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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道路与梦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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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栋厂房的东侧400米，隔马路相望是座郁郁葱葱的山丘。绿荫遮蔽下，是一排排随地势起伏的单层养鸡棚。
赵晓峰汇报：“和养鸡公司谈妥了，把鸡场租下来，租金比养鸡的收入还多，嘿嘿。”他笑着点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把鸡粪清走，防疫消毒，打上水泥，换门窗，铺设给排水系统，建锅炉房、澡堂、食堂，保证三个月内1 200人住进去。嘿嘿，鸡场里树荫真好，菠萝蜜结果的时候，有那么大个……”他双手比划着篮球大小。
“能行？”
“能行，有个条件，你得把姚牧民调给我。”
昂贵的地产行业入场券
1988年的深圳，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
这时，万科股份化改造已告一段落，秀才冯佳加入了房地产的策划小组。组长杨海生，军队子弟，肯吃苦，只是脾气倔，性格有点像他的父亲，野战军某坦克旅旅长；副组长张雨，来自武汉，文质彬彬，秘书出身。
深圳会堂拍卖会。拍卖官还是刘佳胜。
我左边坐着冯佳，右手坐着握着牌号的杨海生。
竟投开始，价格一路飙升。最后只剩下万科同另外一家轮流叫价，互不相让，进入白热化。如果不是举牌者主动出价，拍卖官会按50万元升幅叫价。万科是志在必夺！如果对方也是呢？不免暗暗叫苦。对方再次举牌，拍卖官一次叫价、两次叫价，咦，杨海生怎么不举牌？
拍卖官举起槌子。
我本能地抓过杨海生手中的牌子举起，喊了一个跳升的报价。
拍卖官报新的叫价，一次、两次，全场鸦雀无声。
三次叫价，一槌定音。
按照拍卖的土地成本计算，楼面地价已经高于这块土地周边的住宅产品的平均售价。换句话来说，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
拍卖现场，我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进入房地产的敲门砖已经拿到手，只是代价高了些，谁让万科遇到了一位疯子。哪家企业如此咄咄逼人？经查核是深圳争华实业公司，私营企业，老板是湖南郴州人，带家乡子弟兵到深圳创业，捡破烂起家，现在开发工业地产、夜总会娱乐项目。怪不得如此死缠烂打。对方最后手软时，也一定认为遇到了疯子。
当务之急是先应付记者这一关。明天怎么答复记者问？
回到和平路50号。我交代秘书上街，把地摊上有关风水的书全给搜罗回来。通宵阅读论风水的小册子。
第二天对着记者提问，我大谈威登地块的风水龙脉，“你们看到了，地块芦苇茂盛，知道为什么吗？从风水的角度看，聚水，水为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施工开挖地基，芦苇丛所在位置的地下水不停上涌，止也止不住。威登别墅竣工时，还专门修了一口井，以示纪念。
就这样，2 000万元“天价”，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
我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和万科这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万科房地产经营部成立，我兼经理，姚牧民任副经理，刘鹏任工程部经理，林汉彬任财务部经理，冯佳任项目开发部经理，郭兆彬任销售部经理，张雨任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深圳地产公司经理的车伟清此时只是个普通的销售业务员。由12个人组成的房地产经营部，除了我（给排水工程师），没有一个人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行业，个个是半路出家。
外行也有外行的好处。公司没有条条框框，始终努力寻找优秀的学习对象，也乐于启用年轻人，勇于创新。高峰、傅志强两位毕业于同济大学的青年设计师进入了万科的视野。经过几家设计事务所几轮方案的比较，两位设计师的方案接连胜出威登、天景地块的设计竞标。
连续购买两块地块后，万科留给开发的资金绷得紧紧的。天景花园样板房的100万元还是靠林汉彬向铁路支行借来的救急款，而交纳天景花园地块和开发伊始所需的部分资金，更是冯佳从茶馆里找来的粤银公司的朋友提供的。刘鹏抢着时间修建天景花园的样板房，夜间停电，就驾着摩托车灯继续干，作为销售业务员的车伟清，在星期日还带着孩子在样板间里卖房子……
天景花园启动后，威登别墅项目也开始启动，由于地价高昂，公司在项目整体规划和产品定型等方面都耗费了很长时间。
为加强地产业务，陆续调来很多专业人员，夏南、黄瑞港、娄英平。后来成为万科物业管理老总的陈之平也进了万科，此时，他是检修高低压电的电工。
在地产项目大张旗鼓发展之时，万科的多元化经营也在持续发展。这一年万科成立了影视部，开始拍摄电视剧，郑凯南任总经理；成立了工业供电服务公司，为小型工业区配套供电，涂国庆任总经理。
一步脚印一块钱
1989年5月。
深圳连降暴雨，罗湖区成了泽国。我趟着齐腰身的积水走向和平路50号。
三层总部办公室空荡荡的。星期天。
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电视广播公司摄制组专程从北京飞赴广州，再转深圳采访我。美中蜜月期，美国传媒用欣赏的视角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三大秀才之一的李杰已经调到总办，今天负责接待事务，还有温向东，我的秘书，中山大学英文硕士，由他负责采访的翻译工作。
会议室作为采访现场：灯光、摄像机、主持人汇聚一处，气氛紧张严肃。
摄制小组是根据美国大使馆商务处提供的信息而来的：深圳有家企业已进行股份制改造，其公司创始人是目前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主持人：“请问王石先生，您现在的身家有多少资产？”
王石：“没有什么资产。”
主持人：“不方便透露？”
王石：“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股份化改造的时候我有2。5万元存款，拿出了2万元买了万科股票；股改时，公司的资产4∶6分配，职工股为集体持有，我没有要一股。”
“为什么？”
在美国，成功企业家的标志就是你拥有多少财富。你王石没有什么财富怎么会成为大陆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解释不清楚。
这次采访中，也许是语言和性别相同的机缘，温向东同主持人建立了联系。没过多久，由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女主持人提供担保，大家闺秀型的温向东办理了赴美国攻读博士的手续，攻读课题：女权历史研究。同行的还有李杰，其身份为陪读。两人就是在这次采访活动中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由于个人原因，我在6月12日离开深圳。蔡顺成代理总经理。冯佳、周世平也相继离开公司。
全国经济走势偏软。这一年，工业的来料加工业务成为万科当年的主要利润来源；房地产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
我再次返回深圳，是一年后的5月13日。此时，万科股票在深圳证券公司柜台的交易价格在0。88~0。92元之间浮动，挂牌交易的还有发展银行、金田，其股价走势明显好于万科。
我回深圳的当天，柜台交易的万科股票一反常态，急速上升，持续上升。不大的炒股圈子戏言：王石回深圳的路上，一步脚印一块钱。事后看来，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进入5月，交易柜台的三只股票全面升温。
回到万科，大蔡讲了朱焕良的故事：
1990年万科股东大会。万科股票已经跌破票面发行价。由于担心股东闹事控制不了局面，公司已经做好了董事会成员紧急撤退股东大会的方案。大会进入股东提意见的阶段，一位个子矮小，黑瘦的中年人站起来发言：“这一年，万科管理层做得很好，我很满意，股票低于发行价是大势使然，不必过于在乎。我看好万科发展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是你们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些大股东却在抛扔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再次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他的发言获得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个朱焕良何许人也？”
“客家人，部队服役，是开汽车的职业兵。复员后到特区倒卖国库券起家，在小股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
“这个人我要见见。”
同朱焕良见面后，我主动邀请朱作为小股东代表加入万科董事会。
1990年，特发公司开发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也已经竣工，它骄傲地屹立在蓝天白云下，堪称高科技和艺术结合的结晶。但对于特发的决策层来说，他们不是在考虑乔迁的日子，而是考虑如何迅速脱手回笼资金，偿还债务。
由于万科天景花园销售的成功，特发有意委托万科销售发展大厦。大蔡组织专业小组对发展大厦进行了仔细的勘查、研究。
从江西景德镇军用飞机制造厂租来直升飞机，郑凯南导演带着摄制组登机，接连数天围绕着特发大厦航拍。售楼书也完成了。万事俱备，只差销售。
根据测算，发展大厦的销售可以为万科带来近1 000万元的利润。
可就在报纸广告刊登的前一天，特发突然撤回对万科的委托，决定自己销售。只好紧急撤回报纸的广告稿，预订的版面改做万科地产的形象广告。
特发的变卦，刺激我做出了令特发意外的反应：你不是自己卖吗？好，成全你，万科这次是买家，购买你整栋大厦。
特发一下懵了。此时的特发老总是王新民，原在国家经委工作，刚到特发不久，还属熟悉工作阶段。上一任的袁陶仁，没做多长时间就离职了。在销售大厦工作中负责的是总经理助理袁春熙，李灏书记的前秘书。
万科自身筹措资金的能力有限，便通过电话联络香港新鸿基证券、香港天安中国和泰国正大集团。新鸿基证券曾是万科股份化的咨询顾问公司，天安中国是万科的发起股东之一，而正大，是我经营饲料时期熟悉的公司。
前两家公司电话里就谈成了结果，各占25％，现在就差正大集团表态。
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会所约见到正大掌门人谢国民。寒暄之后，谢先生直截了当地问：“王先生，你希望我们占多少股，投资多少钱，告诉我吧。我们信任你。”
谢先生这番话很受用。正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生意交往，沟通才变得如此顺畅。信用无价呀。
万科牵头，四家联手，正式向特发发出收购大厦要约。参与收购的还有香港的一家财团。
特区发展公司的态度微妙起来，开出的条件逐渐加码。袁春熙助理的砝码明显挪向那家香港财团。
特发管理层的心态是，当年大厦急需还贷，你拒绝上交800万美元的额度，现在竟然反过来要收购这栋大厦。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行！宁赠友邦，不卖家臣。结果可想而知：发展大厦的90％产权卖给了香港那家财团，特发公司留下10％的物业作为集团的新总部。
收购发展大厦的行动失败了，但万科新启动的零售业务却顺利开展。万科购买了罗湖商业大厦的四层作为商业大卖场，与北京祥云集团联手开展连锁业务的谈判也在深入进行。而且，90年代初的万科人事政策中对北大、清华的学生不问专业，来者不拒的做法也引来了一位年轻人。这天，和平路50号董事长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带着书生气的年轻人。桌子上摆放着履历和一份“商业连锁模式”建议书。求职者叫郁亮，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毕业，之前供职深圳外贸集团，见到万科招聘连锁业务的人才广告前来应聘。
1990年1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证券交易所成立。股票开始通过交易所集中交易，并停止了旧版股票的交易。深交所成立几天前，11月26日，深圳市在香蜜湖宴会大厅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外来宾及深圳各界人士共500余人出席。深圳，进入它的新一个10年。
新的一年，1月29日，万科公司股票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
码：0002。
综合商社之梦
1991年初，万科的务虚会上正式提出了“综合商社”的概念。
按字面理解，综合商社就是以商贸为主导，兼顾金融、制造、运输业等多种经营的超大型公司。
综合商社的提出与万科靠贸易起家不无关系，也有我对于中国商业现状的一些思考。
我痛切感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与商业的不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和现代的重工轻商思想可以从“农工商”和“工农兵学商”的提法略窥一斑。而日本现代经济的轨迹，明显看得出贸易立国的思想和重商主义的积极作用与重大影响。
建国以来，中国积极推动的一连串五年计划以发展工业为核心，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万吨水压机启动、万吨巨轮出航、原子弹顺利引炸、卫星上天……相比之下，商业却始终被抑制着。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历史上长期被严重抑制的商业领域恰是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
万科如何实现综合商社的目标呢？
日本综合商社是以金融为纽带，下属企业互相参股，以金融为纽带，通过商贸的上下游关系形成关联的利益集团。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现实，金融为国家所牢牢控制，没有放松的迹象；万科所能拓展的就是流通领域。过去几年的贸易经验告诉我，进口许可证制度和出口配额都被利益集团垄断，万科被限制在很窄的贸易空间，所能施展拳脚又大有可为的就是零售业，国外成熟的连锁零售形式是万科模仿的最佳选择。
其次，即使零售业有很高的增长，仅仅依靠万科的自我积累仍是不够，要利用金融杠杆工具，进行企业兼并收购，以股权形式参股控股，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产业结构、规模扩大的问题，而且考虑到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股权投资还有相当高的利润回报。
还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掌控在大型国有企业手上，民间企业不可能独立发展，只有同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发展，市场才是健康的。要主动帮助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共同发展。
按照新的蓝图，万科将贸易、工业、房地产、文化传播四大支柱细化为10个行业：进出口、零售、房地产、投资（包括证券）、影视、广告、饮料、印刷、机械加工、电气工程。
务虚会议之后，为推行和借鉴“综合商社模式”，万科给公司的骨干人员下发了一本200多页的小册子《日本的综合商社》。这本小册子万科人是否认真读了，不得而知。至少推荐这本册子时，我还没有认真拜读。
一年之后，飞北京的航班上，当我认真读这本小册子时，边读边冒冷汗：……在日本，能够被称作“综合商社”的企业也仅仅有9家，其中最小的兼松江商，1991年的营业额为46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深圳国民生产总值的16倍，排名第一位的伊藤忠商社的营业额则为1 670亿美元，超过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嘿，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是给《万科》周刊总编去了个电话：“郭钧吗，今后万科再不要有‘综合商社’的提法了。”
不再提“综合商社”，贸易王国的梦想依然。
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下午，蛇口足球场。
我带领着万科的单身汉正同蛇口“鬼佬联队”厮杀。
汗水、冲撞、拼抢、疼痛、血脉喷张、心脏狂跳 ……我喜欢这种野性释放的对抗竞技，它使人联想到非洲大裂谷原始人类同野兽搏斗的场面。
中场休息时。一位穿着T恤衫和浅黄棉布料便裤的中年汉子走过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王总你好！刘路明，一直约见您，没想到在这见面了。”
“也踢足球？下半场怎么样？”
“呵呵，”爽朗的笑声，“没有准备，没有带运动衣。”
“嘿，踢着玩儿。”
下半场。刘路明活跃在场上，很好辨认，因为光裸着上半身。
这位名叫刘路明的中年人，原是北京财贸学院的讲师，80年代末留学新西兰，刚回国内谋求发展，足球场成了求职见面的场所。
随后，刘路明被委任连锁零售业务部的经理。同年12月，深圳万佳连锁贸易公司成立。但因控股权互不相让，万科同北京祥云集团合组公司的设想告吹。
刘路明物色的第一位零售专家为武汉商场前副总经理吴正波。
短短一年内，深圳友谊大厦万佳商场开张，哈尔滨万佳、武汉万佳、广州万佳、乌鲁木齐万佳、福州万佳，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参股股份制改造企业，待上市股票增值后套现实现利润，是万科新开设的投资业务，相当于投资银行的风险投资。这方面，毕业于国际经济专业的郁亮显露锋芒。
海南新能源公司被选为第一个项目。
在万科通过拍卖获得第一块土地，进入深圳房地产市场的1988年，我曾邀请成都八一科仪公司的陈宇光一起进入深圳特区的房地产。此时的陈宇光却摆出一大堆设计图纸，他告诉我，他已在海南注册了“海南新能源公司”，并同海军航空兵合作，在机场旁边的一块土地上开发住宅小区“海口椰林山庄”。之后，由于业务纷忙，两人很少联系。
同郁亮飞海南岛。
飞机在海口上空盘旋。俯瞰市区，半截楼工程比比皆是。同炎热的气候相比，市场冷清萧杀。
椰林水庄的外观如同一座城堡，迎门两边的城墙立着两个带尖顶的塔楼，让人联想起迪士尼乐园里白雪公主居住的古堡。工程进度相当快，据说预售不错。
对万科的提议，陈宇光满心喜欢赞成。首先，需要将有限公司变成股份公司。按照上市要求，至少有5家发起股东。这次前访，我们最终确定的５家为：成都八一科仪、深圳万科、海南农业信托、兰州石化和海南中商股份。
在海南期间，我们顺便注册了万科海南贸易公司，专做出口贸易。
1991年，万科的工业制造突飞猛进。新成立了万科精品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了万科服装公司；收购了怡宝饮料公司51％的股权。
而列为支柱之一的影视文化，在郑凯南总经理领导下，则涉足电影、唱片业。同北影合拍的电影《过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两项大奖。
抢占上海滩、撤退北部湾
金田公司位于和平路56号的泰山大厦，与和平路50号的万科总部只是５分钟的步行距离。从事纺织行业的金田紧随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万科同年介入房地产，其在深圳交易所的股票代码是0003，市场上戏称两家公司为难兄难弟。
金田的创始人黄汉青，潮州人，说话大嗓门，有种江湖上的感染力，年龄较我小，见面直呼我大哥。这位自称小弟的金田掌门人在协议拿地方面的本领却比万科强好多倍，两个公司的拿地能力是10∶1，就是说，金田拿到10幅地，万科却只有1幅。万科强调的运作方式使万科的土地储备明显处于劣势。
一次股份制研讨会中，两人在休息时间谈到特区的房地产市场，黄汉青掏出一份统计表，以夸耀的口吻说：“大哥，你看我这么多项目哪做得完，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分给万科两个项目。”
如果就这样憋在深圳，确实无法胜出金田。
万科开始寻找跨出深圳的地产投资机会。1991年8月，万科获得上海市国土局古北新区第24号地块国际招标的消息，联合香港仲盛参与投标，出价1 500万美元成功取得该地块使用权，5万平方米、容积率0。5，属别墅用地。
姚牧民率领傅志强、黄瑞港一行在西郊宾馆安营扎寨，开始编制设计招标手册等工作。苦于跨地域的行政管理人员短缺，大姚要求总部支援人手。
“什么条件？”我问。
“只要对地产业务感兴趣的，或在其他部门不能发挥作用的我都要。”
嘿，这样的条件容易满足。
在第24号地块设计的88栋别墅还在草图阶段，已被客户预订一空。市场反应之热烈实在出乎预料。
翌年4月，上海万科再次出手，拿的是古北新区高层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建万科广场。第一个调配给大姚的文民生，原任万科北京贸易公司副经理，刚到深圳报到就被派到上海任总经理。雷厉风行，说做就做，从不拖泥带水是大姚的一个鲜明风格。他有句口头禅：“表扬提拔不隔天，打击报复不过夜。”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邀请万科参与北海房地产开发。
待我带着郭兆彬拜访帅市长时，帅市长为难地摊开双手：“你们动手晚了，北海市区的土地已经瓜分光了。”在市长过问下，国土局给万科挤出不到3万平方米的两块地，都在新建的火车站附近。
以当时万科的胃口，这样的地块自然不够分量。北海有一个名为罐头岭的山峰，景色很美。登到顶峰，凉风习习。望着山脚下的海湾，沙滩、椰树、海浪。“哎，这一片如何？”“啊，地块已经被中信王军划去了。”
晚饭桌上，我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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