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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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副市长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急于改革的创业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
“呵呵呵……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离开副市长办公室时，朱副市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向主管公司报告了吗？”
“啊，报体改委的申请副本抄送给了特发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办公厅就下发批准你们股改的申请。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电话告知特发副总李景全正带领一拨人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我打电话给体改委徐景安主任，没有人接听；电话打到朱副市长办公室，秘书说，朱副市长胃病发作住院了。
鉴于特发的强烈反对，办公厅暂停下发同意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暂停的消息犹如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股改小组紧急商量对策。这时已没有后路，对激烈反对的总公司只有硬着头皮面对。
此时孙凯峰已离任特发，继任者袁陶仁是北京电子部前计算机局局长。
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坐在袁总一旁的李景全发言：“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报告也打到了体改办，但我们是通过特发集团批准上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越权的报告却下了红头文件，而国商却没有一点回信。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好啊，你李景全办的好事，袁陶仁刚从内地调来知道什么？还不是你捣的鬼，非得第一个股改。就凭你“官大压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国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发管理层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怎么办？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新一代公司的王晓敏来自长春，同政府中一批长春背景的干部有交往，建议我“以王石的名义邀请市委、市政府的秘书班子聚聚”，介绍股份制改造遇到的困难，在舆论上抢占先机。
王晓敏做联络员，邀请信发了20多份，原以为能到1/3就不错了，没想到全到齐了。聚会的效果不错，在王晓敏的协助下，公司给年轻的秘书们上了一堂股改课。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我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过去和李灏书记只是在一些座谈会上见过，从来没有单独约见。见面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习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我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您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无独有偶，金田和原野两家企业也遇到同样的遭遇：上级主管公司坚决反对股改。三家同病相怜的小企业不定期地被书记的唐秘书约见，听取改制的进展。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部门，多少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爽快地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
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袁到底有没有北京的上层关系呢？有人说有，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招股通函首上党报
公司的名字一路改，改到1988年，我比较喜欢“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个名字，简洁、易记、琅琅上口。但在办理股份制手续过程中，却意识到这个名称没有顾及到在国际层面，韩国有一家大公司也叫现代企业。
还得更名。这次要慎重。
为了改名，公司管理层和部分总办人员乘海船，在珠江口海域兜转。在船上也没什么事，惟一能做的就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插上想像的翅膀，畅想公司的名字和寓意。
返回深圳，把每个人能想像的名字写在大黑板前进行比较选择。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称“Shenzhen　Modern　Enterprise　pany”，缩写是“MEC”。讨论最后集中在如何从三个缩写字母中延展出新的名字，这样同原来的名字有连续性。有人提出，我们干脆就用这个“MEC”，可是，这和日本的“NEC”有些接近，而且“MEC”的发音同当时热播的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男主角麦克太像，总不能让别人听到公司名字就想到连续剧主角吧？再加上“克”字读上去不响亮，于是又有人考虑将公司名字改成“麦科”，但“麦科”用广东话发音是“特别黑”的意思。如果别人问到公司的名字，公司就成“特别黑公司”了。
讨论来讨论去，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潘毅勇想到了“万科”的名字—既然“Marlboro”以中文翻译为“万宝路”，为什么公司的名字不能叫做“万科”呢？
于是，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特区报》敏锐地捕捉到万科股份制改造的意义。负责头版、号称《深圳特区报》“五虎上将”的五位编辑全部投入组稿和选稿的工作。就一个选题，五位编辑全部投入是很少见的。在这段时间，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　324万元折合1　324万股入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　800万元，其中1　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万言招股通函递送到了《深圳特区报》广告部。
广告部主任审核着这份占两个整版的招股通函，为难了，上报值班副总编辑审核，副总编辑不敢做主，递到总编辑。总编辑批示：公司募集资金的文件在党报上刊登不妥；党报宣传股改同党报刊登招股通函的性质不同，不能刊登招股通函。
招股通函被退了回来。
参照香港资金市场公开招募资金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企业必须将募集资金文件在公开刊物上刊载。如果不在公开刊物上刊登招股说明书，就相当于私募资金，意思就全变了。怎么办？再次想到主管体制改革、意识形态的秦文俊副书记。
再次走进市委大楼，求见秦文俊副书记。
听完陈述，秦副书记沉吟了一会儿，打开笔帽，在摊开的招股通函上批道：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接到有秦副书记批示的招股通函，总编辑批给广告部：全文刊登，免费。
1988年12月6日上午，在深圳市和平路50号三楼会议室，公司召开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次发起股东会议，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复了“发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申请书”，同意公司申请的各项股票发行事宜。
同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事务协议书》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包销合同》。
12月24日上午，仍然是在和平路50号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万科第二次发起股东会议，会上全体发起股东一致选举我为万科法人代表。
12月25日，与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签订股票代销合同。
12月27日，我们的招股通函首次在当日的《深圳特区报》第二版登载，这是国内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或许，免费刊登的情况，只有这一次。
贩股票与弃股权
万科股票是在1988年12月28日公开发行的。
深圳证券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两家各自承担了600万股。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深圳移民社会来讲，他们熟悉黄土滚滚的大工地，清楚各种进口批文的含金量，也晓得了土地的商业价值，但对股票是什么却仍然懵懵懂懂。
1987年12月22日，深圳特区内的6家农村信用社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创立了深圳特区发展银行，同时通过私募的形式向社会发行股票。为了表示对股份制改革创新的支持，李灏书记号召市委机关大院的干部认购，自己带头将多年的储蓄款取出认购了股票。但响应李书记的认购者寥寥，摇旗呐喊是一回事，真金白银掏自己的钱包就是另一回事了。5年之后，小平南巡，全国仅有的几只股票价格如直升机般蹿升，尤其是金融业的“深发展”更是身价百倍。当年为支持股改而奉献的李灏书记持有的股票票面值亦上升到7、8位数字。这是后话。
1988年的12月，同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募的形式，特区党报摇旗呐喊，企业、市民仍不买账。
为推销股票，秀才孙路设计了“龙年计划”实施方案，我任总指挥。
首先，我领衔一个招股推广小组，拿着一根细长的教杆，教不离身地宣讲股份制，向一些机构团体推销万科发行的股票，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发展银行、物资总公司、免税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物业总公司、建设总公司、工程勘测公司、华西建筑公司、江苏建安深圳分公司、香蜜湖度假村、石岩湖度假村、蛇口海上世界、华侨光明农场……从银行讲到商业企业，再从施工企业讲到旅游行业，像篦头发一样将深圳的大企业梳理了一遍。事后回忆，孙路说：“当时就差没有到海上渔船向渔民兜售了。”
孙路带领另一个小组负责零售，每天一早夹个大皮包出门，带着证明和收据本，晚上返回公司。通过其皮包的鼓胀程度就可以判定一天的战绩如何。清晨，拥挤的菜市场也成为孙路小组推销万科股票的场所，阿公、阿婆好奇，凑上三五百元地买，一天也能卖出四五千股。有一次，通过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戴着宽边眼镜的孙路还没介绍三分钟，下面听众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距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星期，股票还有700万股没有认购出去，推进的难度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推销分析会结束时，已经是凌晨1点。
“去哪里夜宵？”孙路问。
“不想夜宵。我领你去个地方。”
东门室内旱冰场通宵营业。闪烁的彩灯场内空无一人。
“老板，咱们大老爷们半夜滑旱冰，哈哈哈。”孙路心态复杂地乐了起来。
“憋得难受，得找个发泄的方式。”
穿上滑轮鞋，上场趔趄两下就硬声声地摔到水泥地上。站起来，没滑两步，吧唧，又是个脆跟头。进了场的孙路也一路摔跟头。一个小时下来，手掌、膝盖、小腿上破皮、渗血、红肿。压抑的心情却得到了松弛。脱旱冰鞋的时候，脑海里冒出袁陶仁的那句话，“你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真的跳不出吗？
冯佳秀才报来一个好消息：华为对万科的推广小组热情招待，老总任正非详细地询问了股份制的内容，不仅认购了20万股，还解释说公司流动资金有限，本应该多买一些。当时的华为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和行为。冯佳得意地说：“任总请万科人吃了一顿丰盛的烤乳鸽，哎，孙路，你有被股民请吃乳鸽吗？”
最后一天认购日。还有350万股没有推销出去，看来是完不成了。努力在人，成事在天啊。
下午，距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
一个电话打来，自报北京中国创业总公司财务总监王越陇，“蛇口的王建国介绍万科公司发股票，昨天从北京紧赶慢赶，到了深圳都半夜了。今天研究了你们的招股通函，请示了张晓兵总经理，我们希望认购400万股，行吗？”
“当然可以。”这王建国是谁呀，真得好好谢谢他。
1989年3月8日，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关于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验证的报告书》，核定原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截止到1988年10月31日，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3　246　680。17元。加上发行股票到账的2　800万现金，总计是人民币41　246　680。17元。
3月28日上午9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
座无虚席。回答股东提问。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自己买了多少股票？”
我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认股权证，“我个人存款一共25　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和叫好声。
当晚第一届董事会上，我被推选为万科第一任董事长，董事会由王石、蔡顺成、刘元生等11人组成。
4　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出头。这部分股票怎么分配呢？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股票只能有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
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
我放弃的想法基于三点：
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有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
我回答：“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我放弃了，管理层也放弃。而且，管理层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由职工代表会产生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用途：职员的福利，重点照顾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的福利；另外的用于回馈社会，做公益活动。
联姻前的离婚合同
1988年，伴随着股改的成功，万科的业务也节节上升。
这一年，万科与香港仁达公司合资兴办了“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专业经营电子分色制版；与意大利第四大K金首饰制造厂家合资兴办“华意首饰制造有限公司”，制造K金首饰；与美国富兰克林铸币有限公司合办“深圳现代富兰克林精品加工厂”，制造精品模型车；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和索尼合作建立索尼技术服务中心深圳分站；与香港厚利有限公司合办“万科厚利来料加工厂”；与英国X…10系统有限公司合办“深圳X…10电气公司”，加工遥控电气开关；成立“万科录像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这些新成立的合资、合作、来料加工项目中，重点是与总部在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铸币公司合办的精品车模加工厂，位于深圳水贝工业区14栋的6层工业厂房是万科为开展这一工业项目购置的物业。
当时，万科为吸引投资项目，开始在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登招商广告。美国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看到英文广告，同万科取得联系。
通过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的宣传册，我感觉到这是一家专业性很强的金属、陶瓷礼品制造公司，一般香港的来料加工厂同其生产的规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感到，这个合作机会是个“金娃娃”，要抱住不放。
最先同万科接触的是位名为Peter的香港人，两个星期后对方换了个美籍德国人。一个月之后继续谈判，又换了一位美籍日裔小个子的陌生面孔。一个星期后，一位律师又接过手，美籍犹太人。签合同时，真正的老板，一位美籍爱尔兰人才出现。
谈判过程中，我对大个子美籍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我介绍：1968年在越南战场上服兵役，是直升机驾驶员。恰好那时年我也在服役，当汽车团驾驶兵，所在连队曾准备进入越南参战，后被另一支部队取代，连队调防到新疆。我无限感慨：“差点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冤家，现在却在深圳特区成了合作伙伴。”
开始，我没太注意富兰克林的谈判代表的变换情况。随着谈判的深入，我才开始理解频繁更换谈判人员的含义。谈判代表的选派是根据流水作业法来制定的，有规律可寻：首先来的香港人，是一位中国大陆通，负责对万科能力及潜力的评估；德国人来谈工艺流程设计，产品组装的工序环节卡到以“秒”为单位；日裔小个子是位工艺产品成本控制师，计算每件产品加工费的最经济支出；犹太律师来了，不是谈怎么保障合同执行，而是探讨终止合同时的双方义务和责任的详细条款—甚至包括厂房内的一扇玻璃更换后，结束合作时这扇玻璃窗是否恢复到原状这样的细节。
我很不适应这种漫长的折磨人的谈判方式。却发现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必须讲明理由，必须回答对方的“Why”。
讨论租用层数时，对方最初提出租用两层，给对方五层及六层，他们表示满意，认为高处视野好，空气也较低层新鲜。而后，对方提出增加一层，再给第四层，价钱与最上面两层相同。随着谈判接近尾声，他们又提出再增加一层，并指明第二层。这一层万科原想留给自己用，就有意识抬高价格，比原来的租金增加了50％。
“Why？”
没想到对方追根究底，我随口说出：“因为二层方便啊。二层不用电梯，停电的时候，员工还可以非常迅速地上下楼。”深圳工业区经常停电是事实，但这理由实在牵强，更何况富兰克林计划在一楼自备电站。
我笑了。“鬼佬”们也呵呵笑了起来，接受了报价，认为解释的理由可以接受。
谈判终于结束。签合同时，发现一摞合同文本比招股说明书还厚。负责起草的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驻香港公司，仅律师费一项，富兰克林就支付了300万港币。我心想：花这么多钱调查万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万科，能做多少事啊！
此时我才体会到：同富兰克林合作，赚钱固然重要，但从方法论上，学习对方的人才组合、严谨的工作方式、强调效率的做法、尊重法律的商业精神更具有价值。
从此，万科与合作伙伴签署的合作文本也变得厚了起来。
“你们的合作手续是不是太烦琐了？”许多合作者不理解。最不理解的还是合作文本中的“离婚”条款。对方没有我们这样的经历，很生气：还没开始合作呢，怎么就开始考虑分手的事？什么意思啊？太像犹太人了。
富兰克林合同上对万科有很苛刻的约束，做不到将受到如何如何的惩罚。我有些担心万科履行合同的能力。
事实上，担心是多余的。负责此项目的赵晓峰团队尽心尽责，超水平发挥；而且，尽管合同条款非常苛刻，但在具体执行合同中，富兰克林仍在合同的执行上把握着一定的弹性。
在和富兰克林合作的过程，也是万科进一步学习国际化，学习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合同签下来，水贝14栋进入紧张的装修。哒哒哒的电钻声、刺耳的锯木板声……
合同上规定：万科负责在水贝工业区附近提供1　200工人的居住宿舍。水贝工业区的工人宿舍人满为患，哪去挖掘出1　200个床位呢？
14栋厂房的东侧400米，隔马路相望是座郁郁葱葱的山丘。绿荫遮蔽下，是一排排随地势起伏的单层养鸡棚。
赵晓峰汇报：“和养鸡公司谈妥了，把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