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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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浊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吏，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人，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身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浊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輧·輵·訛

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奇書网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奇　…書∧　網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法，他“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輩·輮·訛　赵舒翘靠刚毅援引才当上刑部尚书，又推测刚毅的看法出自内廷，辩也无益，故力翻前议，惟命是从，附和刚毅“拳民可恃”之说。何乃莹则在涿州时便已向刚毅靠拢了。汇报一边倒，皆言“义民无他心，可恃”。慈禧太后吃了一颗定心丸，她决计借用这些“义民”，与“洋人”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在听取刚毅、赵舒翘禀报前即已形成。就在刚毅出京赴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