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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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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声，把他叫到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和他见面，也不让他回去。
凌晨4点，邵力子从省党部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逮捕宋黎、马绍周等共产党分子，是蒋委员长的指令，他们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不对，现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张学良厉声说道：“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张学良把这些材料拿给邵力子看了，对他说：“过去我以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连你也整上了。”
蒋系特务们被张学良抄了老窝，又怕又恨。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介石哭诉张学良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张学良，不信任总部。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学良的来电，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对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宋哲元、阎锡山和李济深等，都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在汪锋受毛泽东之托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8月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1）
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2）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7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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