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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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在听取刚毅、赵舒翘禀报前即已形成。就在刚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后向内阁发下谕旨，宣称：

西人传教，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借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事生端，是以屡降谕旨，饬令各地方官，妥加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这道谕旨，是一个政治表态。“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国家赤子”，被朝廷“一视同仁”，那么“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练拳也。

义和团进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许可。

我倾向于将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烧北京赛马场，看作大批义和团进京的信号。

据《庚辛纪事》载：“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称已命义和团充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董入京，正好在火烧赛马场第二天。同书又载：“自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称”与载澜的“令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开门揖盗”是一句老话，这一回，九重天阙“开门”而揖“义民”，结局如何，谁也猜它不出。但载漪、刚毅等人还是十分乐观的。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八九”。这些义和团发烧友，因为义和团的进京而焕发了“灭洋”活力。或上表，或进言，火上浇油，耸人听闻，掀起了一股极端愚昧又极端虚妄的排外浊流。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动中捡了个便宜，当上了后补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师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风光，让他对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岂有不相信之理！闻拳民入京，“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徐桐待如上宾，并提笔书写一联，拱手相赠。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联语，是那个时代对义和团最高的评价。可惜，这么“忠孝节廉”的义和团，最终还是闯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梓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编修萧菪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端郡王载漪许以晋升并赏银（70两），命虎神营章京（队长）恩海于哈德门大街拦路击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五月二十四日晚，义和团与武卫军甘军部攻击位于使馆区边缘的奥地利大使馆，这标志着围攻各国使馆区的开始。当晚武卫军枪杀了正向使馆区逃奔的京师大学堂外籍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次日下午，甘军占领奥地利使馆，并大肆纵火。·輩·輳·訛

强调一句：围攻使馆，戕杀公使，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宣战与否，那只是政府的外交姿态。

扫描第二阶段：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于仪銮殿议守战，连议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慈禧命许景澄等将十一份最后通牒分送各国大使馆，限各国大使馆24小时内将全部人员撤出北京，清廷派兵护行。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宣战诏》，公开对十一个建交国宣战。而在前一天，已下令董福祥部武卫（甘）军及荣禄部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

——六月初一（6月27日），天津义和团与清军攻击英国使署。

——六月初四（6月30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天津各国租界。

走到这一步，义和团的群众“灭洋”，终于演变为大清国的国家“灭洋”；可以个案处理的民教矛盾，终于升级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冲突。一国对八国的战略弱势，一开始便注定了取胜概率微乎其微。但顽固派还在用一厢情愿的昏热，梦幻着义和团的神功显现，以便靠了“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的下凡，让洋人枪炮不燃，让拳民刀枪不入，不费吹灰之力，将各国洋人扫荡净尽。

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弥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制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