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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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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决定将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和第十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第二路军一成立，就面临着能否冲破敌军大规模“讨伐”的严峻考验。日伪疯狂进攻，严密封锁，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省委决定，第四军和第五军一部向西面的五常和舒兰一带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远征部队刚一集结，就遭到日伪军阻击，部队出发后，又受到日伪军围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就处于“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远征部队还发生了一系列叛变事件，更是雪上添霜。
艰难困苦是冶炼英雄的熔炉。10月份，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带着一百多名参加西征的指战员折返刁翎，寻找第五军军部。途中，他们露宿在林口县乌斯浑河西岸。当地的汉奸告密，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他们袭来。
拂晓，部队收拾行装，准备到附近的渡口去渡河。来到渡口，却发现野渡无人也无舟。关书范向水性较好的金石峰下令：“金参谋，你先去试探一下，看看水有多深！”
金石峰向对岸游去。关书范又对妇女团的人说：“你们准备好，呆会儿跟金参谋先过河。”
妇女团原有三十多人，现在只有指导员冷云等八个人了。她们遵照师长的命令，向河边走去，正准备下河，敌军从后面打过来了！
关书范立即指挥部队还击，一边向柞木岗山里退去。冷云等八名女战士，被敌军的火力隔在河边。
“姐妹们，打呀！让大部队撤走！”冷云喊着，带头向敌军猛烈射击。她们的火力牵制了敌军，大部队很快撤进了山里。他们回头一看，八名女战友还在河边向敌军射击。关书范命令部队掉头去接应。但是敌人太多，他们几次冲锋未能突破，增加了不少伤亡。关书范只好命令部队撤回山里。
大部队一撤，敌军集中力量对付河边的八名女战士。他们高喊：“活捉这几个娘们！”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冷云指挥女兵们沉着应战，不断毙伤敌军。但是，她们的子弹很快打光了，敌军放心大胆地往前冲来，以为这些女兵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但他们难以置信的是，眼前的八名女战士，互相背扶着，毅然走向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
冰冷的江水吞噬了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和李凤善。这八个名字，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会一代又一代传诵。
第二路军主力西征出发后，周保中指挥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策应主力西征，打破日伪的“讨伐”。
1938年3月18日，第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连的十四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带领下，准备和总指挥部派来的交通副官张凤春一起，到蓝棒山的李炮营集中。他们走到宝清县石灰窑南沟时，突然与二百多名日伪军和一百多名伪兴安军骑兵遭遇。伪兴安军个个善于骑射，人人凶狠残暴，烧杀成性，战斗力很强。
两军相遇，李海峰他们可以继续向山里挺进，那样自己可能安全些，但会暴露抗联的密营。李海峰没有进山，带领战士们抢占了小孤山，对抗人数上二十倍于己的装备精良的敌军。
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惨烈地进行了一天。
小孤山易守难攻，李海峰他们的火力，把日伪军打得人仰马翻。子弹快打完了，活着的战士用白雪匆匆掩埋牺牲的战友，继续投入战斗。李海峰是“射手之王”，三支连珠枪轮着用，一枪一枪地打，弹无虚发。他的双腿被打断了，两名战士抬着他转移阵地，继续射击。班路遗指导员和张全富两人抵挡二十多个日本兵，班路遗牺牲了，张全富拉响最后两枚手榴弹，与敌军同归于尽。十八岁的小王黑子是依兰人，牺牲时一条腿跪在深雪里，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日军见强攻不下，在东山上架起迫击炮，向小孤山猛烈轰击。临近傍晚，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和另外三个人转移，他自己掩护。他和留下来的战士把枪摔碎，把零件抛进雪谷。敌军再次冲上来，他们痛骂不止，以身殉国。
森林之王突围，八女投江殉国（3）
这一仗，李海峰的部队毙伤日伪军一百多人，敌军攻上山顶以后，仍然极为恐慌，只拖走三十多具同伴的尸体，便匆匆离开。
不久，第二路军总部为李海峰等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日军未到长沙，焦土抗战已始（1）
日军还没来到长沙，这里就开始了焦土抗战。
中国抗战以来，美国公众受“孤立主义”影响，并受日美贸易的牵制，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广州和武汉失陷前夕，罗斯福总统才表示：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不久，罗斯福看了蒋介石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2月12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同意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5日，罗斯福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美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
在罗斯福表明要看蒋介石态度的那段时间，蒋介石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武汉陷落，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他的意思，是想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湖南省政府礼堂里，文武官员黑压压坐了一大片。蒋介石看到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就问：“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张治中说：“我估计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
“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的语气咄咄逼人。
“是的，”张治中说，“作为湖南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接受时代所课予的新任务，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一年前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作为一个湖南人，他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便接上去说：“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介石见文武官员们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用启发的语气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特意从桂林赶来长沙的冯玉祥，没去体会他这位盟弟的意图，提议道：“除了湖南地方的准备工作，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队的粮食和衣服问题，急如燃眉，希望早日解决。”
蒋介石见冯玉祥将他一军，不耐烦地说：“急如燃眉的不是部队的粮食和衣服，湖南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粮食和军衣可以就地筹措，不难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恍然大悟：委员长并不关心军队如何打仗，他关心的是怎样处理长沙这座省城。他问道：“长沙囤积了不少物资，粤汉路上的火车头和车皮差不多都开到长沙来了，如果日军来了怎么办？是否要趁早运到西南去？”
蒋介石见张治中终于谈到了他所关心的话题，便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这些火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单是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处理的办法很简单，烧掉就是了！”
白崇禧马上提出异议：“空车皮和火车头恐怕不好烧吧！”
“有什么不好烧？”蒋介石固执己见，“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空车皮都烧掉！”
张治中试探地问：“长沙呢？”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蒋介石加重了语气，“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
陈诚马上紧跟蒋介石的调子：“委座的训示，不仅对长沙，也可以说，对整个九战区都适用。”
当晚的军事会议变成了讨论放火的会议，而蒋介石则变成了一名纵火专家，对于如何放火，如何烧毁一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和张治中一再表示反对，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奇∨書∨網。最后他请大家吃消夜，军事会议草草收场。
消夜过后，蒋介石又召来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秘密地叮嘱他们：“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11月12日，岳阳失守，日军铁蹄踏上了湖南的土地。这时的长沙，已不见昔日的繁华，市井之间，笼罩着凄凉和肃杀。人们都听说了日军在占领区烧杀奸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长沙的妇孺老幼，提到日本鬼子就谈虎色变。
张治中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战功，调到湖南主持政局，整整一年时间了。这个安徽人少年时曾流浪四方，目睹中国大众的贫苦，颇有一番抱负。如今国破山河碎，他只能以军人身份兼任一方父母官，常常苦笑。他是极想造福庶民的，然而，在他就任湖南省主席的前三天，长沙上空就第一次出现了空袭的日军飞机。日军的炸弹，如同巨响的警钟提醒他：你是一省之长，也是一名必须率军作战的将军。湖南必须进入战时状态。因此，他提出湖南的建设应是“军事第一”。
现在，他接到报告：大批日军飞机轰炸平江和通城，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日军快要杀来了。他正在思考对策，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密电。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从衡山发来的：
日军未到长沙，焦土抗战已始（2）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要做的。”陈诚肯定地说。
军命难违，张治中无奈，只得找来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共同商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并约好了动手的信号。
这时候，关麟征的第三十二军团驻防在新墙河，日军还没有开始向他们发动攻击，长沙附近根本没有日军的人影。但是，长沙南门天心阁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准备执行放火任务的几百名军警宪特，以为这是放火行动的信号，便手拿火把，肩背油桶，逐街逐巷、挨家挨户地放起火来。
长沙的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燃起了大火，一时间，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队叫起，有的在睡梦中惊醒，都以为日军真的打进城了，个个胆战心惊，争相夺路而逃，顿时，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片哭爹喊娘的叫声。
大火蔓延伸展，火头越来越凶，温度越来越高，历史名城长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变成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着一切生命。
有一队国民党军警的放火队，大模大样地来到寿星街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大门口，照例往房屋上浇汽油，准备用火把点燃。屋子里跑出一名战士，身穿灰色棉军装，右胳臂上挂着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挡住国民党士兵的手，急切地说：
“这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不能烧！”
“什么办事处不办事处，哪个机关的房子都得烧！”
“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正在里面办公，你们不能乱烧！”
“焚毁全城，这是上峰的命令，周副部长的房子也得烧！”
“上头谁的命令？周副部长怎么还不知道？”
“当然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没有他的命令，谁敢烧！”
手持火把的宪兵，点着了浇在屋檐和门上的汽油，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当周恩来和叶剑英下楼时，大火已经把二楼吞没了。他们和办事处人员一起冲出侧门，走上街道。周恩来昂头四望，满目火海，夜风不断从湘江边吹来，火势越烧越大，一座座建筑物在火里倒塌，人群从燃烧的屋子里狂奔出来，逃难的人们拖儿带女，扛着箱子，抱着被子，你挤我撞，涌向前去。年老体弱的人走不动，挤不过，有的就倒在地上，后面涌来的人不由自主，从他们身上踩踏过去，呼救声和儿童的哭声，震撼着黑暗的大地！
周恩来等人从火海里冲出来不久，郭沫若带着政治部第三厅的先遣人员赶来了。两厢汇合在一起。郭沫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恩来同志，你们受惊了！”
“我们没有什么，倒是长沙人民受惊受害了！有些人还在火海呢！”周恩来挂念着长沙的三十万市民，其中包括许多外地逃来的难民。他想马上返回长沙，看看长沙烧成了什么样子，探望大火中的长沙民众。叶剑英和郭沫若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周恩来请郭沫若把第三厅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长沙工作队，迅速出发。他们带着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跳上了来时的那辆破卡车，向长沙疾驶而去。
周恩来等人赶回长沙，和张治中匆匆研究了灭火方案，就投入紧张的救火工作。
整个长沙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藩城堤喻家巷老三号的向娭毑，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岁年纪，又身染重病，多日粒米未进，四面袭来的热风灼得她走投无路。门已被大火封住，连窗户都向屋里涌进火头。她被灼烤得实在无法忍受，就爬进水缸，初时觉得好受一些，但没多久，熊熊烈火就把她烤得昏死过去，直到水缸中的冷水被煮沸。当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向娭毑时，这位老人已被活活地煮熟了，唯有一张恐怖的眼紧紧地张开着瞪向天空。
同一时间，一对母女也被煮熟在自家的水缸之中。
伤兵医院着火时，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看护小姐不放手，几名女护士跟他们一起活活烧死，几位活着的护士头发都被烧光。被火灼烧的伤兵，发出哀厉的惨嚎。
这场“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成了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弥漫在全城的焦煳气味，满目的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使张治中无法日日面对，他觉得精神即将崩溃，请求蒋介石给他处分。
大火第二天，蒋介石从南岳来到长沙，外国侨民和外交使团人员纷纷询问：“日军未到，城先烧了，这是为什么？”蒋介石自知理亏，表示一定要严办失职人员。他要办个茶会向外国人道歉，手下却苦于买不到茶叶，因为商店都烧光了，只得到乡下去弄了些茶叶来。
蒋介石听完了人们的诉说，下令枪毙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对于张治中的处分，则是革职留用，办理善后。
关于国民党火烧长沙，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有这样一段追问：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可惜日本人开玩笑了，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兵和老弱病残的市民，到底谁负责呢？
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1）
冈村宁次用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
蒋介石草草处理了长沙大火的事件，又到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的三百多名高级将领到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在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设立八个战区和两个敌后战区。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干部教导游击战。＇奇。书＇南岳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担任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南岳会议结束不久，12月21日，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他带着陶希圣、傅斯年、周佛海等人出逃了。
汪精卫此行目的何在？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在演一战一和的双簧？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充斥街头巷尾。
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安，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蒋介石复电否认，并说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
24日，蒋介石从西安飞回重庆，部署辟谣。当晚，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还说，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29日，汪精卫的意图明朗了。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向蒋介石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携手防共。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二十天后，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十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于不利。
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陕西旬邑事件、平江惨案、张荫梧在冀南的反共磨擦、河南确山惨案、晋南“十二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但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面子上非常难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他决定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将戴笠手下的能人陈恭澍派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
曾经指挥刺杀吉鸿昌的陈恭澍，跟随军统头子戴笠，领着从国内不同地方抽调人员组成的特务组，来到了河内。戴笠对他们再三叮咛：“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走后，特务组联系到一个叫做魏春风的人，他的女朋友有个亲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精卫的住宅附近巡逻。特务组侦察到汪精卫的住所，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是坐落在小花园中间的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夫妇住着三楼的大卧室，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则住在三楼的小卧室。
这座洋房的二楼有个会客厅，还有几间卧室，住着汪精卫的随从人员。一楼除了车库以外，就是服务人员和卫士的住所。
陈恭澍并没有急于动手。他们在汪精卫住宅的对面租了一所房子，住在里面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一个多月后，他们对汪精卫及其随从的起居和各个卧室内的情况，全都了如指掌。
3月19日，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急电，要他们对汪精卫采取行动。21日夜，他带领其余五名刺客，用斧头砍断小花园的竹篱，潜进花园，搭起人梯，攀上窗门，然后甩出钩索，攀着绳子爬上三楼，进入走廊。
职业刺客们身手麻利，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当，可惜他们疏忽了一个细节。前一天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他自己搬到小卧室了。
刺客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特工唐英杰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住在大卧室。于是，刺客们冲过去，砍开房门，几支枪对准床上的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得手，立即撤走。曾仲鸣胸中三枪，在医院里强撑着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因为汪精卫潜逃时所带的钱都是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的。他把钱留给了汪精卫，自己一命呜呼，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而汪精卫本人在一个月后，由日本特务严密保护，从河内到达海防，然后秘密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抵达上海，策划组织傀儡政权。
特务组刺杀汪精卫失误，是否有人误导或是给刺杀对象通风报信，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证，尚无定论。
就在陈恭澍特务组准备刺杀汪精卫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发现武汉的日军正在蠢蠢欲动。他从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即将进攻南昌。
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2）
冈村宁次进入武汉不久，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在武汉会战中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上任之初，急功近利，致使部队损兵折将，进展不力，因而深深自责。又因派出松浦师团孤军冒进，导致天皇为陷入万家岭重围的三万日军而心焦，畑俊六大将亲自插手指挥，仍然未能挽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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