头。
好家伙，满眼全都是帆布盖着的玉米堆。玉米垛的上部被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下部分露出一溜黄麻袋，因为潮湿和气温，玉米发出的嫩芽已经顽强地钻出麻袋缝隙，齐唰唰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
指着玉米苗，这位当年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发火了：“你如何解释？”
我只是淡淡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心里却有种莫名快感。
“那是谁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买进玉米，不大清楚是哪家的。饲料科已经停止从北方进货一个月了。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拉着正大康地的买手在珠三角采购现货，中间倒一下手，赚得少一些，但是没有风险。”
“为什么正大康地不直接自己做？”
“相信王石嘛。这种做法符合‘走正道、靠大树、傍财神’的九字经。”
“咳，呵呵……”陆总眉头舒展，开心地笑了。
小小的风波过去了。饲料生意的前景引起陆总的关注，他在特发公司的办公会议上建议成立饲料公司。
此时，我已在激流勇退。我不认为饲料行业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见好就收吧。我的兴趣转移到科学仪器科，协助西甫做电脑、复印机进口业务。
我退出饲料行业5年之后，1989年，四川新津的刘永行、刘永好几兄弟决定进入饲料行业。到90年代中期，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成为仅次于泰国正大集团的大陆第二大饲料生产厂家，亦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我曾同刘永行、刘永好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其实，放弃饲料业务，除了不看好饲料行业的前景外，还觉得这门生意风险大利润薄，忒辛苦。然而，刘氏兄弟顺应饲料行业兴起的大势，兴趣不在“买卖”的倒货盈利上，而是脚踏实地建起饲料厂，并凭着走实业的道路成为90年代民营企业的佼佼者。
小平访问深圳的那一年
1984年1月24日。
我骑着自行车从特发总部出来返东门。途经国贸大厦：警车、警察，还有聚集的人群。这情形引起了我的好奇。人群中晃动着一个高个头的身形……那不是特发的高林副总经理吗？便凑前问：“什么事情啊？”
高林把我招呼到一边，低声说：“小平同志在深圳。市委通知清理现场，准备让中央首长到国贸顶层俯瞰特区全貌。我正在陪公安局的同志检查安全措施。小王，不要对外说啊。”
“噢。”我继续骑上自行车返回东门。
几天后，《深圳特区报》头版报道：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中央首长陪同下首次视察深圳，受到特区建设者的热烈欢迎。视察中，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委领导的汇报，登上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眺望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市容，参观了一家电子厂，访问了渔民村，了解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的确，短短几年里，深圳已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了有40万人的新型中等城市。
特区经济蒸蒸日上，孙凯峰、高林率领的特发集团功不可没。从西部宝安县城进入管理线开始，路边的加油站，蛇口的赤湾码头，进入市区前的香蜜湖度假村，特区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东门老街开发的新华城、水贝工业区，沿盘山公路绕到沙头角、小梅沙度假村，一路向东直至出二线关口的背山面海陵园都和特发有关系，可谓业务无所不包。
不甘特发之后的市属企业还有深圳贸易进出口集团、深圳进出口贸易服务集团、深圳友谊集团、深圳免税公司、深圳物资总公司。
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应运而生。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筹建，选址在建设路1号，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由陈露任经理，蔡作幸任副经理。陈露女士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与先生一起从韶关移民深圳，外贸业务能力强，性格倔强，筹建还不到一个月，在展厅的装修风格上她就同我争执起来。两人互不相让，争着争着，陈露从经理椅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推门走了。
第二天，张西甫找到我摊开双手，“彻底撂挑子了，怎么办？同陆经理商量了，你当法人代表。”
“我属于省外经委的人，帮忙筹办没有问题，但是兼任经理就涉及到了分成问题。”
“饲料科的利润分成不变，展销中心广东省外经委不用投一分钱，三七成，但亏损也要按比例分担，怎么样？”
“很合理啊，我马上向省里汇报。”
然而省外经委的主管领导另有考虑，认为不能接受承担亏损的风险，并提出终止饲料生意，我尽快返回广州上班的要求。这样，我就面临着要么终止饲料业务返回省里，要么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留在特发公司的选择。
我无意走回头路。
行政关系离开外经委前，外经委同特发合作的饲料业务要有个了断。我提议：算个大概数，按200万元利润分配。陆总前一天爽快地点头，第二天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有人反映，没有年终决算就分配利润，要是利润不实怎么办？”
还要等到年终决算，我有点着急。
可是，没过两天，陆总又在电话里告诉我：“不用审计了，就按你说的200万元利润分配。”
听说是负责往来账的钱会计师做了专题汇报之后，陆总改变了年终决算分配的决定。钱会计师汇报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账目很清楚：王石专项往来账上的盈余不低于300万，年底决算，省外经委应得的绝不止王石说的数。
随着一张85万元（100万，扣去15％所得税）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总算结束了“一仆二主”的尴尬角色，随即走马上任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理。
一仆二主的结束
1984年9月21日，展销中心正式开张。西甫请来了常务副市长周鼎，算是给足了面子。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先生、香港冠都公司的张恭泰先生均到现场祝贺。在筹建期间，这两家公司就已经成为我们的供货商。开幕式结束，西甫掏出一瓶“仙女散花”商标的茅台，参加会议的嘉宾轮流对着瓷瓶嘴泯上一口，庆祝科学仪器科旗下第一间公司的诞生。
展销中心占据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整个二层。顶层竖立着硕大无比的红蓝绿公司标识和公司名称的霓虹灯，到了夜晚，彩色的霓虹灯在程序的控制下跳跃着，流光溢彩。整个建筑物坐东朝西，面对着高架铁路，凡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霓虹灯招牌所吸引。
位于二楼的卖场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顾名思义，公司应该主营教学器材。但从展场的商品来看，除了影视商品可以称上教学器材之外，经营的产品内容同公司名称并不相符合。当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采购部门慕名专程到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采购教学器材时，我才意识到公司名称对消费者的误导。但是，名字已经登记注册，也只好暂不做他想。
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而调剂外汇在当时深圳进出口贸易中是这样进行的：如果一家企业需要同外商进行贸易往来并用外汇结算，不仅需要具有进口许可证，还需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
开张时，公司员工七十几个人，年底120人，平均年龄25岁。
职员主要由这么几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于特发公司或者通过特发介绍来的，比如蔡作幸、杨艳菲、黄胜全、赵晓峰、王晓玲、车伟清、张笑美、蔡文波、钟艺林；而周世平、李耀辉、黄涛、廖德贤则来自广州省计委信息中心；还从广州职业中学招收了一批电子班毕业生。此时，热气腾腾的展销中心还向文艺体育人才敞开了大门：三位篮球健将—前八一队场上队长苏晨、广东省队场上队长蒋晓明和神投手高楚雄（组建的篮球队打遍深圳无敌手）；文艺人才有钢琴家刘孝伟、舞蹈家富兰、画家翟亚申，还有鼓手、女高音歌唱家等，开起晚会热闹异常。
但就员工的平均文化程度来看，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还不到30％。为此，公司特意招聘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程志良先生，专门负责职工文化教育，组织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员接受深圳成人高中教育。
从饲料科转行到展销中心的邓奕权做报关业务。对这位小学文化程度的老职员，我特别要求必须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因其汉字写得七扭八歪，还额外要求每天一页正楷抄写。７年后的某一天，仍是做报关员的邓仔敲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手中握着一张文科大专毕业证书。
自来深圳那一天我就想：如果我能掌管一家企业，就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不要像我那样经历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要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均等，尊重个人隐私。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有尊严、荣誉、责任、理想的工作生活。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压抑人的个性的。个人的一切往往要服从于群体的目标，经常没有选择可言。宣传中曾有一种口号，要求大家做螺丝钉，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结婚由组织介绍，离婚绝对不行。工作要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死也无法自由选择。自杀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从生到死，个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隐私权就更谈不上。“文革”期间有句口号叫“狠斗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人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无时无刻不处于众目之下。公司成立伊始，我就把对个人的尊重、坚持员工的选择权利和尊重隐私作为管理的底线之一。
公司成立不久，一位女职员结婚，结婚仪式非常隆重。两个月之后，这位女职员找我，说她想离婚，问我的意见。我回应：“离不离婚，是你个人的事，公司不干涉。但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这同公司就有关系了。这样吧，公司出面聘请律师来帮你处理。”如果按传统观念，恐怕要动员工会、共青团、妇联来做“不要轻易离婚”的劝说工作。尽管不干涉的处理办法显得有些冰冷，却体现了公司对个人隐私和生活选择的尊重。
还有一位叫卢小安的同事从广州一家塑胶厂辞职应聘到“中心”，弹得一手好吉他，从事行政工作，非常踏实，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几个月之后，公司准备提小卢当主管，负责人事的同事找他谈话，小卢却回答他根本就不喜欢干行政。
“哎，看你工作很踏实呀。”
“踏实工作是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
“那你喜欢做什么呢？”
“做贸易。碰杯把盏之间便把合同签了，多浪漫啊。”
听取了人事汇报，尽管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做业务，他的性格和职业积累都不适合做贸易，但还是尊重本人的意愿，安排他到贸易部工作。做了4个月，小卢提出回行政部做原来的工作。实际上，选择本身也伴随着牺牲。因为这一来一去，小卢失去了一次提升主管的机会。
天上掉下的馅饼！
1984年秋天，特区经济建设丰收的季节。
在香江酒家，张西甫和业务员王向宁向我引荐一位客人，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先生。一口京腔的王向宁介绍：新时代公司有大量出口外汇留成，可以调汇3000万美金，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元7角。
王春堂一米八几的身高、坐姿笔挺、面带和蔼笑容，给人可以信赖的感觉。但新时代公司哪来的3 000万美金？调汇比率之优惠更是不可想像。官方汇价是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给出汇价是的1美元兑换3。7元，每兑换1美元较“市场”汇价便宜0。5元。3 000万美金的兑换后，市场兑换差价就达到人民币1 500万元！难道，天下掉馅饼啦？
王向宁还介绍：“王春堂先生已经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孙凯峰总经理签订了调汇协议，如果展销中心需要外汇，可以分配一部分。”
我只是笑笑，没有太当回事，心想：这北京丫头口气也忒大了点。
20天之后接到西甫的电话：“北京的外汇到了，你要多少？”
“什么外汇？”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新时代的3 000万美金到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账号，你要多少？”
我算了下：汇率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1 000万美元就需要3 700万人民币。
“能给1 000万吗？”
“行，没问题，另外1 000万给‘国商’吧，李景全一直盯着呢。”李景全曾任孙凯峰秘书，现任新开张的国际商贸百货广场总经理，业务蒸蒸日上。
于是，展销中心从中国银行顺利贷款人民币2 000万元，加上账上现金，将3 700万人民币汇给北京新时代公司，特发财务同时将1 000万美元打入展销中心的美元账户。
随着1 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也随着节节攀高。
这时候，公司形成了骨干人员的初步配置：从特发财务部挖过来的张敏顶替钟艺林任财务经理，詹宏祥任营销部经理，梁毅任储运部经理，李耀辉负责技术维修部，广告部由苏晨任经理，赵晓峰则负责行政和来料加工。
一时间，公司开始大量进口录像机、复印机、放大机、电脑。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则为供应展销中心的订货满负荷地运转。
1 000万美金消耗得很快，能否再调汇1 000万美金呢？公司直接同北京新时代公司进行联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委派黄胜全专程飞北京全权办理。
与此同时，展销中心在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业务代表处，由周世平负责广州方面的业务，蔡顺成和郑晓文负责北京的业务。在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北方时，北京一家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以黑马之态开始同当地公司“抢”货源，并租用军队货机空运北京，以运输交货速度的优势迅速形成竞争之势。该公司的全称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归属北京西城区政府，法人代表戴小明，其杀到珠三角的买卖手就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在展销中心热衷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1985年伊始，进口机电产品市场可没有像“深圳”速度一样节节高，而是日渐萎缩。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也开始集中在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形成了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的“三点一线”模式。
市场不好，特区各大集团贸易业务的生意都冷清了下来。外汇管制异常严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违规调汇行为，涉案人员被问询、刑事拘留是经常的事。
展销中心也卷入了一起“4 000万美金调汇案”，此案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
逃汇？一切都是按正规手续，银行走账，花外汇更是按进口批文、合同付款，怎么可能逃汇？我十分茫然。
北京专程派出两个调查组到深圳，分别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因为北京新时代公司归属国防科工委系统，属于部队编制。
4 000万美元中，展销中心了解其中3 000万的去向，“坐享”1 000万，第二个1 000万参与整个调汇过程并单独使用。特区检察院配合两个工作组，查封了展销中心有关合同和往来账本以及用汇去向。
展销中心被查询的有王石、黄胜全、张敏。
查询中，我强烈表示不理解哪一点涉及到逃汇。
中纪委小组解释：“新时代公司在使用留成的外汇上，手续不齐备。”
“那银行怎么能同意将美元汇到特区呢？”
军纪委小组解释：“赵紫阳总理到国防科工委视察听取汇报时同意其下属公司的出口留成外汇灵活使用，搞活经济。新时代公司是按照总理的精神办理的，只是国务院没有正式下文。”
我微妙地感到两个调查组的不同态度。
随着调查的深入，关键的节点集中于这样一点：在签订的两份调汇合同（3 000万美元与1 000万美元）过程中，有无行贿受贿行为？
展销中心的1 000万美元交易比较简单：王石明确黄胜全办理此事，没有安排任何礼品馈赠。特发的3 000万美元交易中，我是知情人，本来也可以参与交易过程，只是当时我不相信有如此的好事而置身事外，不过是3 000万的用汇者之一。
签订3 000万美元的当事人，面临着数台电视机是送还是代买的定性问题，前者属行贿受贿行为。果然如此，3 000万美元的双方交易参与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此时，北方理论界正在讨论特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
据知情人透露：调查组已经提请深圳检察院拘留张西甫来配合案情调查。动议提交到深圳市委常委会。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认为证据不足，反对抓人。对于涉及案件的性质和人员来讲，梁湘书记拒绝逮捕张西甫的决定保护了一批特区建设事业的改革者。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一箱钱岂能满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挣脱旧有经济制度枷锁的种种努力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认同，商品经济大潮已如惊涛拍岸，势不可挡。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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