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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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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2）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2）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3）
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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